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又与众不同”，对他们进行了辛辣的嘲讽。为什么说他们是“自掏腰包”呢，因为他们在《星火》“前致词”中说：“我们这刊物是根本没有摸出钞来的老板的；如果非要有老板不可，那么我们的每个同人就都是老板。为筹划开始几期的印刷费，我们的几十多个同人从最迫切的生活费用上三块五块的省下来，逐月积蓄，一直积蓄了几近半年之久，才算够上了我们的预算。”所以鲁迅以“卖穷和富”来概括和讽刺他们。
“倚老卖老”
在《六论“文人相轻”——二卖》中，鲁迅说：“今年文坛上的战术，有几乎是恢复了五六年前的太阳社式，年纪大又成为一种罪状了，叫做‘倚老卖老’。”
五六年前的太阳社式，是指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中，太阳社中有些人，对鲁迅采取了宗派主义的攻击态度，甚至在鲁迅的年龄上做文章。那么，在1935年，又是谁把年纪大作为一种罪状，不分是非地对老作家进行攻击呢？查清这个背景，对于了解当时的文坛斗争，理解本文都是十分重要的。
经过调查，我们发现攻击老作家“倚老卖老”，见之于1935年《星火》月刊第四期巴山的《文坛三家》一文。而这篇文章，又是对着鲁迅的杂文《文坛三户》而发的。
1935年6月6日，鲁迅发表了《文坛三户》。文章揭露当时的文坛，“从阴暗这方面看起来，暂时大约还要被两大类子弟，就是‘破落户’和‘暴发户’所占据”，而由于“时势的飞速的变化”，一些人“暴发不久，破落随之”，于是又有“破落暴发户”的出现。鲁迅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勾勒了这些作家的本质及其表现特征，并断言，“使中国的文学有起色的人，在这三户之外。”这篇文章，立论深刻，分析透彻，击中了当时文坛的阴暗面的要害，很刺痛了有一些人的。巴山的《文坛三家》就是反应之一。
《文坛三家》一开头，就引了我们在上面所引的《文坛三户》中的话，说是“我于此有感焉，作《文坛三家》”，“那三家？教授作家，版税作家，编辑作家是也。”
《文坛三家》在文中引了许多《文坛三户》中的话，含沙射影，对鲁迅进行攻击。如在谈教授作家时就说：“但文坛上的作家之所以成为作家者，却并不一定因为他先前总有一点如上所述的凭借，如得了官费出洋留学镀了金镀了银回国以后弄弄笔墨成为作家的人，他就不是凭借着‘祖遗的正在少下去的钱，或是父积的还在多起来的钱’。”
“倚老卖老”是巴山在谈到版税作家时说的，那就更明显地对鲁迅进行造谣、污蔑、攻击了。文章说：“文坛上另有一种作家，自由自在，优哉游哉，出则‘云飞汽车’，住则洋楼整座，不但不用巴结人，而且有人去巴结他，甚至有的还成了‘文坛闻人’，收徒弟作‘老头子’，他是靠版税过活的人，名曰版税作家。这一种版税作家，名利双收，倚老卖老，不干创作，而且利已得，名更重，虽生活已如贵人，言论偏要激昂，而其实正是挂羊头卖狗肉，欺世盗名之辈罢了。”还说什么：“只是一味跟着激昂青年乱喊乱叫”，“在激昂青年看来，大模大样，俨然导师”等等。
这个巴山是谁呢？为什么对鲁迅如此造谣污蔑呢？鲁迅在《六论“文人相轻”》中揭出是“上海的青年作家”。而《星火》社正是以“青年作家”自命的，在《星火》创刊号的“前致词”中写着：“如果有人问起我们是怎样的人，那么我们的答话是很简单的，我们都是诚恳的为文艺而努力的青年。”《星火》的编辑是苏汶、杨人、韩侍桁三人。这个巴山，在《星火》上不仅常有文章，而且每一期上都写有不少补白类的“文坛偶语”，显然不是一般的投稿者。现在查明，巴山，就是《星火》编者之一杨人。
在三十年代的文坛上，杨人是一个颇为有名——臭名昭著——的人物。他1925年混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太阳社，任过《太阳》月刊的主编。左联成立时，他参加了左联，又参加过剧联，还担任过剧联第一任的党团书记。正如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指出的，这是那种“翻着筋斗”的“革命作家”，“激烈得快”，“颓废得也快”。当国民党对左联的压迫、摧残加紧时，他就显出了原形。1933年1月，他在《读书杂志》上公开发表叛党声明《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对党大肆污蔑攻击，宣扬叛徒哲学。其中说：“回过头来看我自己，父老家贫弟幼，漂泊半生，一事无成，革命何时才成功，以湘鄂西苏区的情形来推测，我的家人也不免作饿作叫化子的。还是：留得青山在，且顾自家人罢了！病中，千思万想，终于由理智来判定，我脱离中国共产党了。”并声称“我愿意作个‘第三种人’，而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此后，这个无耻的叛徒与“第三种人”苏汶等混在一起，继续恬不知耻地在文坛活动，或装疯卖傻，或化名攻击，干着破坏左翼文艺运动的勾当。
明白了巴山就是杨人，我们对于《文坛三家》中的造谣攻击就不会感到丝毫的奇怪了。因为这些正是这个“革命小贩”的惯伎。早在他做“革命文学家”的时候，就化名“小记者”，在小报上造谣说鲁迅得了南京政府的文学奖金，大开汤饼会等等。他在左翼阵营中爬开去后，也曾化名柳丝发表《新儒林外史》，自称“小将”，污蔑和攻击“老将”鲁迅。现在他写《文坛三家》，不过是故伎重演罢了。
对于这位杨人，鲁迅曾写了《答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勾画了他的“革命场中的一位小贩”的丑恶嘴脸，指出他的叛党“自白”，“革命与否以亲之苦乐为转移，有些投机气味是无疑的。”又写有《青年与老子》，嘲讽了他的“抛去原有的理想，改做孝子”的叛徒哲学。鲁迅还在《〈伪自由书〉后记》和《〈准风月谈〉后记》中，作为阴面战法之一种，录存了杨人的一些“妙文”，使读者对于“‘改悔的革命文学家’的标本作品”开一眼界。
杨人把鲁迅对于文坛黑暗的揭露批判，用“倚老卖老”来概括之，这是混淆黑白，掩盖黑暗的手段之一。鲁迅在《六论“文人相轻”》中指出：“其实呢，罪是并不在‘老’，而在于‘卖’的，假使他在叉麻将，念弥陀，一字不写，就决不会惹青年作家的口诛笔伐。”正是因为鲁迅坚持对黑暗势力的斗争，包括对杨人之流的揭露批判，这才引得杨人如此狂吠。
在《六论“文人相轻”》中，鲁迅也就在“卖”字上把文章做开去，继续毫不留情的揭露国民党统治下社会上和文坛上的种种黑暗，其中包括《星火》和杨人之流。文中说：“有的卖孝，说自己做这样的文章，是因为怕父亲将来吃苦的缘故，那可更了不得，价值简直和李密的《陈情表》不相上下了。”就是对杨人及其叛党自白的进一步嘲讽和鞭挞。又如，鲁迅说：“有的就是衔烟头，穿洋服，唉声叹气，顾影自怜，老是记着自己的韶年玉貌的少年哥儿，这里和‘卖老’相对，估且叫他‘卖俏’罢”，指的就是《星火》社的苏汶、杨人等人。正是他们，在《星火》上口口声声以青年作家自我标榜，一会儿是“诚恳的为文艺而努力的青年”，一会儿又是“有点自爱心而不屑于钻营逢迎的文艺青年”，说得真令人有点肉麻，而又唉声叹气、顾影自怜于自己们的怀才不遇，据说“即使是成熟的作品，要找到个发表的机会，也像是抽彩票一样的困难”。这些少年哥儿们简直是被成名的老作家压迫得在偌大的文坛上连“应有的立足地”也没有了。
30年代文坛上的斗争，是有着分明的是非的，这是两个阶级两种思想的斗争。杨人之流心造出一个老作家压迫青年作家的幻影，是企图混淆黑白，把水搅混。鲁迅严正地指出：“中国的文坛虽然幼稚，昏暗，却还没有这么简单；读者……有辨别力的也不少，而且还在多起来。所以专门‘卖老’，是不行的，因为文坛究竟不是养老堂，又所以专门‘卖俏’，也不行的，因为文坛究竟也不是妓院”，表现了对这些无耻的“卖俏”之徒的极端鄙视。
（原载《鲁迅研究资料》第6期）
《鲁迅其书》第四部分谈《集外集》
在第一期的《海燕》上，读到了鲁迅先生的《题未定草》第六章中说：有人告诉他《集外集》出版之后，施蛰存先生曾在什么刊物上有过批评，以为这本书不值得付印，最好是选一下的话。我因僻处乡村，施先生的原文没有拜读过，直到如今在别人的文章中间接才知道施先生对于《集外集》曾有过这样的一种批评，因此使我想到来谈一谈《集外集》的经历。
慨自《集外集》出版以来，却得到过三种批评，两种是关于人身方面，一种是关于本书方面的。人身方面的一种说我是鲁迅的小喽，另一种是说我想借此登龙；关于本书方面的，就是上面引的施先生的批评了。或者别的批评还有，不过因我没有知道，姑且作废不谈。现在用倒叙法先从后一种施先生批评说起。
诚如施先生所说：《集外集》是不值得付印，不独作者鲁迅先生有此感想，即如我编者自己也有此感。到底为何编印起这一本书来呢？原因在个人的嗜好，素爱读作者的作品，每逢读到不见集中的文章，随手就抄录起来了；至于将它偏集成书和付印出版，却是临时出于出版家的要求，殊非当初抄录时意料所及。至于值得不值得付印的问题，编集时却也经过相当考虑的，一切都记述在《编者引言》中。不过这一篇《引言》，本书出版时却给人家“选”去了，读者施先生当然是没有看到，今为保持真相省略叙述起见，将原文抄录于下：
编这本书的动机是这样的：在两年前的某一天，偶然翻起《语丝》的汇订本，看到了一篇作者的《记“杨树达”君的袭来》，猛忆这一篇好像是在《华盖集》中没有见过吧？拿起《华盖集》来一翻，果然没有，于是感到鲁迅先生的文章，在他的文集中是有遗漏的。因个人爱好鲁迅先生文章的结习，就将文集中没有的文章陆续的看见就抄起来了。这不过是自己为“自私”并“爱全”的一种心念所驱使，毫没有想拿它来印成一本书的意思。
后来渐渐收集的多起来了，和鲁迅先生本人谈起，又蒙指示了许多他自己早年文学生涯的过程。以鲁迅先生文章价值的地位来讲，倘若在别国，研究他的作品与生平的专籍谅可出了不少种了，不幸他生在的是荒漠的中国，从他的早年文学生活听来，简直像秘史一般的新奇。为了私人的嗜好，我益发的去发掘先生早年的作品，今夏又在《浙江潮》上抄得了三篇，看看写作的时期是1903年，较《坟》中1907年的《人的历史》尚早四年，在书的后面又翻到了一页《浙江留日学生的题名录》，作者是填着23岁，大概这是鲁迅先生最早的文献了。
这时我还没有拿它出版的意思。不久读到了作者的“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忆韦素园君》）一段，恍然悟到自己收集的一些文章，如仅供私人嗜好，那是没有问题；如想供给后人作研究鲁迅先生作品而用呢，则似有早日出版之必要。于是就去征求先生的同意，回语是：“如不至于对不住读者，本人却无异议”。我想在这颠倒混乱，满布蒙汗药的中国文坛，作者的文章，有几篇或许失去了时代的意义是难免，毒素是决计没有的。于是就决定拿它出版了。
作者的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光荣价值，在思想斗争史上的重要地位，将后自有人来作专门的研究，我这里且不提。但作者近几年来，是在重重压迫下的奋斗，层层狂吠中的作战；最苦痛的不是举枪挥剑的敌人，不是食禄效忠的帮闲，倒是口是心非，当面输笑，背身投箭的战友。我想将这本书贡献给作者，使他缅昔顾今，为人类作叛徒更勇猛地战斗。
我虽不像施先生的自标“言行一致”，“心口相应”，然而这篇《引言》，自信是写得真率的。
至于谈到施先生所崇拜的“选本”的问题，却殊出于施先生之意外，原来《集外集》是的确经过“选”过的。不过选者不是作者本人，也非编者自己，却是“中央图书审查委员会”的委员大人，一共选去了九篇本文，一篇上录的《编者引言》。九篇的文章是：《来信》、《启事》、《老调子已经唱完》、《今春的两种感想》、《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一九三三年上海所感》、《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不走正路的安得伦〉小引》、《译本高尔基〈一月九日〉小引》。其中七篇在委员诸公看来，难免有反动之嫌；奇在《来信》与《启事》二篇系述民国十三四年间开封兵士强奸女生事，亦被“选”去，殊不可解。不独此也，书名的排列也经委员大人改过的，我的原名是：“鲁迅：《集外集》”，审查时说不妥，非改为“《集外集》，鲁迅著”不可，这一点却颇自愧才疏学浅，至今尚莫测审查委员诸公用意高深之何在！尚有其他种种情形，从略。可见虽这区区一本施先生以为不值得付印的书，其付印时的曲折艰难，大非《晚明二十家小品》及“珍本”所可比拟的，且从《集外集》的经过选删后的印出，这一点也可使施先生受一下打击；就是拿“选本”来批评是靠不住的，假使施先生看过了原本《集外集》，大概不至于说不值得出版吧？我想。选本误人，于此可见。
末了讲到喽的话，我想如真有“头领”的说法，在压迫之下的革命的前驱者的“头领”部下当一名喽，是每个青年战士的光荣事业，我却自惭还没有这样的资格。至于登龙呢，素无作品，身非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