“妈妈，”她哭道，“妈妈妈妈……”秋兰就同一根枯柴躺在里面，脸变黑且干了，像一朵老香菇。我两个表妹使劲把家云拉了开去，家云还挣扎着要扑到棺材上去。我感到家云哭得太认真了，眼泪多了并非好事。
那天晚上开了个追悼会。秋兰单位来了很多人，秋兰生前倒没有人来，就是她住院的那段时间来看她的人也少，然而那天晚上却来了很多人。秋兰单位的工会主席致悼词充分体现了“夸张”二字。按他悼词的内容判断，秋兰起码也是“劳动模范”，可惜秋兰生前什么都不是，连“工会积极分子”也尚未评过（秋兰不擅于搞好群众关系）。追悼会完毕，两班乐队闹得不可开交，一班国乐一班管乐，一个劲较劲。国乐锣鼓时不时喧声震耳，唢呐二胡京胡悲悲切切，唱挽歌的中年汉唱得如诉如泣，然而没有人听。铜管乐圆号小号拉号黑管萨克管大鼓小鼓声音威猛不已，可是吹的乐曲与丧事风马牛毫不相干，《运动员进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血染的风采》《南泥湾》等等，还有一个尖嗓门女人唱，如果没有花圈和祭帐，你还以为这里是举办舞会。我开始总有味道不对感，好像你呷咖啡，却是牛奶味。后又觉得这反倒好些，何必造出那种并没人想同你一起悲伤的悲戚氛围呢？就让《八月桂花遍地开》吧。
13
秋兰死后的第三个星期的一天上午，上完第三节课，刚走到办公楼的门口，有人喊住我说：“何老师，你有电话。”我走进办公室接电话，一拿起听筒，原来是尚青青打来的。自从秋兰住院起，我同她几乎没联系了，并不是我忘记了她，而是一想起她心里就出现了障碍物。这种障碍物就是我总感到她是我头上的灾星。
1961年我同她做夫妻时，许多好事都同我失之交臂，牢房的大门倒对我很敞开。现在同她一重修旧梦，厄运就又找来了。“你现在忘记我了吧？”听筒那边送来一种自嘲味的声音。我说：“天天都想。”“你吹牛皮呗？”“不是。”对方沉默了几秒钟，“我给你打过七个电话你晓得吗？”“不晓得。”“好罗，就让你装一次蒜。”对方宽容道，看来你还没醒，你来我家吃晚饭，我给你洗洗身上的晦气。”她挂了电话。
傍晚，天上下着毛毛细雨，空气里有尿臊味，街上的行人匆匆忙忙好像一群鸡鸭跑动。出门前母亲问我哪里去，我说：“我去同尚青青结束这种关系。”此刻我一迈进尚青青的家，心里那根柱子就动摇了。我走到窗前，拧起淡紫色的百叶窗，点支烟，给自己那困顿的大脑提神。窗外雨淅淅沥沥下大了，天灰蒙蒙的，远处的房屋隐隐绰绰一片使我徒增一种人生荒凉感。我想起了那首童谣：月亮巴巴，肚里坐个妈妈妈妈出来买菜，肚里坐个奶奶……尚从厨房走过来，身上飘着一股肉和药的香味（她用天麻炖鸭子），坐到沙发上，她瞧我半天都不吭声，便问我：“你现在讨厌我了吧？”我说没有。她继续沿她的思路说：“真的你莫勉强自己。”她骨子里残存的一片高傲抬头了，宛若一抹残阳远远照过来。
我猛然忆起在大学里的时候她有一根又粗又长的辫子直落到她纤细的腰干上。那是我第一天走进教室时她第一次落在我眼底的身影。此刻，这遗失多年的一页猛然放出一种清丽迷人的冲击波，足可以把我心中的障碍物形成的大树推倒。“你不要赶我走，”我说。
她垂下的头又抬起来瞥着我，那双眼睛像一塘被糟踏了的浑水。
“我只是这一向脑壳没转过来，秋兰的死让我想了很多。”“我也想了很多，”她别开脸说，“我这一生活得很不抵！”“你很抵的。”我盯着她红润的下巴，“你有我爱你。有了爱，还要什么呢？在湘江宾馆同你一见面，我就感到埋下了几十年的爱又复活了，感到如清泉一样向你流去，生活的引力又把我拉向了你……”尚走拢来坐到了我腿上，把头贴到我脸上，任我那任性的手抚摸她的腰和背……我感觉到她的泪水流到了我脸上，“你哭什么？”我问她道。她反倒真哭了，身子蜷缩成一团，像只熊猫。我扳开她的脸，就用手掌揩她脸上那清亮的泪水，“我们很好的埃”“我不是哭现在，我是觉得我从来没安排好过我自己。”“不要想这些，”我说。我想起早几天我在《读者文摘》上读过一篇外国人写的文章，对人类的成长阶段和年龄进了重新划分，并从某些动物的寿命延长到人类的寿命延长列举了大量实例。这篇文章使我兴奋。“按外国科学家对人类年龄重新划分来看，我同你还是青年人。”我做出满有把握的模样说，“40岁以下属青少年，40至70是青年，70至100岁才算中年，100岁以上才是老年。人可以活140至160岁。我们还是迈入青年的第一个十年。日子还长，要有信心。”尚说：“人哪里活得那么久！”“所以要有意识地活。”我安慰她道，“古时候说人到七十古来稀，现在七十岁以上的婆婆老头到处都是，已不是稀了。这证明人类的寿命确实延长了。我们就要这样去想，我们就会活得年轻不想事。”
厨房里炖的鸭子送出了糊味，尚赶紧奔进厨房拧灭了煤气炉。
我走过去揭开锅盖，结果一股更浓的糊味充塞在房里。我推开了两边的窗子，“现在是吃空气了，”我说。尚笑着走过来，“吃我吧。”
她那从未哺乳过后代的乳房还很丰腴地挺着……那天晚上我很晚了才回家，母亲仍没睡，在清着什么。“我还是打算同尚青青复婚。”我说，疲倦地坐到了沙发上。母亲望了我一眼，“你不是说她尽给你带来厄运？”“我看那没有科学依据，再说，人走背运的年龄也过去了。”母亲叹口气，“我随便你，”母亲说，“反正过几天我就到乡里去了，我也管不了。”母亲血管里还流有旧恨，当年尚青青把她老人家看成一堆狗屎，这堆狗屎在她脑海里形成了一片无法淹没的岛屿。即使如此，母亲也没阻止我，她的宽容和好脾气已慢慢注入我胸膛了。“对什么事情都不要盯死去看，”母亲曾教育我说，“你应该活得有男子气。”在很多年里，母亲这番话如同除污剂一样宽慰着我，把沾在我心上的积怨一点点清洗掉了。母亲这番话是在我得知尚青青去做了人工流产后的第二天说的。在那一年，我的老同学肖克勤从遥远的地方伸过来一双强有力的手，把我们的婚姻生活搅得一团糟，直至破裂。
肖克勤。
14
1988年10月1日，我去德园参加同事的婚礼，不料碰见了多年不见的肖克勤。
当时酒席尚未开始，我站在德园门前抽烟，边同几个老师聊国际大事，忽然有人在我肩膀上轻轻拍了下，“何光宗。”我一回头，一乡下人模样的长脸大汉仁立于我一旁，手上捏着两个馒头，头上戴顶旧草帽，腋窝夹着个烂黑皮袋，嘴角挂着憨厚且迟钝的笑纹。“不认识我了吧？”“肖克勤！”我伸出了惭愧的手。
我们握着，紧紧地！
“我一直站在马路对面认了你半天，”肖克勤说，目光在我眼底寻找旧的友情。我立即给了他：“好多年不见你了。”“我也是。”
肖瞥着我。这个被大学同学遗忘的人（因为他没毕业就未把他列入湘江宾馆同学聚会的名单里），脸上有种深沉的憨厚，让我同情。
“你小孩有多大了？”我找话说。他一笑：“我没小孩。”我以为他还未结婚，忍不住问他：“你老兄怎么回事？”他把笑容放进了口袋里，“我老婆有心脏病，不能生孩子。”“没有孩子好，省得自己找麻烦。”“我们带了个女孩。”他说。
“那也好，”我顺着他说，“人老了，有什么苦恼病疼，想想自己的子女也能化去一点。”他说：“我正是你这样想。”我觉得他完全不是他了，生活的利爪在他脸上留下了些抹不掉的爪樱大学时代他是何等活跃，何等引人羡慕和嫉妒啊，生活的铁拳把他打扁了。我还不至于那么不经打，继而感到我比他坚强。“你这些年还画画没有？”我换个话题说。肖脸上一塘死水似的笑容，“一直没画了。大学出来后跟村里一个模具师学做模具。平反后，进了县鞋帽厂做鞋模。这几天在长沙联系销路。”我问他住在哪里。他说他住在同事的叔叔家里。我说：“你们出来销售，厂里还不报销住宿费？”“厂里每天补贴12元，我想尽量省下来，为家里增加点收入，我妻子是农村户口，身体又不好。”“其实你应该幸福，”我同情地瞅着他。他丝毫不在乎我的同情，“并不是你想象的，相反，我觉得很轻快。”“那就好。”我说。我等着他问尚青青，但他始终没提尚青青一个字，我怀疑他把尚青青从他记忆的仓库里清理出去了。“你们厂做什么鞋？”我找话说。肖眼睛一亮，“什么鞋都做，皮鞋，旅游鞋，球鞋都做。你要是能联系到业务我可以给你百分之二的回扣……你鞋帽店有熟人吗？”“没有熟人，”我抱歉地说。
肖的目光又暗了下去，像一支蜡烛灭了。
这当儿新郎走过来请我入席，我和肖的谈话便结束了。我告诉了他地址和乘车线路，我要他到我那儿去住，但他没有来。
我估计肖克勤这一生是确实不走运，只要有机会他是不会放过的，他是那种精明且会表现自己价值的人。而我这一生却接连丢掉了两个机会像人家扔可乐瓶子。
1959年我大学毕业，那个把肖克勤打成右派的系主任想要我留校。我得知尚青青分回湖南后，很干脆地说我想回湖南。我若留校，凭我的小聪明混个系主任和教授当是不会有困难的。紧跟着我又丢了第二个机会。我分配到省文化厅文艺处工作，可是没有尚那动人的身影我坐不住，继而痛恨八小时坐班。我打调动报告前后打了三份，一年后终于调到了离尚很近的一所中专教书。我要是不调学校就不会打成现行反革命。我若在文化厅，现在再糟也混了个处级。我或许是个好领导，我能设法理解人，我会尽量替别人排忧解难。我是1960年夏调学校的，一年后，我像肖克勤一样因为一句话成了反革命分子。报应。
那年5月，物理老师吴从湘西奔丧回来，瘦了一圈肉。他一进办公室就唉声叹气，当时办公室里除我以外还坐着三个人。老吴说他母亲是得水肿病死的。他说农村里到处饿死人。他说了件令人呕吐的事。汽车开进凤凰县车站一停车，一胖女人下车便蹲在树下呕吐。一个衣着破烂肌黄寡瘦的孕妇等胖女人走开，便走上去抓着呕吐物吃，紧张地吃着，生怕别人抢似的。我很恶心，于是冲口说了些在当时过头的话，“旧社会还没有这种恶心事。”我说，“旧社会一个叫化子每天讨一碗饭吃是随便的事。那时候一逢年过节，我家门前就叫化子排长队，我奶奶叫一个佣人给叫化子一人舀一碗饭。现在人人都喊肚子饿，其是实在有点瞎胡闹。”
我同肖克勤一样的命运，只是更惨。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党支部书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红卫兵小将整死了）很起劲地分析着我上述的这段话，把它列为三条。“第一，何光宗大肆宣扬旧社会好，其用心是妄想变天。第二，何光宗无视事实，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人人饿肚子。试问，我们肚子饿吗？我们人人都吃得饱穿得暖，哪里饿了？第三，何光宗侮蔑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是瞎胡闹，梦想国民党蒋介石打回来，让人民受第二遍苦，而他好回到那种剥削阶级的生活里去！地主阶级的传声筒——何光宗，给我站起来！”他凶凶地吼道，猛击了下桌子，砰，仿佛是一个雷劈在我脸上。
我吓得腿发软，尿也出来了。
15
在德园门口与肖克勤相遇后，下午我在家里画《月魂》那幅油画时尚青青来了。我告诉了她。“假如肖克勤今天是出现在你面前，”我审视着她说，“你会不会感情转移？”她一笑，“我记都不记得他是什么模样了。”“那就好，”我说，不觉一种妒意飘然而至。
这种伟大之心理在我身上遗失许多许多年了，现在它却像雨露滋润禾苗样滋润着我，并且在抽穗。“我喊他来我这里住，如果肖克勤真的来了，你不要再有非分之想。”“不得，”她脸上红喷喷地透出一股兴奋，“我真没想到你现在还有年轻人那种心态，”“我们还只是年轻人的第一个十年，你要明白。”我说。我又拿起画笔画画。
有一段时间月亮巴巴总在我脑海里晃悠，牵着童年的梦，我决定把它画下来。正好有天我和尚青青上酒家跳舞，碰见一位老同学。他在省美协工作，他劝我认真画幅油画，看能不能选上今年的全国美展，“我会助你一臂之力，”他说道。于是我年轻时候想当画家的愿望又抬头了。回到家里，我便出钱找校木匠做了个150X120厘米的画框，绷上画布，画起《月魂》来。我总觉得这个世界是女人的，其实男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讨好女人，男人对女人的爱是伟大而又奴性十足的。任何一个伟大的男人他终究要被女人征服，而不是他去征服了女人，即便他征服了女人反过来他又被女人征服了。男人可以为女人拼命，经常有这样的血案发生在世界各国，而女人很少去为男人动刀动枪，因为她们是征服者。她们装出懦弱的样子（骨子里却比男人坚强和耐劳十倍），享受着自以为自己勇敢和坚强的男人的爱。她们才是真正的老虎。
我画《月魂》的时候，满脑壳就尽想着这些。“事实上占有这个世界的是你们女人。”我对尚青青说，“男人什么也没有。”她坐在我一旁瞧着我把月亮的色块画成了粉红，“月亮应该是白的，”她说。
尚青青已经很多年没画画了，她的感觉也迟钝了。“月亮是女人的肉色。”我说。
那天晚上彭来了，骑着一辆铃木125，穿得很讲究。他有大半年没来过了，他还不知道秋兰的死。“秋姐呢？”彭东张西望道，把他手中的头盔放到了茶几上。我说秋兰已经死了，彭惊诧得兔子样蹦了起来，“秋姐死了，好久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