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蒂尔里茨在湖畔停下了车子。黑暗中他并没有看到湖面，但是他知道它就在这几棵松树的后面。夏天他常喜欢到这个地方来，散发着浓郁松脂气味的天空像是一幅图画的背景，上面画着一棵棵黄色的树干，一道道白色的阳光透过粗壮的针叶树冠。每次他总是走到密林深处，躺在茂密的草丛中，一动不动地呆上几小时。最初他觉得，他所以喜欢到这里来是因为这里寂静无人，附近也没有嘈杂的浴场，这里有挺拔的黄青色的松树，黑色湖岸上一片白沙。但后来施蒂尔里茨在柏林附近又发现过几处这样人迹稀少寂静安谧的地方：瑞恩附近的小橡树林，还有萨克辛家森附近的大森林，那里树木看起来像是蓝色的，尤其是在春天积雪融化后露出褐色土地的时候。于是施蒂尔里茨明白了，为什么他只喜欢到这个小湖上来的真正原因。原来有一年的夏天他是在伏尔加河流域戈罗霍韦茨附近度过的，在那里他见到的正是这种黄青色的松树，这样洁白的沙地，密林中也有一些到了仲夏时节长满青草的黑色的小湖。他想到这个小湖畔来已经成为一种下意识的，机械的愿望了，有时施蒂尔里茨对这种经久不减的愿望感到有些害怕，因为他离开那里的时候总觉得精疲力尽，困乏不堪，恨不得能喝上几杯酒，而且时间越久，这种感觉就越强烈……想当初1922年，他执行捷尔仁斯基下达的任务，随白匪军残部离开符拉迪沃斯托克，一开始在日本，满洲及中国进行从内部分化俄国侨民的工作；那时候他并没有感到如此困难，因为在这些亚洲国家没有什么东西能引起他的怀乡之情。那里的大自然更为优美雅致，小巧玲咙，整齐别致，娇艳得有些过分。但是后来他接受了情报中心调他去与纳粹分子斗争的新任务，为此他要去澳大利亚，到德国驻悉尼使馆声明他是在上海被抢劫一空的冯·施蒂尔里茨。就在他搭车从悉尼去堪培拉的途中，他第一次感受到怀乡病的发作。
汽车穿过一片大森林，他觉得似乎他是在驶向坦波夫州的一个什么地方。车子行驶了七十八英里，在一家酒吧间附近停了下来；与他同车的旅伴们下车去吃三明治，喝咖啡，他一个人在附近漫步徘徊；就在这时他领悟到，此地的树林与俄罗斯的树林大不相同，这里长的是些枝树，散发出特殊的辛辣芳香，气味沁人心脾，但却是一种陌生的异乡他国的气味。拿到新的护照后，施蒂尔里茨在悉尼一家德国人（他曾捐款支援过纳粹党）开设的大饭店工作了一年，之后，他受饭店老板之托来到纽约，在德国使馆找到了工作，并加入那里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在那里他完成了帝国机要部门交付的几项任务。后来，他以保安处军官的身份正式调往葡萄牙。他在一个贸易代表团一直工作到西班牙佛朗哥军事反叛的爆发。随后，他平生第一次穿上党卫队保安处的制服出现在布尔戈斯市。从那时起大部分时间他都住在柏林，偶尔短期到国外出差：他去过南斯拉夫的萨格勒布，日本的东京（世界大战前夕他在这里最后一次见到过佐尔格①），以及瑞士的伯尔尼。但是无论他走到哪里，唯一使他心驰神往的地方就是这个松林中的小湖。德国的这片小天地就是他的俄罗斯，他在这里就如同到了故乡，他可以在这里躺在草地上仰望浮云，一躺就是几个小时。习惯于对事、对人以及对自己内心极其细微的变化进行分析的施蒂尔里茨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向往这个松林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没有什么神秘莫测和不可解释的。他理解到这一点还是在有一次他到这里度过了一整天的时候。那天他带上了女管家做好的早餐：几片夹上香肠和乳酪的面包，一背壶牛奶，一暖瓶热咖啡。他还带上了一个绞竿和两个普通钓鱼竿，当时正是狗鱼产卵后贪食的时节。施蒂尔里茨买了半个圆形黑面包，作钓鲤鱼用的鱼饵，因为他知道在这种小湖里有很多鲤鱼。施蒂尔里茨捻碎了一些黑面包撒在芦苇丛附近，然后回到林中，在毛毯上摆好整整齐齐装在玻璃纸袋里的早餐，很鹏店橱窗里陈列的食品模型。当他把牛奶倒进一个可以伸缩的杯子时，突然他感到眼前这些橱窗展品似的面包是那样索然乏味，叫人看了就心烦，于是他把黑面包掰成几块，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一边嚼着面包，一边喝着牛奶。这时他心里感到甜丝丝的，但又有几分悲伤，愉快中夹杂着某些不安。往事又浮上了他的心头：也是这样的草，这样青色的树林，还有保姆那双手，不，他只记得她那细长温柔的手指，也是这样的黑面包，还有盛在粗瓷杯里的牛奶，那螫了他脸颊的黄蜂，和那白色的沙地…他想起了自己吼叫着向湖边奔去的情景和保姆的笑声，还有日落前天空中成群的蚊虫嗡嗡的尖叫声…
◆ ①佐尔格·里哈德（1895—1944）是苏联侦察英雄．30—40年代以德国记者身份先后住在德国和日本，此间为苏军搜集过很多宝贵的情报．1941年在日本被捕，1944年在东京被处死．——译者往。
“我为什么把车子停了下来？”施蒂尔里茨在漆黑的公路上慢慢地踱来踱去，忽然这样向自己问道。“对了，我本来是想休息休息…好了，我这不是已经休息过了吗。明天去埃尔温家取阿列克斯的回电时可千万不要忘记带几听罐头牛奶去。哼，我肯定要忘记的。所以今天就要把牛奶放到汽车里，而且一定要放在前座上。”
第三节 供思考用的资料（希姆莱）
希姆莱从圈椅上站起来，走到窗前：冬天的树林美丽异常——披着白雪的针叶树的树梢在月光下闪闪发光，大地上万籁俱寂。
突然希姆莱想起了他开始发起反对元首最亲近的人物赫斯的活动情形。的确，那时候他曾一度险些丧命，因为希特勒是一个往往会做出一些反常决定的人。希姆莱从他下属那里得到一卷电影胶片，影片上拍摄的是赫斯在厕所里手淫的镜头。希姆莱如获珍宝，马上带着影片驱车去见希特勒，把影片放映了一遍。元首大发雷霆。希特勒顾不得当时正是深更半夜，命令召见戈林和戈培尔，还把赫斯叫来在会客室等候。第一个到来的是戈林，但脸色苍白，十分惊慌。希姆莱知道为什么这位帝国元帅如此不安，原来当时戈林与维也纳一位芭蕾舞演员的风流韵事正值高潮。希特勒请这两位朋友看了一遍“赫斯的丑行”。戈林看完哈哈大笑。希特勒冲他吼道：“你不该这样冷酷无情！”
希特勒把赫斯请到办公室后，他跑到他跟前，喊叫起来：“你这个又脏又臭的坏蛋！你染上了恶习，是在造孽！”
在场的希姆莱、戈林和戈培尔心里很明白，眼前的这位巨人——党的第二把手——就要垮台了。
但是出乎他们意料的是赫斯却很镇静地回答说：“是的，我的元首！我不想隐瞒这件事！但是为什么我要干这种事呢？为什么我不去和一些女演员睡觉呢？”说到这里，他看了一眼戈培尔。戈培尔把身子紧缩在圈椅里（他的情妇捷克女演员巴罗娃的丑事已经开始败露）。
“为什么我也不去维也纳看芭蕾舞，在那里过夜呢？因为我只为了党而生活！而党和你，阿道夫，对我来说是一回事！我没有时间去管自己的个人生活！我是个孤独的单身汉！”
听完这番话后，希特勒软了下来，他走到赫斯眼前，不好意思地搂住了他，用手爱抚地拍了拍他的后脑勺。赫斯这一仗打胜了。希姆莱心里却结上了一个疙瘩，因为他知道赫斯是善于报复的。赫斯走后，希特勒说：“希姆莱，你给他找个妻子吧。我是十分了解他的，他是个很可爱的人，忠于我们运动的人。把候选的女人照片拿给我看看，我的推荐他一定会接受。”
希姆莱像是吃了一颗定心丸，他明白，在眼下这一瞬间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
等到戈林和戈培尔各自回去之后，希姆莱说：“我的元首，您为国家社会主义党拯救了一个忠诚的战士。我们大家都十分珍视赫斯的忘我献身精神。没有人能这样英明地决定他的命运。所以请允许我马上再给您送几份材料来。您的一些战士需要得到帮助，就像您刚才助赫斯那样。”
于是他给希特勒送来了关于劳工阵线首领莱伊的专案材料。此人嗜酒成癖，除了希特勒，他酗酒滋事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了。希姆莱还抛出了关于“巴贝尔斯堡小公牛”戈培尔的专案材料：他放荡无羁地和一些血统完全不纯的女人乱搞，丢尽了真正国家社会主义党人的脸面。当天夜里一份有损鲍曼名誉的材料——怀疑他搞同性恋——又摆在了希特勒的桌子上。
“不，不，”希特勒为鲍曼辩护说，“他是个儿女满堂的人。这纯属诽谤。”
希姆莱虽然没有想说服希特勒改变看法，但是他看见元首是那样极度好奇地翻阅着这些材料，一连几次反复阅特工人员写的报告，希姆莱就知道，他已经彻底赢得了元首的信任。
后来希特勒曾下令举国庆祝党卫队首领希姆莱五十寿辰。从这天起所有的地方长官——各省党的首领就都认为希姆莱是希特勒手下唯一掌握全部大权的人。所有党的地方组织开始把重要的情报分别送往两处：一处是送到党的总部，给赫斯，另一处是希姆莱的办公厅。一个受到特别信任的特工小组写给希姆莱的材料，可以不经过各级机构的上转，直接送到希姆莱个人专用的档案室，这是些败坏
党的领袖们声誉的情报材料。而在1942年希姆莱把第一批败坏元首声誉的文件放进了自己的保险柜。
1943年，斯大林格勒战役后，他下决心给他的一个密友、全国首屈一指的医生和按摩师凯尔斯汀博士看了这些文件。他锁上门，从保险柜里取出元首病历的副本。从病历中显而易见地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元首曾患过极严重的梅毒。这一意外的情况使凯尔斯汀惊愕得一屁股跌坐在沙发上。
凯尔斯汀翻阅了全部七十页的材料，轻声说：“现在他的病情正处在进行性麻痹的初期……他精神已经不正常了……”
“或许你会同意为他治病？”希姆莱问道。
“元首病情十分危险，是不能换医生的。只有希望他死的人才给他换医生。…”
正是在那时希姆莱默许了他的政治情报处主任、党卫队支队长瓦尔特·施伦堡去试探西方同盟国有几分意愿想和德国缔结体面的和约。他一直注视着持反对立场的将军们中间的阴谋分子与美国情报部门在伯尔尼的代表艾伦·杜勒斯勾搭的情况。他花了很长时间研究过一个阴谋分子的报告，报告上说：“西方代表出于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恐惧。会欣然同意举行谈判并与帝国缔结和约，但是他们对元首反复无常的‘天才’表示担心，因此他们认为元首是不值得他们信任的谈判对手。他们在寻找为数不多的一些有识之士，头脑清醒、可以信任的人，像党卫队全国司令那样的人……”
“当时我真是个可鄙的胆小鬼。”希姆莱依然在窗边谛听着寂静的松林，继续想道。“1944年7月
20日，在刺杀希特勒事件发生五个小时后，我本可以成为德国的元首。当时我完全有可能趁一片惊慌混乱之机把柏林的一切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我可以不把戈台勒尔下狱，而派他到伯尔尼去见杜勒斯提出鞲和的建议。把元首、戈塔尔和鲍曼枪毙掉，就像1934年杀死施特拉塞那样。让他们在房间里惊恐不安地团团转，跪在地上求饶，那也很不错……不过，希特勒是决不会求饶的。甚至戈培尔也不会求饶。会求饶的是鲍曼。他贪生怕死，而且他看待世间一切是最清醒不过的…而我当时的意志却十分薄弱，我回想起了在元首身旁度过的美好时光，我可真是个窝囊废……私人情感战胜了我…”
实际上希姆莱竭尽了全力为自己从那次七月事件中捞取了最大限度的好处。戈培尔镇压了柏林的叛乱，但是希姆莱却从他手中夺走了胜利。他知道利用什么手段才能达到目的。戈培尔这个狂热分子只有当他被党内常用的漂亮词藻搞得昏昏然的时候他才可能把自己的胜利交出来，因为这些用语是他创造出来的，因而也是他最喜欢听的。
希姆莱当时向戈培尔阐述了一番必须立即对党卫队和盖世太保在镇压叛乱中所起的作用大加赞扬的道理。“我们必须向人民讲清楚，”他对戈培尔说，“除了我们这个有党卫队英雄好汉的国家，再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如此坚决地除掉那些卖身投敌的杀人团伙。”
于是报纸和电台开始宣传“党卫队功绩”的运动。那时候元首对希姆莱特别友善亲近。甚至有一段时间希姆莱觉得总的败局在变成胜局，尤其是11月9日那天，元首开国以来破天荒第一次委托他，党卫队全国司令，代表元首在慕尼黑发表节日演说。
直到现在他还能忆起（回忆时他总感到很紧张，而且有点害怕），当他走上元首的讲台，和元首并排站在一起的他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甜丝丝的滋味。而戈培尔、戈林、里宾特洛甫、莱伊等人都站在下面，往常元首在场时他也是站在那里。戈培尔等人向他鼓掌，按照他的手势举起手来行党礼，稍停片刻后，他们便开始欢呼，跟着，整个会场也高声欢呼起来。纵使他们对他十分忌恨，认为他不配充当这一伟大的角色，随便他们怎么想，但是按照国家社会主义党的伦理标准，他们必须在到会的两千名地方首领面前向他希姆莱履行规定的仪式表示党内最崇高的敬意。
鲍曼…哎呀，他是多么仇恨鲍曼呀！正是这个对希姆莱如此青云直上感到不安的鲍曼战胜了他。
鲍曼比任何一个人都了解元首，他知道，如果希特勒宠爱信任某人，那么就决不能说这个人的半点不字。因此鲍曼向元首建议说：“期望陆军有什么作为这是十分没有把握的。不过，万幸的是：我们有党卫队师这支队伍，它是党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希望。只有我的朋友希姆莱，党卫队的首领可以肩负起指挥东部战线，指挥‘维斯瓦’集团军群的重任。只有他统辖的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