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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个人生活道路的史录，鲁迅日记不装腔作势，不矫揉造作，不雕琢粉饰，有的文字比别的文章更能表现鲁迅的个性和多方面的生活内容，堪称最大意义上的个性化写作。“夜代女工王阿花付赎身钱百五十元”1930年1月9日日记。，充分表现了鲁迅对劳苦大众——特别是被压迫妇女的真挚同情。“上午赴部，车夫误碾地上所置橡皮水管，有似巡警者及常服者三数人突来乱击之，季世人性都如野狗，可叹！”1913年2月8日日记。，充分表现鲁迅对欺压劳苦大众的社会恶势力的深刻憎恨。“下午捐慰问被捕学生泉十”1927年4月16日日记。，这是鲁迅在国民党右派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一次明确的政治表态。据不完全统计，鲁迅日记中关于从事著译的直接记载共1240多条，切切实实地反映出鲁迅在新文化战线上不避锋芒、顽强拼搏的一生。但鲁迅也有休憩。他在1933年1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旧历除夕也，治少许肴，邀雪峰夜饭，又买花爆十余，与海婴同登屋顶燃放之，盖如此度岁，不能得者已二年矣。”鲁迅极端厌恶那种叫人终年奋发、悲愤的说教者，因为“叫人整年的悲愤，劳作的英雄们，一定是自己毫不知道悲愤，劳作的人物。在实际上，悲愤者和劳作者，是时时需要休息和高兴的。古埃及的奴隶们，有时也会冷然一笑。这是蔑视一切的笑。不懂得这笑的意义者，只有主子和自安于奴才生活，而劳作较少，并且失了悲愤的奴才。”《花边文学·过年》。
有的研究者以记事繁简详略为区分标准，将日记区分为“复式记事日记”和“简式记事日记”。鲁迅日记记事至简，叙述极略，当然应归入后一种日记类型。在文坛论争的过程中，有些鲁迅的论敌将他称之为“绍兴刑名师爷”，“刀笔吏”。这自然是一种十分刻薄的攻击性言论。但作为深受浙文化氛围濡染的文学大师，鲁迅的文字又的确以老辣著称，能够只用一、两个词写尽一种心态，概括一种事物，品评一种人物，收到一针见血、寸铁杀人的艺术效果。鲁迅的这种语言力度，跟“一著点墨，动关生死”的师爷行文确有相似之处。“下午得妇来书，二十二日从丁家弄朱宅发，颇谬”1914年11月26日日记。——一个“谬”字，道破了鲁迅跟原配夫人之间的思想鸿沟，感情障壁。“其词甚怪”1912年9月6日日记。，“不知所云”（1913年2月5日），“不了了”1914年5月12日日记。，聊聊数字，彻底戳穿了北洋政府教育部范源濂总长，刘冠雄总长，梁善济次长三人色厉内荏的空虚本质。“无日不处忧患中”（1913年10月1日），简单七个字，也写尽了辛亥革命之后鲁迅由失望而陷于悲愤的心境。正是由于鲁迅行文简而有力，鲁迅日记才能呈现出丰富多姿的历史内容而为特定的时代传神写真。
由于鲁迅日记是研究鲁迅的最宝贵和最真实的史料之一，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献价值，那些有意诋毁鲁迅的人往往挖空心思，极力想从鲁迅日记中嗅出一些自以为对他们有利的材料，以图达到他们并不光明正大的目的。比如因为鲁迅1912年的日记中出现了“寄羽太家信”的记载，有人就曲解文意，断言周作人的日本老婆羽太信子原是鲁迅之妻，因此才将寄羽太信子的信称为“家信”。殊不知这位在鲁迅日记中出现过七十余次的“羽太”其实是周作人的妻舅羽太重九。所谓“寄羽太家信”，就是往日本的羽太重九家里去信，对周作人的妻舅进行接济。又如，鲁迅1932年1月31日至2月5日日记有失记的情况，有人就故布疑阵，说鲁迅隐瞒了“整个生命里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令他心里最难过的，最恐惧的，到死也不能释然于怀的极端隐瞒的事”。这种含糊的指责，妄图误导读者往不当之处作无穷的想象，以使鲁迅在这种妄想中身败名裂。但对中国现代史和鲁迅生平稍有常识的人就会知道，1932年初爆发了日军进攻上海的一二八事变，鲁迅一家“突陷火线中，血刃塞途，飞丸入室，真有命在旦夕之概。”（1932年2月22日致许寿裳信）在举家避难过程中，日记偶尔出现几天空白，怎么竟会成为鲁迅充当汉奸的罪证呢？更为荒唐的是，一贯以反鲁自诩的苏雪林女士公开撰文攻击鲁迅“狎妓”，人格因此破产。证据是鲁迅1932年2月16日的一则日记：“夜全寓十人皆至同宝泰饮酒，颇醉。复往青莲阁饮茗，邀一妓略来坐，与以一元。”所谓“全寓”，系指鲁迅一家三口及其三弟周建人一家。世上哪有“全寓”同狎一妓的怪事？事实非常明显，所谓“妓”即因一二八事变流落到上海来卖唱的歌女。“略来坐”，无非是进行一种社会调查。试联系鲁迅同年创作的七绝《所闻》（“华灯照宴敞豪门，娇女严装侍玉尊，忽忆情亲焦土下，佯看罗袜掩啼痕”）以及七绝《无题·其二》（“皓齿吴娃唱柳枝，酒阑人静暮春时。无端旧梦驱残醉，独对灯阴忆子规”），就会明了这些作品的素材来源。令人不解的是，当今有些人极力为某些文人的劣行恶迹乃至杀妻之罪进行强辩，而又极力想在鲁迅圣洁的躯体上寻觅下蛆的处所。然而无论前一种做法抑或后一种做法，最终都将是徒劳无益费精神。
据周作人回忆，鲁迅在南京求学时期和赴日留学途中均写有日记，惜今佚。追回失落的鲁迅1922年日记，看来也是一件希望渺茫的事情。为了保存鲁迅手泽，以供图书馆、文化机关、研究者备置，上海出版公司于1951年影印了现存《鲁迅日记》1050部。1959年、197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两次出版了排印本。1981年，鲁迅日记作为16卷本《鲁迅全集》的第14、15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度印行，重新进行了校勘，把手稿中的部分古体字改为现行通用字，以便一般读者阅读，又订正了手稿中的某些笔误（包括日文、西文中的笔误）。但也偶有脱字漏补、笔误未改的情况，如未将福田医院改为福民医院，未将马改为马珏，未将金维尧改为金性尧，等等。由于日记手稿影印本个别处不够清晰，81年版还有将手稿中原本正确的字看错的情况，如将关天彭看成关大彭，将重久看成重人。1981年版鲁迅日记的最大贡献，是对文中涉及的大量人物、书刊、社团、机构等进行了详尽注释，做到了冯雪峰同志在解放初期感到“远非我们的能力所能做到”的事情《〈鲁迅日记〉影印出版说明》。。这是一项筚路蓝缕的工作，虽然人物生卒年注释难免有误，但开创之功功不可没。其中贡献最大的是亡友包子衍先生——这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以生命赴鲁迅研究的人。参加这项工作的还有蒋锡金教授、王锡荣、虞积华同志。笔者也参加了部分注释定稿工作，留下了生命史上值得珍惜的一页。此次排印本完全据手稿逐字逐句重新校勘，改订了此前诸种排印本中的若干错漏；但某些古体字、异体字、通假字仍照手迹付排，以保存历史原貌。鲁迅在《三闲集·鲁迅译著书目》中说过一句十分恳切的话：“不要只用力于抹杀别个，使他和自己一样的空无，而必须跨过那站着的前人，比前人更加高大”。然而，真要跨过前人，哪怕是一星半点，又谈何容易！
（原载《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6期）
《鲁迅其书》第四部分后记
近年来；随着读者读书品味的提高；鲁迅著作再次抢手。为满足读者需求；不少出版社纷纷推出不同形式的鲁迅作品集；数量达20种之多。与此相对照的是；鲁迅研究的文章和著作的读者仍然较少。个中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其中；大部分研究者一般都从各自的研究专题出发；而未能较多地从读者需求考虑；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就学术研究而言；我们不能仅仅从这一个方面需要要求研究者“俯就”。但也应看到在鲁迅研究的整体上；能够满足读者的诠释性阅读需求的文章其实并不少。如果能从鲁迅著作的内容出发；编辑一种适应读者需求的助读文集；对解决上述问题或许不无帮助。我们的想法；得到了社科文献出版社领导的支持；此书能与读者见面；完全仰仗他们不惜工本的成全。
由于编辑的初衷旨在帮助读者阅读原著和理解鲁迅；选编的原则首先在于同鲁迅其人、其书宏观的和具体的针对性；其次则侧重诠释性；在以上前提下再以文章的水平和时间的切近作综合考虑。这也是有些鲁迅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和近年有关鲁迅论争文章未收的原因。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收入本书的文章绝大多数已经征得作者同意；只有极少数文章由于不知作者的联系地址；却又不忍割爱而收入。对此；除乞作者谅解外；还望能尽快与我们联系（地址：北京阜内鲁迅博物馆；邮编：100034）。
最后；谢谢为此书而关心和帮助过我们的师长和朋友们。
编者
200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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