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坟》虽然编成时间在后，但在鲁迅作品中位置却居于最前，实际上已成为鲁迅作品的理论起点。在鲁迅晚年手定的两种著述目录中，《坟》均为第一书，位置在《呐喊》前，许广平：《鲁迅全集编校后记》引用了鲁迅晚年手定的两种著述目录，见《鲁迅全集》第20卷，第647～649页；1938。可见受重视的程度。《坟》之为“坟”，有埋藏过去之意。惟有封严封死过去，较高的能量才会自然积聚，在一定时机喷发而出。由《坟》而至《呐喊》（及《热风》），则由死而生，当“贞下起元”之象，而由《呐喊》至《坟》，内在逻辑就分散了。如果说，《呐喊》是鲁迅接受友人劝告，终于出来参与打破“铁屋子”是一种破位的话，那么《坟》的自我解剖和反省则反映了破位前后的状况，并指出了破位的根源。《坟》是大器晚成之作，它的重新编定并前置，是作者“鸳鸯绣出从君看”后的金针相度。
《坟》的内容前后经历19年，时间跨度极大。如果参照其他作品予以分析，《坟》的23篇作品可分为三个层次（此外尚有一小节），实际发生了两次破位，基本有前疏后密之象。试列其目。
其一，1907～1908年在日本写作的《摩罗诗力说》等四篇文章。这组文章虽仅寥寥四篇，且没有参照的作品，但它们却是鲁迅后来追认的思想起点，地位重要，其变化另论。另详拙稿《鲁迅早年七篇作品解析》。这组文章为两年四篇，或十年四篇，数量较疏。
其二，1918～1924年在北京写作的八篇文章，参照的作品为《呐喊》、《彷徨》、《热风》，内容为向旧营垒开始冲击。这组文章以《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起始，两篇文章一论夫妇，一论父子，标示了鲁迅最为重视的伦理批判方向，极其显目。《父亲》宣称“自己背负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的地方去，合理的做人，”和《狂人日记》“救救孩子”的呼声，正相呼应。这组文章为七年八篇，数量加密，实际已破位。
其三，1925年在北京写作的十一篇文章，参照的作品为《华盖集》。这组文章中最后一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最为重要，这篇文章是鲁迅早期思想的总结，标明了他一生“痛打落水狗”“决不宽恕”的性情，可当《坟》的结论。这组文章为一年十一篇，数量进一步加密，实际又是破位，表明了鲁迅渐渐以此类写作为主了。
以上三个层次外，尚有一小节，即1926年10～11月写于厦门的《题记》和《写在〈坟〉后面》，参照的作品是《华盖集续编》，这两篇作品充满了自我解剖和反省，确立了“坟”的主题，是研究鲁迅思想的重要资料，也是全书的点睛之笔。总上综述，《坟》和鲁迅早期其他作品的关系，可以用下图表示之：
在鲁迅的早期作品中，如果以《坟》为长期大底的话，则其他作品皆可“两两相对”而读解。首先是小说集和杂文集的相对，也就是《呐喊》和《彷徨》、《热风》和《华盖集》（以及《续编》）的相对。在“五四”时期的文化狂飙中，鲁迅小说的影响似乎比杂文为大，故以小说为阳、杂文为阴。考察鲁迅其时的笔名，也可以印证这一分别。鲁迅当时于小说所用的笔名基本为“鲁迅”，而于杂文所用的笔名基本为“唐俟”，犹如小说和杂文的相辅相成，两笔名亦相辅相成。周、鲁、唐为同姓国，笔名取“鲁”“唐”为姓，相当由父、母而亲族，意义一贯。由意象而论，“鲁迅”笔名为实为主，“鲁”朴实无华，为踏实苦干之象，有拙意，而“唐”则意当空虚。“鲁迅”取义于早年笔名“迅行”“令飞”，意义积极，但由“鲁”而“迅”，较“迅行”等基础显然厚实多了。“唐俟”则取义于早年另一笔名“俟堂”，然“俟堂”以俟为主，“唐俟”以不俟为主。“唐俟”之意似可解作今语的“空等候”，亦即“等候”为空，即古词所谓“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故此笔名略带忏悔意味，但核心仍勉人向上，看似空灵，意义却并不消极。故鲁迅小说和杂文的相辅相成，正如“鲁迅”“唐俟”笔名的相辅相成，皆有阴阳之别。而两种文类的本身，如果进一步分析，则小说以《呐喊》为阳而《彷徨》为阴，杂文以《热风》为阳而《华盖集》（以及《续编》）为阴。《华盖集》对宗教和文学道路以及自己命运的思考，直接导向了《坟》，而《坟》为总镇，终于提前为首。凡此种种，皆为自然之节奏，犹如呼吸。
如果以《坟》为参照，观察鲁迅创作小说和杂文两类的变化，则《坟》中出现的前疏后密现象，明显和杂文同步，和小说并不一致，此为重要的变化之机。在和《坟》同时的两本杂文集中，《热风》收五年写作的文章41篇，《华盖集》收一年写作的文章31篇，两书编成时间分别为1925年11月、12月，基本属同时编成，故五年、一年的时间跨度为作者自定，而其内含韵律的前疏后密，也就是作者自身的感觉。从历史来源考察，《坟》中相当一部分的文章是《新青年》中的主要文章，而《热风》相当一部分文章则归属于《新青年》的“随感录”专栏。因此形成了《坟》和《热风》、《华盖集》的基本分别：《坟》一般收比较大型的文章，当时被称为“杂文”（《写在〈坟〉后面》）；《热风》、《华盖集》则收比较短小精悍的文字，当时被称为“短评”（《热风》题记）或“杂感”（《华盖集》题记、《续编》小引）。在《鲁迅全集》后来的版本中，《坟》是被标示为“论文集”的，《鲁迅全集》；第1卷中《坟》的题解；1981。而在鲁迅当时，则称它为“古文和白话合成的杂集”（《写在〈坟〉后面》）或直接称为“我的杂文集”（《致陶元庆》，1926年10月29日）。其实，《坟》所收录的是当时种种难以归类的文章，其中有文言，有白话，大部分和后来的杂文相当，如《论雷峰塔的倒掉》等。也有一些比较严格意义上的论文，如《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体裁确实驳杂不纯，而《热风》、《华盖集》相对整饬一些；而另一方面，也由于《坟》的包罗众多，收入了包括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在内的一些真正有思想意义的篇章，《热风》、《华盖集》相对辞气浮露一些，倒是《华盖集》中《青年必读书》一篇斩钉截铁，极见胆力，可与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互相呼应，多读能自识之。随着《坟》和《热风》、《华盖集》的同时由疏转密，鲁迅早期文体实验中的论文、杂文、杂感的分别也渐渐融化，它们毕竟同根所生，化入一体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在鲁迅编成《坟》时，正是他思想和文体的过渡时期，完成了过渡后，开创了新局。在《坟》的参照下，创作小说和杂文各有不同的表现。杂文通过《华盖集续编》和《而已集》的衔接，从前期过渡到了后期。《华盖集续编》卷末的题辞（“泪揩了，血消了，屠伯们逍遥复逍遥”），又被作为《而已集》卷首的题辞，正标示其中的消息。而完成了过渡以后，出现了后期杂文的灿烂大观。
鲁迅后期在上海共十年（如果除去1927年的尾数不计，共九年），编杂文集共九年，基本相当一年一册，数量极密。九册杂文可分三组。
其一，《三闲集》（收1928～1929年的杂文，1932年4月编成）、《二心集》（收1930～1931年的杂文，1932年4月编成）两种。两书涵盖时间共四年，同时编成，为初入上海时的思想。
其二，《南腔北调集》（收1932～1933年的杂文，1933年12月编成）、《伪自由书》（收1933年上半年的杂文，1933年7月编成）、《准风月谈》（收1933年下半年的杂文，1934年3月编成）、《花边文学》（收1934年的杂文，1935年12月编成）四种。其中又可分析：《南》、《伪》、《准》在时间上有部分相重：《伪》、《准》主要收刊登在《申报·自由谈》上的作品，《南》所收在两书之外。《花》和后来的《且介亭杂文》在时间上有部分相重，而且同时编写，但此书是鲁迅继《自由谈》不能刊用他的文章之后，变换各种笔名在其他刊物上的投稿，所以是《伪》、《自》的继续而不是《南》的继续，《南》的继续应当属后来的《且介亭杂文》。以上四书涵盖时间共四年，为在上海中期的思想。
其三，《且介亭杂文》（1934年的杂文，1935年12月编成）、《且介亭杂文二集》（1935年的杂文，1935年12月编成）、《且介亭杂文末编》（1936年的杂文，生前开始编集，逝世后由许广平于1937年编定出版）。以上三书涵盖的时间为三年，基本一气呵成，为鲁迅在上海后期的思想。
以上九部杂文集，从内容上看，《南腔北调集》和《且介亭杂文》较为丰实，似从《坟》等而来；《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等直接趋时，则和《热风》等关系密切了。从“俪俪如贯珠”的角度看，鲁迅此期的作品仍可分类相对，其中有形式上的工对，也有较为松散的意对。如《三闲集》和《二心集》成工对。《南腔北调集》原拟和《五讲三嘘集》成对，惜后书未成，未能成为工对。《伪自由书》和《准风月谈》成对，但《伪自由书》一名《不三不四集》，则又和《南腔北调集》成对了。《伪》《准》和《花边文学》成为松散的意对。最后《且介亭杂文》的“且介亭”由“半租界”拆字而成，属缩字型的本身成对，则又和《南腔北调集》复合型的本身成对隐含呼应。综上所述，略可成下表。（《而已集》1927 ）
1928三闲集二心集
｜
19311928—19291930—1931
｜
1932南腔北调集
｜
19331932—1933
1934且介亭杂文
1934
且介亭杂文二集
19361935
且介亭杂文末集
伪自由书
1933上半
又名：不三不四集
花边文学
1934准风月谈
1933下半
《鲁迅其书》第三部分论《坟》和鲁迅作品的格局（2）
创作小说则格局另成。《呐喊》小说写于1918～1922年，1925年初版，共15篇。《彷徨》写于1923～1924年，1926年出版，共11篇。在1924年以后，也就是在《呐喊》、《彷徨》和《热风》以后，鲁迅的杂文写作加密，小说创作逐渐稀疏，发生了转向。这一转向就是继《呐喊》、《彷徨》的相辅相成以后，在创作上横出一支，产生了《野草》（1927）和《朝花夕拾》（1928）的相辅相成。《野草》共23篇，时间跨度为三年，主要部分写于1924～1925年，仅两篇写于1926年，大致和《华盖集》同时。正如《华盖集》的“华盖运”是《坟》主题的重要来源之一，《野草》的《过客》《墓碣文》也是《坟》主题的来源之一。《朝花夕拾》共10篇，时间跨度为一年，主要写于1926年。从《野草》到《朝花》，气氛完全不同。鲁迅有诗云：“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如果说《野草》是“秋肃”的话，《朝花》就是“春温”了。《朝花》的第一、二篇写于1926年2、3月，在《野草》的最后二篇（写于4月）之前，是否因为《朝花》的写作，使《野草》终于难以继续下去，不得不匆匆收场？《野草》的“题辞”写于1927年4月，《朝花》的“小引”写于1927年5月，两书同编成于广州，其间相隔不满一周，思想当有所相应。在《野草》、《朝花》的同时及其以后，鲁迅始终保持着和许广平的通信，以后在1933年集成《两地书》出版，《两地书》的探讨和印证，可认为是《野草》和《朝花夕拾》的调剂，所谓“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两地书》鲁迅复许广平的第1封信所说的“自己如何在世上混过去的方法”是关键的一段，但许广平在第3封信以下对此并没有作出反应，只是围绕一些枝节谈。一直到三个月后，也就是第31封信，许广平醒悟了这段话的重要，感到“独食难肥，还想分甘同味”，请求加上标题发表。这段话所述“走人生的长途”，如何应付“歧路”、“穷途”云云，确极重要，作者思之久矣，可反复读之。在《呐喊》、《彷徨》后，鲁迅的小说创作虽然渐稀，但创作信息仍未中断。在北京写作了《呐喊》中的《不周山》后，又在厦门写作了《奔月》（1926），在广州写作了《眉间尺》（1927）直至晚年到达上海，于1934～1935年间重又加密，连续写作了《非攻》（1934）《理水》（1935）等，编成了最后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1936），总结了一生的创作。在可以印证《野草》和《朝花》的《两地书》后，鲁迅和许广平又分别编成了贯通前后创作的诗文合集《集外集》（1935）和《集外集拾遗》（1938），这两集在鲁迅逝世前后分别编成，既可以和鲁迅前后五种创作参证，也是鲁迅和许广平之间感情的无言纪念。综上所述，略可成下表：《呐喊》（1923）《集外集》（1935）
《彷徨》（1926）
《野草》（1927）
《两地书》（1933）
《朝花夕拾》（1928）
《故事新编》（1936）《集外集拾遗》（1938）
综上所述，鲁迅作品的基本纲目已现，乃蔚为大观。而《坟》在里面承前启后，居于重要的地位。鲁迅后来在编辑文集时，将《坟》置于最前，作为自己写作的出发点，确有其意义，可予重视。
《坟》是鲁迅1926年10月～11月在厦门时编定的，其时鲁迅结束了在北京的14年生活，正处于转折时期。此书中的文章，写作时有写作时的思想，编定时又有编定时的思想，两者虽然差别甚微，却相当重要。编写时的思想体现在《题记》和《后记》中，也体现在编排选择上，例如把早年的四篇文言论文变换次序，就是再次肯定对宗教的舍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