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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并没有直接译介过屠格涅夫的散文诗。但是，在他经常涉阅或为之撰稿的《晨报》、《小说月报》等杂志上，却刊登过不少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和有关介绍论文。以《野草》创作以前为例。1920年6月12日起，《晨报》（第七版）连载沈颖译的《屠格涅夫散文诗》。1921年7月出版的《小说月报》，刊载有鲁迅译的《工人绥惠略夫》，在同一期刊物上，载有屠格涅夫的两首散文诗《叫化子》、《工人和白手的人》。1922年5月出版的《小说月报》，译载了屠格涅夫歌颂一个俄国女革命家的散文诗《门槛》。1925年1月出版的《小说月报》上，刊有鲁迅译的《西班牙剧坛的将星》的论文，同一期上就载有郑振铎翻译的屠格涅夫著名的散文诗《麻雀》。在《野草》写作过程中，连载《野草》的杂志《语丝》第26期上，刊登了韦素园翻译的屠格涅夫的《玫瑰》，同一期刊物上发表有鲁迅的小说《高老夫子》。这些，还是只就当时中译的作品说明鲁迅接触阅读屠格涅夫散文诗的可能。至于鲁迅通过其他途径了解涉猎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应该是无须证明的事实。
艺术创作的实践，是考察作家接受外国文学影响的最好的证明。我们稍读一下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就不难看出《野草》创作中广泛摄取异域营养的痕迹。
在《野草》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与屠格涅夫同样具有“为人生”的启蒙主义思想特征。他们都歌颂革命先觉者的奋斗和献身精神，而愤激于群众的麻木和落后。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门槛》，写一个站在高高的大厦门槛外面的俄罗斯女郎，她想毅然跨进这浓雾吹着雪风的寒冷的处所。一个缓慢而重浊的声音寻问她，告诉她，里面等待她的东西是“寒冷，饥饿，憎恨，嘲笑，侮辱，监狱，疾病，甚至于死亡”。她知道这些，准备“忍受一切的痛苦，一切的打击”，以至于牺牲。她不要人感激，不要人怜悯，也不要名声。
“你甘心去犯罪？”
女郎埋下了她的头。
“我也甘心……去犯罪。”
里面的声音停留了一会儿。过后又说出这样的话：
“你知道将来在困苦中你会否认你现在这个信仰，你会以为你是白白地浪费了你的青春？”
“这一层我也知道。我只求你放我进去。”
“进来吧。”
女郎跨进了门槛。一副厚帘子立刻放下来。
“傻瓜！”有人在后面嘲骂。
“一个圣人！”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了这一声回答。
这是一篇革命者的颂歌。这位俄罗斯女郎，不畏困苦和牺牲，不计名誉和地位，毅然跨进这代表黑暗制度的“大厦”的“门槛”，宁肯被戴上“犯罪”的恶谥，甚至牺牲生命，也要战斗到底。屠格涅夫面对黑暗专制社会，歌颂了革命者一往无前的叛逆精神。这种精神在“五四”时期是与中国民主主义革命者的反封建精神相一致的。因而这篇散文诗在1922年5月便由郑振铎再次介绍给了中国的读者。鲁迅《野草》中以抒情的笔调赞美了倔强的反抗精神。在鲁迅的笔下，对那在寒冷的秋夜直刺“奇怪而高的天空”的枣树的赞美，对那在“四面都是敌意”、被钉在十字架上濒临死亡而毫无惧色的耶稣的描绘，对那不顾饥渴和疲倦，不要布施和慰安，明知前面是充满荆棘的坟墓，仍然“困顿倔强”前进的“过客”的歌颂，对那不怕成为“戕害慈善家等类的罪人”、“终于在无物之阵中老衰，寿终”，永远举起投枪的战士的颂扬……，这些都是鲁迅彻底的反封建精神的艺术结晶。这些形象所体现的精神，同屠格涅夫《门槛》中战士的思想感情是一致的。在鲁迅的笔下这些战斗者的形象中，有着“为被压迫者而呼号”的屠格涅夫笔下倔强无畏的革命者精神的影子。
屠格涅夫另外一首著名的散文诗《工人与白手的人》，是为20年代中国新文学运动所熟悉的一篇作品。这篇散文诗采用工人和白手的革命者对话形式写的。一个为工人们努力谋求幸福，争取自由的革命者，因为造反而被带上手铐，关了六年监狱。工人们因为他的“白手”与自己的不同，又有一种镣铐造成的铁锈的脏味，便认为他不是自己一伙的，赶他走开，甚至说：“关得好！那么你还敢造反！”两年以后，那个白手的革命者被判了绞刑。行刑的那一天，工人们对他没有一点敬意和同情，对绞杀他的反动势力也没有一点不满和仇恨。反而商量着去把那绞绳弄一节回来，因为听“人家说，那东西会给家里带来最好的运气”。对群众精神麻木状况这种愤激的思想，屠格涅夫在另一篇散文诗《愚人的裁判》里表现得更为直接。一个人为大众勤苦、热心、真诚地工作过，得到的却是那些“真诚的心”和“真诚的青年”对他的厌恶和叫骂，把他视为仇敌。可是那个人继续在工作，不要替自己的辩护，就连个公正的裁判也不要。诗篇以一段寓意明显的故事结尾：一个过路人给耕地的穷人带来了可以代替面包的食粮——马铃薯，这是穷人的生命的食粮。可是这些人把他送来的宝贵礼物丢在泥土里，还用脚来践踏。现在他们吃着它，却连把他们从饥饿中救出来的恩人的姓名也不知道。这两篇散文诗表达的同一个思想，在鲁迅的《野草》中都可以找到影响的痕迹。鲁迅在《复仇（其二）》、《颓败线的颤动》中，通过耶稣受难的故事和一个老妇人被子女遗弃的遭遇，表达了与屠格涅夫类似的思想：为群众谋幸福的人，不但不被群众所理解，最后却被群众所仇视，或者鉴赏他的牺牲，或者忘却他的恩惠。鲁迅这种启蒙主义者的思想，来源当然不仅仅是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如鲁迅小说《药》受安特莱夫《齿痛》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而且鲁迅在愤激中热切地希望群众起来斗争的思想所表现的时代性质和深刻程度，也远远超出了屠格涅夫。但是，从这里面我们明显可以看出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对《野草》在创作思想方面的影响。孙伏园曾在一篇文章中忆述说：
鲁迅先生和我说过，在西洋文艺中，也有和《药》相类的作品。例如俄国的安特来夫，有一篇《齿痛》（原名Ben Tobit），描写耶稣在各各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天，各各他附近有一个商人患着齿痛。他也和老栓小栓们一样，觉得自己的疾病比起一个革命者的冤死来，重要得多多。
……
还有俄国的屠尔介涅夫五十首散文诗中有一首《工人和白手的人》，用意也是仿佛的。《鲁迅先生的小说》，《宇宙风》第30期。
这说明，和安特莱夫的《齿痛》对鲁迅小说《药》的影响一样，屠格涅夫的《工人和白手的人》等散文诗，与鲁迅《野草》中的一些篇章，其构想的“类似”与“用意”的“仿佛”，也是十分明显的。
《鲁迅其书》第二部分《野草》的艺术探源（5）
在艺术构思和形象的选择上，《野草》与屠格涅夫的散文诗也有很多相近的地方。在梦境中抒写自己的战斗思想和情绪，是《野草》中许多篇艺术构思的特色。如从《死火》开始，包括《狗的驳诘》、《失掉的好地狱》、《墓碣文》、《颓败线的颤动》、《立论》、《死后》在内，共有七篇散文诗连续描写自己梦境中的幻象和感受，而且都是用“我梦见自己……”这样相同的笔法开头的。这种独特的艺术构思方法，这样在梦境中展开艺术境界和形象，极大地增强了散文诗的抒情意境，也含蓄地表现了作者的思想心境同黑暗现实相对立的性质。为什么鲁迅一再用梦境的幻象世界来抒写现实世界的感受呢？一个原因，是这样更加便于作者抒发自己的思想和感触，如鲁迅自己说的，在现实生活中，“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就是梦；但不要将来的梦，只要目前的梦”。《坟·娜拉走后怎样》。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接受了屠格涅夫散文诗的影响。在屠格涅夫五十余篇散文诗中，我们看到写梦境和幻象的就有六七篇之多。有的是写幻想中的理想境界，如《蔚蓝的国》；有的是在梦境中展开故事，如《世界的末日》、《虫》、《两兄弟》、《基督》和《自然》。有些篇同样也是用“我梦见自己……”这样的抒情笔法开头的。例如《基督》是这样开头的：
我梦见我自己在一所低矮的木教堂里，我还是一个年青人，差不多是一个小孩。在那些古旧的圣人图像前面烧着细蜡烛，烛光象一个红点。文中屠格涅夫散文诗的引文，除注明发表刊物者外，均依据巴金译屠格涅夫《散文诗》一书，文化生活出版社；1945。
接着写自己看到了基督站在了自己的身边，而这个基督却有着跟平常人一样的面貌。“我”不相信会如此，再度看时，仍然看到的是跟常人的脸一样的面貌。这时，“突然我的心凉了，我醒了转来。只有这时候我才明白这样一张跟常人脸貌一样的脸正是基督的面貌。”文中屠格涅夫散文诗的引文，除注明发表刊物者外，均依据巴金译屠格涅夫《散文诗》一书，文化生活出版社；1945。完全是梦境的幻象，说出了作者与偶像崇拜相对立的叛逆思想。又如另一篇散文诗《自然》，也是用的同样表现方法：
我梦见我走进一所高大穹顶的地下庙堂。里面充满了一种地底下的均匀的光。
庙堂的正中坐着一位尊严的女人……。
我马上悟到这个女人就是“自然”；一种敬畏的感觉使我灵魂的最深处立刻起了颤栗。
接着，“我”对“自然”这个人类的“母亲”祈求“最高的完满和幸福”，“自然”却说“我在想怎样给跳蚤的腿部肌肉加多一点力量，使他可以更容易地逃避他的仇敌”。“我”因此向“自然”申诉“善……理性……公道”，“自然”却只是冷冷地回答：“那是人说的话！”最后，“土地发出了一声沉浊的呻吟，颤动起来，我便醒了。”作者在梦境中，通过人和“自然”的对话，表示了对维护不合理社会制度的“法律”和“公道”的否定态度。这种幻想中的梦境的构思，在幻梦中展开的奇异的艺术形象，我们在鲁迅的《野草》中，看到了同样熟练而巧妙的运用。鲁迅对屠格涅夫散文诗在艺术构思方法上的借鉴和吸取，是十分明显的。
我们说，《野草》受了波特莱尔和屠格涅夫等人散文诗的影响，并不等于说《野草》在艺术上就没有自己的创造了。博采众家，取其所长，目的是为了自出新裁，独立创造。没有对前人的借鉴和师承，就没有新文艺形式的产生。但是，借鉴和师承决不是简单的模仿和生硬的照搬。鲁迅说得好：“依傍和模仿，决不能产生真艺术”。《且介亭杂文末编·记苏联版画展览会》。《野草》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现代散文诗独树一帜的作品，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鲁迅在摄取异域果汁的基础上，进行了自出心裁的艺术创造。
关于《野草》在艺术方面独特的创造，我们仅从三个方面与波特莱尔、屠格涅夫作一点粗浅的比较和分析。
一、在思想境界上，表现了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崭新高度
波特莱尔和屠格涅夫散文诗创作的思想倾向，是有很大不同的。一个是“世纪末”的象征派艺术代表，一个是坚持“为人生”的民主主义作家。但是，他们都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这一点是共同的。鲁迅则与他们不同。鲁迅是在十月革命的新世纪曙光照耀下走上创作道路的。鲁迅《野草》所表现的革命内容和自我解剖精神，反映了与波特莱尔、屠格涅夫的作品完全不同的时代内容和阶级要求，而是同鲁迅“五四”时期整个战斗所体现的方向一致的。这个方向，就是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就拿《野草》中与波特莱尔、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在艺术构思上相类似的作品作一点比较，我们就可以看到鲁迅独具匠心的创造所达到的新的高度了。在刚开始发表《野草》的《语丝》杂志上，刊登了波特莱尔的一首散文诗《狗和罐子》。这篇散文诗全文是这样的：
“我的美狗，我的好狗，我的宝贝狗，来，来闻闻从城里头顶好的香货店里买来的道地的香味儿。”
摇摇他的尾巴——我以为那是这可怜的畜牲代表欢笑的记号——走近来，好奇地把他那个湿鼻子放在那打开了的罐子口上；不一会儿，吓得往后一退，他就带怒骂的样子向着我叫唤起来了。
“啊，没出息的狗，如果我给了你一包粪，你大概就会欢天喜地的闻了他。并且或者吞光了他罢。所以连你，我困苦的生涯里无用的伴侣，连你也象一般的民众了；人家决不可以把微妙的芳香送给你们，因为那太刺激了，只可以送精选的污粪。”张定璜译，载《语丝》第15期，应译为《狗和小瓶》。
在这个象征性的故事里，波特莱尔说明了一个思想：对于一般的民众，应该像对待自己身边这只狗那样，只能给他们“精选的污粪”，决不可以送给他们“微妙的芳香”。无独有偶，在屠格涅夫的散文诗中，也有一篇题名为《狗》的作品。作品中写“我们两个在屋子里：我的狗同我……外面吼着可怖的风暴”。他和狗互相凝望着。当“‘死’展动着它那寒冷的宽大的翅膀飞下来”，威胁着他们生命的时候，他和它的心中都“闪亮着那同样的颤动的火花”。这时候，“一个生命跟另一个同样的生命正在畏怯地慢慢互相接近”。屠格涅夫这篇散文诗告诉人们：在死亡的恐怖面前，无论人和兽，任何生命的感情都是了解而接近的。他们无法逃脱这“死”的宽大寒冷翅膀的网罗。他们只能在无言的凝视中闪着同样恐惧的“火花”。在波特莱尔的《狗与罐子》译文于《语丝》上发表后两个月，鲁迅写了一篇《狗的驳诘》。这是梦境中人与狗的一场对话。自己衣履破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