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勒说罢给他看了看：这是普莱施涅尔送往伯尔尼的施蒂尔里茨的密码电报。
“这下完了，”施蒂尔里茨明白了，“这下彻底失败了。原来我是个白痴。普莱施涅尔要么是个胆小鬼，要么是个大笨蛋，要么是个内奸。”
“您好好考虑一下吧，施蒂尔里茨，”缪勒吃力地站起身来，不慌不忙地走出牢房去了。
牢门轻轻地关上的时候，施蒂尔里茨感到心里空落落的。这种感觉他体验过不止一次了。施蒂尔里茨觉得自己已不再用两腿站着，他感到自己的身子轻飘飘的，仿佛变成了别人的身子，同时四周的物体也变得更加鲜明，棱角也显得多起来。在这样的时刻，他居然会发现这么多棱角。后来他曾对这一点大为惊异，他也常常拿自己这种古怪的功能开心。他还能准确地区分花束中各种花朵之间接触的线条，甚至能看出这朵花或者那朵花处在哪个位置才能显得鲜艳夺目。他初次体验到这种感觉是在1940年深秋季节，在东京。当时他和保安处派驻德国大使馆的间谍头子在市区一条大街上漫步，在东京银行大楼附近，突然迎面走来一个老熟人。此人是他早年在海参团认识的，名叫沃伦尼卡·皮梅佐夫，当时是反间谍机关的一名军官，在国外，到处能够遇见俄国人；他们对什么都能适应，可就是过马路时总违反交通规则；后来施蒂尔里茨根据这个特征在国外认出不少同胞。这时，只见皮梅佐夫横穿马路向他跑过来，热烈地拥抱着他，以至于公文包从自己手里掉下来。皮梅佐夫抱着他高声喊道：“马克西姆什卡，亲爱的！”
在海参 ，他们相互之间称呼“您”。令人可笑的是，想不到皮梅佐夫有朝一日会亲呢地称呼他“马克西姆什卡”，而不再尊称他“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这是侨居国外的俄国人的特点：他们常常把素不相识的同乡当成朝夕相处的同事，而把熟人，即使是偶然见过一面的熟人当成亲密无间的朋友。施蒂尔里茨也准确地察觉到这一点，所以他很不乐意去巴黎和伊斯坦布尔，那里有许多俄国侨民，但他又不得不经常去往这两个城市。那次同皮梅佐夫不期而遇，施蒂尔里茨准确地做出一副蔑视而又迷惑不解的表情，用食指做了一个厌恶的手势，推开了皮梅佐夫，后者像挨了打似的馅媚地微笑着走开了。此刻，施蒂尔里茨发现他的衣领特别脏。他的领子上有各种精确的色调：白色、灰色和浅黑色。后来他回到旅馆，做了一个实验，把这些颜色在纸上画出来。他敢打赌，他画的决不比照相机拍摄的差，可惜当时无人和他打赌。就在这次东京街头邂逅之后，施蒂尔里茨对医生说，他的视力出了毛病。医生认为他由于经常过度疲劳引起左眼粘膜发炎，于是半年后他遵照医嘱戴上了墨镜。他知道，眼镜，尤其是墨镜可以改变一个人的面貌，有时会使人变得面目全非。但是，在东京事件之后马上戴墨镜是不恰当的，此后应该有半年的准备阶段。在这半年时间里，苏联驻东京的情报机
关自然要密切监视德国人的动静，看看他们中间有没有人对皮梅佐夫产生兴趣。德国人终究没有对他产生兴趣，大概保安处的那个军官认为这个穿着破鞋和脏衬衣的穷愁潦倒的俄国侨民是一个不值得重视的小人物。
他第二次出现这种空虚和自身失落之感是在1942年，在明斯克。那时他做为随员陪同希姆莱巡视苏联战俘集中营。俄国俘虏躺在地上，活人和死人躺在一起。这是一些骨头架子，是活人的骨骼。当时希姆莱感到恶心，脸色顿时变得刷白。施蒂尔里茨和希姆莱并排走着，此刻他心中有一种强烈的愿望，他很想掏出自己的瓦尔特式手枪，把弹夹里的子弹射入这个戴夹鼻眼镜的人那张布满雀斑的
脸。这种尝试实际上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想到这里，施蒂尔里茨顿时感到浑身发冷，一股甜蜜的恰悦涌上他的心头。“可是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呢？”他向自己提了一个问题。“他们会安插另一个坏蛋接替这个坏蛋，并且加强私人警卫。就此了事。”那时候，即在克制住这个强烈的欲望之前，他感到自己的身子轻飘飘的，仿佛变成了他人的身子。此时，他对希姆莱的脸色具有一种极为精确的色彩感受力。他清楚地察觉到希姆莱面颊和鬓角旁的雀斑是淡黄色的，左耳朵附近的雀斑是浅褐色的，而脖子上的则是黑色丘疹状的。施蒂尔里茨像驱赶魔力似的驱赶着这种奇特的感受力。直到一年后，他才第一次对自己这种经常出现的奇怪的视力加以嘲笑……
施蒂尔里茨强迫自己的身体恢复原状，他感觉全身的肌肉在轻轻地颤抖。他约莫站立了一分钟，感觉到一股热血涌向面部，眼睛里冒出一些绿莹莹的尖尖的火花。
“这就对了，”他对自己说，“应该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完整的机体，像一个紧握的拳头。尽管这里的墙壁漆着三种颜色：灰色、蓝色和白色。”
这时他笑起来。他并没有强迫自己发笑。只是这些该死的颜色…让它们去吧。谢天谢地，缪勒走出去了。他干了一件蠢事，给了施蒂尔里茨思考的时间。如果你把对活人当成真正的对手，就千万不能给他思考的时间。缪勒，你自己大概也首尾不能相顾了吧。
第二节
缪勒带着几个最出色的密探乘车赶到罗尔夫和巴尔巴拉被暗杀的现场。
这几个密探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头儿，早在二十年代，他们就同缪勒一起捕捉过土匪，缉拿过希特勒的国家社会党员、台尔曼和布朗德勒的共产党人。缪勒只有在遇到极为罕见的案件时才动用这些人。他没有把他们转交给盖世太保机关，怕他们骄傲自大，因为盖世太保机关的每个侦查员都寄希望于鉴定专家、暗探和录音电话的帮助。而缪勒是恰佩克的崇拜者：这位作家笔下的密探是凭自己的智慧和经验取胜的。
“完全没有？”缪勒问道，“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一点也没有，”一个满头白发、面色蜡黄的老头儿回答说。缪勒不记得他叫什么名字了，只记得他们从1926年就彼此称呼“你”。
“这很像你在慕尼黑侦破的那桩谋杀案。”
“是在埃格蒙大街？”
“是的。我记得是 9号楼，…”
“8号楼。他把他们杀死在大街的双号门牌一侧。”
“你的记忆力真好。”
“你抱怨自己的记忆力吗？”
“我喝含碘的酒。”
“而我喝伏特加酒。”
“你是将军，你可以喝伏特加酒。我们哪有钱喝伏特加酒呢？”
“你可以接受贿赂嘛。”缪勒嘿嘿一笑。
“然后落到你的刽子手手里？不，我还是喝劣酒好。”
“喝吧，”缪勒赞同说，“喝吧。坦率地说，我甘愿把自己的伏特加酒换成你的劣酒。”
“你的工作特别忙吗？”
缪勒回答说：“暂时——是的。不过很快就要彻底结束了。那么，现在我们怎么办，啊？难道一点蛛丝马迹也没有？”
“让你的化验室化验一下杀死这对情人所用的子弹。”
“化验——他们会化验的，”缪勒赞同说，“一定会化验的，你用不着担心…”
第二个老头走进来，移动一下椅子，然后在缪勒身边坐下来。
“老魔鬼，”缪勒瞥了他一眼，心想，“这家伙还涂脂抹粉呢。对了，他的头发是染过色的。”
“怎么样，”缪勒问道，“你发现什么情况没有，格容特尔？”
“有一些情况。”
“喂，你的头发是用什么染的？”
“用指甲花染的。我的头发不是灰白色，也不是黑色，而是一种花花搭搭的颜色。易里杰死了。年轻姑娘喜欢的是年轻的士兵，而不是年老的密探…你听着，对面房子里住着一个老太婆，她在一小时之前看见一个女人和一个士兵。那女人抱着一个孩子，看样子行色匆忙。”
“那个士兵穿什么衣服？”
“什么穿什么衣服？穿军装。”
“我知道他不是穿裤衩。穿的是黑色军装吗？”
“啊……当然是穿黑色军装；您没有发给警卫部队绿军装。”
“他们乘坐的是什么汽车？”
“他们乘坐的是公共汽车。”
由于出乎意外，缪勒甚至稍微欠了欠身子。
“怎么乘坐公共汽车？”
“是的。乘坐的是十七路公共汽车。”
“他们往什么方向去了？”
“往那边，”格容特尔挥了挥手，“向西。”
缪勒突然从椅子上站起来，摘下电话听筒，迅速地拨通了号码，说道：“朔尔茨！快点！第一，值勤人员立刻沿十七路公共汽车经过的路线搜索！‘女钢琴师’和一个士兵。什么？我哪儿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第二，立即查阅他的档案材料，弄清楚他是干什么的，什么地方人，亲属在哪里。立刻把他的全部履历送到我这里来。如果查明他到施蒂尔利茨常去的地方去过，哪怕只去过一次，那么你要立即通知我！派勤务人员埋伏在施蒂尔利茨的住处。”
缪勒坐在房门旁边的椅子上。盖世太保的鉴定专家和照相师们都走了。他和年迈的密探们留下来。他们在谈论往事，有时争论起来，彼此打断对方的话题。
“我输了，”缪勒在想，老同事们的谈话使他平静下来，“但我还有伯尔尼这张王牌。当然，那里的事愈来愈复杂，那里的警察是外国的，边防人员也是外国的。但主要的一张王牌恐怕已经丢掉了。他们乘坐公共汽车潜逃，说明这并非预先计划好的行动。不，这根本不是一次行动。当然，俄国人一向保护自己人，但为了营救这个‘女钢琴师’（这仅仅是一种尝试），他们未必会派几个人来送死。从另一方面看，他们显然懂得那个婴儿是她的致命的累赘。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才铤而走险？不，我胡思乱想些什么？不存在什么有预谋的冒险行为。她公开乘坐公共汽车，这算什么冒险…这是胡闹，根本不是什么冒险……
他又摘下电话筒：“我是缪勒。您再提醒一下警察局，让他们注意在各路地铁上搜捕抱孩子的女人。把她的相貌特征告诉他们，就说她是个小偷和杀人犯，一定要严加缉拿。抓错了人也不要紧。即使抓到的人比应该抓的人多一些，我也会原谅他们。只要不放走我所需要的那个女人……”
第三节
施蒂尔里茨敲了敲牢门。他在这里已度过几个小时，大概在这段时间已换过哨兵，因为现在在门口站岗的已不是原先那个红脸膛的小伙子，而是齐格弗里德·拜克。施蒂尔里茨不止一次同此人配对打网球。
“你好，齐吉，”他说着嘿嘿一笑，“这里倒是会面的好地方，对吗？”
“您叫我干什么，７号？”拜克不动声色地问道，平稳的嗓音有点嘶哑。
“他的反应一向很迟钝，”施蒂尔里茨回忆道，“他的左侧球打得不错，可就是有点慢。就因为这一点，我们俩输给了土耳其新闻专员。”
“难道我的变化会这么大？”施蒂尔里茨问道，不由自主地摸了摸面颊。他已经两天没刮胡子了，胡茬已长得很长，不过还不扎手，直到傍晚胡茬才扎手，因为他已经养成每天刮两次胡子的习惯。
“您叫我干什么，７号？”齐格弗里德重复一句。
“怎么，你傻了？”
“住口！”齐格弗里德喊了一声，砰地一声关上沉重的牢门。
施蒂尔里茨冷笑了一下，然后坐到固定在水泥地板上的金属凳子上。“我把那只英国球拍赠送给他的时候，他甚至感动得流下眼泪。一切暴徒和下流鬼都爱流眼泪。这是他们的歇斯底里发作的一种形式，”施蒂尔里茨心想，“软弱的人往往喜欢喊叫或者谩骂，而暴徒则喜欢哭泣。软弱的人——我这样说是不对的，应该确切地说，他们是善良的人。只有特别坚强的人才善于克制自己。”
当他第一次和齐格弗里德配对同党卫队高级总队长波尔赛球（波尔在战前就开始学习打网球，以便减肥）的时候，齐格弗里德悄悄地对他说：
“我们是以零分输给他，还是装装样子同他争夺一番呢？”
“不许胡说八道，”施蒂尔里茨回答说，“运动就是运动。”
齐格弗里德打球很不认真，故意让着波尔。他很想博得高级总队长的好感。然而波尔却大声训斥他说：
“我不是你的洋娃娃！请你把我当成一个真正的对手，而不要当成一个愚蠢的孩子！”
齐格弗里德惊恐万分，又不开始急起猛攻，弄得波尔应接不暇，以致恼羞成怒，扔了球拍，退出网球场。这时齐格弗里德吓得面如土色，施蒂尔里茨发现他的手指在微微颤抖。
“我从来没想到，这种神经质的小伙子能够在监狱里工作，”施蒂尔里茨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朋友，完全用不着担心。去洗个淋浴吧，去清醒清醒。然后回家，后天我会告诉你应该想么做。”
齐格弗里德走了。施蒂尔里茨找波尔，同他一起愉快地打了五盘。波尔浑身湿透了，但施蒂尔里茨同他打得很平稳，彬彬有礼地同他练习一些右手长球。波尔对此十分清楚，但他对施蒂尔里茨在球场上表现世的略带讥讽的友好态度和真正的民主作风产生了好感。波尔请求施蒂尔里茨和他一起练习一两个月。
“这是一种极端残酷的惩罚，”施蒂尔里茨笑道，波尔也笑起来，因为施蒂尔里茨的语气特别温和。“请不要生我那个傻大个儿的气，他一见到将军们就害怕，他对您很崇拜。为了不丢掉球艺，我们两人可以轮流同您练球。”
在下一次打球的时候，施蒂尔里茨把齐格弗里德介绍给波尔。于是齐格弗里德对自己的伙伴充满了极大的敬意，从此以后，一遇到合适的机会，他就努力为施蒂尔里茨效劳。有时在打完一盘球之后，主动跑去给施蒂尔里茨买啤酒，有时赠他一支珍贵的自来水笔（大概是从被捕者身上搜刮来的），有时送他一束鲜花。有一次，他曾经使施蒂尔里茨陷于难堪的境地，但他毕竟出于无奈，因为他天生愚钝，办事刻板。当时施蒂尔里茨在一场网球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