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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其诞生和成长的早期，年轻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倡导者、实践者，曾经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美好的理想和革命发展的现实所激动、鼓舞，积极创作反映革命斗争现实的作品，努力为政治斗争服务。他们为了冲破资产阶级精神贵族对文学的垄断，为了反对忽视文学内容，单纯追求语言文字的美，玩弄艺术技巧的形式主义倾向，曾经矫枉过正，低估了表现形式的作用，忽视了艺术技巧，造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但是，鲁迅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泰斗，他的理论认识和创作实践却显示了与众不同的高超。他既反对资产阶级的艺术形式主义，又批评革命文学创作中某些忽视和违背艺术规律的倾向，科学地指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三闲集·文艺与革命》。鲁迅力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达到了正确、深刻的思想内容同完美、高超的表现形式的高度统一，充分发挥了文学艺术的独特作用。《伪自由书》虽然多是具有政论色彩的时评，但是却生动有趣，富有艺术感染力，表现了武器与艺术辩证统一起来所产生的巨大力量。它在赋予深刻的政治内容以完美的艺术表现形式方面，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创作做出了示范。不仅如此，鲁迅作为现代文学文体、语言大师，他的小说、诗歌、散文，特别是他的杂文等创作，都为“五四”以来新文学的艺术表现形式和文学语言的建立、丰富和完善做出了多方面的巨大贡献。
《鲁迅其书》第四部分论《伪自由书》（3）
宝贵的经验深刻的启示
众所周知，在中国新文学诞生期，最早取得丰硕创作成果的应数散文，其中成就最大的又当推议论性的杂文和抒情性的散文小品。这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因为中国有着悠久的散文创作传统，产生过许多著名的散文大家和优秀作品。这些作品作为人们学习写作的规范，滋养了世代作家，影响深远。其次，“五四”前后，在我国文学的翻译介绍中，散文一直占有很大的分量。当时的翻译大家都曾致力于散文译介，他们或者着眼于思想内容，或者着眼于表现方法，不论着眼于哪一方面，都不仅使译介者本人受到启发，而且也为现代散文创作提供了借鉴。当然更主要的原因还是散文这种文体便于抒写性情，记叙事物，发表议论，便于阅读，适应了当时思想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的需要。中国的“五四”文化革命运动是一个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民主主义文化运动。它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高举批判的旗帜，不论哲学、经济学、历史学、伦理学还是文学等等，都充满了批判和创造的精神，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批评家和产生批评家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批判武器的时代，杂文恰恰适应了这一时代的要求，成为“五四”思想、文化革命先驱者和文学革命倡导者宣传新思想，批判旧思想、旧礼教，提倡新文化、新文学的艺术武器。《新青年》自第四卷第四号起增辟“随感录”短评专栏，陈独秀、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都是这个专栏的主要撰稿人。从《新青年》第五卷第三号的《随感录·二十五》开始，鲁迅共发表了二十七篇，占《新青年》发表的“随感录”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多。正像鲁迅发表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之后，一发而不可收，连续创作，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小说创作的基础一样，鲁迅发表了第一篇白话杂文《随感录·二十五》之后，也是一发而不可收，以致后来杂文成了他毕生写作的主要文体，从而奠定了中国现代杂文创作的基础，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中国现代杂文的传统，开辟了中国现代杂文创作发展的广阔道路。
鲁迅善于熔中国古代和外国散文创作的长处于一炉，加以提炼、创造。《孟子》宏伟奔放的气势、锋利而又幽默诙谐的辞锋，《庄子》汪洋恣肆的风格和新奇的修辞，《墨子》透彻的议论、严密的逻辑和明快的语言，《韩非》的严峻峭刻，《史记》的雄浑雅健、逸气纵横，苏轼的明快犀利，欧阳修的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以及《论语》、《庄子》、《史记》的富有形象性，特别是魏晋时代嵇康、阮籍的汪洋恣肆、尖锐深刻和清峻通脱等等无不在鲁迅杂文中有所继承和革新。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鹤见佑辅的《思想·山水·人物》等等也都有所借鉴。可以说鲁迅是“博采众家，取其所长”，创作了自己独树一帜的鲁迅式的杂文。但是，必须看到鲁迅杂文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他从不拘泥于一格，不被既成的格式所囿。他总是根据斗争的需要，遵循杂文写作的规律，不断地创新和发展自己杂文创作的思想和艺术。从第一本杂文集《热风》始，鲁迅杂文的形式就百花齐放，有杂感、政论、论文、讲演、通信、序跋、日记、传记、诗文评、编后记、考据……真是形式多样，丰富多彩。《伪自由书》成集时，在杂文形式上又有了新的创造，即当《不通两种》、《战略关系》《颂肖》、《止哭文学》、《文人无文》、《〈杀错了人〉异议》、《透底》、《以夷制夷》诸篇收入集子时，又附录了有关的正反面文章和补写的批驳文章，并冠以小栏目标题。如《不通两种》以“因此引起的通论”小栏目，附录了反面文章王平陵的《“最通的”文艺》，以“通论的拆通”小栏目，附录了补写的批驳《“最通的”文艺》的文章《官话而已》。附录文章，有的进一步提供了佐证，有的是进一步的揭露，有的则是供读者阅读时参考的。总之，这种形式的运用使文章的内容得到了扩展，增强了文章的战斗性。也还是从《伪自由书》开始，鲁迅在全书后记里，以这些杂文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为线索，收录了二十余篇反面文章，在要害处点明其反动意图和反革命策略、手法，对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御用文人的罪行和“阴面战法的五花八门”，给予有力的揭露，总结阶级斗争的规律。这种形式的利用，不仅为中国现代文化思想斗争史留下了一批可资剖析的反面材料，而且更可以使这一本书里所画的形象更完整。此后，这种新的形式和战法一直被鲁迅有效地运用着。当然，只有手握真理无所畏惧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者才敢于运用这种形式和战法。后来，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论战中也曾有效地运用了这种形式和战法，这不能不说是以鲁迅的《伪自由书》开其端的。鲁迅堪称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的体裁家。
鲁迅写作《伪自由书》杂文之日，正是林语堂等人以《论语》半月刊为阵地鼓吹“幽默闲适”、抒写“性灵”的“语录体”小品文甚嚣尘上之时。针对这种腐蚀人们斗志，把散文创作引上邪路的创作倾向，鲁迅写了《从讽刺到幽默》、《从幽默到正经》两篇文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理论上论述了讽刺和幽默产生的社会原因、历史背景和发展趋势，指出只要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存在，揭露这种黑暗的讽刺文学便不会消失。像林语堂等人，离开对黑暗现实的针砭，则他们提倡的所谓“幽默”，只能流于“说笑话”，以致堕落为粉饰现实的“帮闲文学”。同时，鲁迅还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坚持杂文创作的正确方向，写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等杂文集，不断创造杂文的新形式，发挥杂文的特殊性能，有力地打击中国人民革命的敌人，自觉地为中国革命斗争服务。事实证明，《伪自由书》的创作在中国革命史上、鲁迅杂文创作史上和中国现代杂文发展史上都有重大意义。
《伪自由书》的创作说明：紧密为现实斗争服务的文学未必渺小、短命；执意抒写性灵的文学也未必伟大、永恒。文学的价值和生命既不决定于它是否从属于政治，也不决定于它是否表现“普遍的人性”，真、善、美才是它的永恒价值和生命。真、善、美并不是抽象的概念，它体现着生活中的真实、善良、崇高、正义和真理。而在还存在着阶级的人类社会里，只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人民才敢于揭示真实，坚持真理，只有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为之奋斗的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才是人类历史的最正义的事业，是人民利益的最高体现。因此，尽管不同的艺术形式与政治的联系有的紧些有的疏些，但是，生活在当今的时代，人民的文学家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创作，自觉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服务，他的创作才能最充分地体现真、善、美的价值，才会有真正的生命。这也就是鲁迅创作《伪自由书》的宝贵经验，是鲁迅杂文创作所指示出的正确道路。今天，我们仍然应该继承和发扬鲁迅杂文创作的传统，把政治和艺术辩证地统一起来，推动杂文艺术的发展。
《伪自由书》是鲁迅马克思主义思想具体生动的反映，又是鲁迅杂文艺术的结晶；是艺术的武器，又是武器的艺术。它的思想内容、美学价值和创作意义，还有待于我们不断地深入探讨和研究。
（原载《吉林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
《鲁迅其书》第四部分《且介亭杂文二集》注释札记（1）
我们在注释《且介亭杂文二集》的过程中，进行了一些社会调查，查阅了有关的报刊杂志，现在将其中的若干问题整理成篇，介绍于后，供学习《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参考。由于我们水平有限，查阅资料难免挂一漏万，错误之处肯定很多，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文学产生？”
鲁迅在《叶紫作〈丰收〉序》中说：“‘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文学产生？’我们听过许多指导者的教训了，但可惜他们独独忘却了一方面的对于作者和作品的摧残。”鲁迅在这里提到的“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文学产生？”是1934年5月在《春光》杂志上展开的一场讨论。1958年版《鲁迅全集》对此作了这样的注释：“关于‘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文学产生’的问题，先有郑伯奇在《春光》月刊创刊号（1934年3月）发表的《伟大作品的要求》一文中说：‘中国近数十年发生过很多的伟大事变，为什么还没有产生出一部伟大的作品？’接着《春光》月刊第三期（5月号）又在《中国目前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的征文题目下，刊出了郁达夫等十五篇应征的文字。”
那么，鲁迅说的“指导者”是否是指郑伯奇、郁达夫等人呢？“指导者”又发表过一些什么样的“教训”呢？这次讨论有什么背景，应该怎样评价这次讨论呢？在该注释的基础上，我们对这些问题作了进一步调查。
从应征的十五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来看，意见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不乏许多很正确的意见。例如，针对问题本身，有人就正确地指出中国已经在产生着伟大的作品。郁达夫说：“在目下的中国作品之中，以时间的试练来说，我以为鲁迅的《阿Q正传》是伟大的。以分量和气概来说，则茅盾的《子夜》也是伟大的。……新文学自创始以来，拢总还不上二十年的光景，已经有了这几部作品，大约将来的更有伟大的作品出来，是在预料中的。”高荒也说：“由《阿Q正传》所开拓出来的战斗的文学底传统，虽然经过了许多艰难曲折的路，现在在忍受着极大的迫害；然而，不但它底‘伟大’的前途，是遥遥在望，而且我们已有了过渡向伟大的路上去的几本里程碑的作品。”一些文章还揭露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对作家的迫害。郁达夫指出：“政治上的压迫，与作家经济待遇的苛刻”，“是不产生伟大作品的种种近因中间的一个。”艾思奇对这个问题更有较透彻的论述。他说：“谁也不能怀疑现在是伟大的时代，谁也不能怀疑中国在现在是伟大的现实的中心。艺术是现实的反映，因此中国也应该有伟大的作品。但应该有的不一定会果然就有。我们知道，反映现实并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反映现实的结果是暴露现实，暴露现实即不免与现实的支配的恶势力有所抵触，于是我们的作家不能不受压迫。……别国的作家所受的压迫常只是生活的压迫，而中国的作家则不断地受到生命的压迫。……生命的压迫，却是作家的致命伤。中国是伟大的现实的中心，因此，就是一切的压迫之中心。故作家都受到了这致命伤，总是在作品还未完成之前，便饿死或横死了。”艾思奇等把“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文学产生”的问题提到当时的现实环境中加以分析考察，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对新文学运动的残酷迫害和对革命作家的法西斯屠杀政策，他们不是“忘却”而是暴露了“一方面的对于作者与作品的摧残”。很显然，鲁迅所说的“指导者”并不是指他们。
但是，在应征者中，确实也存在着有意无意地离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现实，无视于反革命文化“围剿”的严酷处境而在那里高谈阔论。一位署名智的作者以怜悯和轻视的口吻谈论着作家：“许多的文人，也是在痛苦里生存，他们是文学的劳动者。为了生活，他们总得写些不负责任的文章换点饭吃。自然，像这些文人，无论如何是绝不会写出伟大作品来的。”江曲则把问题归之于“书贾与既成名作家之联合统治”，说是“书贾收买既成名作家，使之制作迎合市场的制品。而既成名作家受利用之以为把持文坛之工具，好多有希望的青年作品被这班人压抑得不能翻身。在这儿，既成名作家所尽的作用正和买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