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到过克里姆林宫的大门口……”
缪勒自然无法看到，施蒂尔里茨说到这里对凯特使了个眼色，她便立即领会了他的意思，回敬道：“是啊，不过现在是红军部队到了柏林的大门口。”
“对。过去当我们的军队在克里姆林宫大门口时，你们曾相信，有朝一日你们会来到柏林。同样，现在我们也深信不疑，我们很快会回到克里姆林宫。不过眼下不是辩论的时候。现在跟您谈起这话题是因为我们的译电人员绝不是些愚蠢的人，他们已经破译了你们的许多密码，并且我们的人可以完成您这个报务员的工作－－”
施蒂尔里茨又向凯特丢了个眼色。她便说道：“你们的报务员不知道我发报的特点。而情报中心却非常熟悉。”
“是的。不过我们有您发报的录音磁带，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让我们的人掌握您发报的特点，这样就可以取代您的工作。这将彻底使您身败名裂。您的祖国将不会饶恕您。这一点您和我一样知道得很清楚，您也许比我更清楚。要是您放聪明些，我答应做到让您的领导相信您没有任何罪过。”
“这是不可能的。”凯特答道。
“您错了，这是可能的。我们可以把您被捕的这一件事不记载到任何一个文件上。您将和我们一些心地善良的朋友同住在一所住宅里，那儿对您的女儿也很合适。”
“我的孩子是男孩儿。”
“对不起。以后如果遇到自己人，您就说，在丈夫死后有个人找到您，并对您说了接头暗号。”
“我不知道暗号。”
“您知道暗号，”施蒂尔里茨固执地重复说道，“暗号您是知道的，不过我不要求您说出这暗号，这是无关紧要的小事，是一种富有浪漫色彩的把戏。就这样，您说，那个用暗号跟您接头的人把您带到这所住宅，并交给您密码电文，您就发往情报中心。这样您就可以不承担罪责。在一些描写间谍的戏剧和电影中按说都有给予考虑的时间。可我不给您时间，我要您马上回答：同意还是拒绝？”
一阵沉默……
缪勒前罗尔夫看了一眼，说：“只有一个地方有差错，他把孩子的性别弄错了，把婴儿说成是女孩儿。除此以外无懈可击，水平高超。”
“……同意，”凯特低声答道，确切地说，是用耳语般的声音回答的。
“听不见。”施蒂尔里茨说了一句。
“同意，”凯特重复这，“同意！同意！同意！”
“这样就好办了，”施蒂尔里茨说，“不要歇斯底里。当您同意参加反对我们的工作时，您是知道您将要干什么的。”
“可是我有一个条件。”凯特说道。
“好，您说吧，我听着。”
“在我丈夫去世和我被捕后，我和祖国的一切联系都断了。如果你们能向我保证，将来我永远不会再落人我过去领导人的手中，我将为你们工作－－”
眼前，当凯特的生命危在旦夕，而对鲍曼的进攻不知何故未能实现时，施蒂尔里茨完全有必要和莫斯科取得联系。他期望能得到帮助——一两个人的名字，、几个人的地址，这些人即使和鲍曼没有直接或间接联系；但能和娶他的厨师傅兄弟的妹妹的表兄弟的外甥女有某种联系也行…
施蒂尔里茨微微一笑：他觉得这种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关系颇有意思。
如果等待情报中心派一名报务员来，至少要两个星期左右。而眼下不能坐等，因为根据各种情况来看，几天内，最多一星期内要解决问题。
施蒂尔里茨在思忖：为什么鲍曼没有如期赴约呢？第一，他可能没有收到信。信被希姆莱手下的人截获，虽然这种可能性极小。施蒂尔里茨设法把信和给鲍曼本人的其它邮件放在一起送去的。如果有人要从中窃取这封信，是件非常冒险的事，因为他是在帝国党卫队司令秘书处保密科工作人员已经检查过全部邮件后才把信放进去的。第二，在分析这一封信时，施蒂尔里茨注意到自己在几处犯了重大的过失。他的职业习惯经常使他得益匪浅——反复检点自己的举止、言谈、信件，对可能发生的过失错误从不怨天尤人，也不采取鸵鸟政策，心存侥幸，而是立即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这封信对他本人并不构成任何威胁：信是空袭时他在收发室用打字机打的。只不过他认为，对鲍曼这样的重要人物来说，信中过多地表露了忠臣的感情，而缺少事实以及据此提出的积极性建议。对作出实际上并
不受监督的决定所承担的重大责任感要求像鲍曼这类担任国家要职的人去和下属交谈，只有当告知他的事实过去无人知晓、并从国家角度看具有前景意义时才有可能。不过，从另一方面看，施蒂尔里茨在继续思索，对鲍曼来说，可以使希姆莱声名狼藉，身败名裂的任何点滴材料都是重要的（施蒂尔里茨知道希姆莱和鲍曼之问勾心斗角的起因，可是他找不出现在这一明争暗斗正在继续进行，而且愈演愈烈的答案。）第三，施蒂尔里茨很清楚，鲍曼只不过因为工作繁忙，所以未能如期赴约。而且施蒂尔里茨知道，鲍曼过去只有两三次曾答应过类似的会面要求。而党和军队的上层机关每天要求他接见的人至少有二三十。
“这样做是极为幼稚的，”施蒂尔里茨得出这样的结论，“我的行动不仅盲目，而且也不符合他的习惯。”
第十四章
第一节
警报响了。施蒂尔里茨看了看表：晚上十点。今天日落后一片血红的天空透着青蓝色。这意味着今夜天气严寒。
“我的玫瑰花会被冻死”，施蒂尔里茨上楼时想道，“看来，我把花移栽到室外是太早了。可谁又料得到，严寒会持续这么长时间呢。”
炸弹就在附近爆炸。施蒂尔里茨走出办公室，经过空无一人的走廊，来到通向地下室的楼梯口。他在直线电话分室门口（主要的直线电话室设在地下）站住了。门上插着钥匙。
施蒂尔里茨 着双眉，从容不迫地向四周环顾了一遍：走廊上空无一人，所有人都到地下室去了。他用肩膀推了一下门，门没有推开。他便用钥匙把门打开。在所有的电话机中有两台白色的非常突出——这是和元首地下室及鲍曼、戈培尔、施佩尔、凯特尔等人办公室联系的直拨电话。
施蒂尔里茨朝走廊瞧了一眼——那儿还是空空荡荡没有一个人。玻璃在震颤，这时炸弹爆炸的地方离得更近了。刹那间他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是否要把门锁上。随即他走到电话机旁，拨了12—00—54的号码．
“我是鲍曼。”他听到电话里传来低沉有力的声音。
“您收到我的信了吗？”施蒂尔里茨用改变了的嗓音问道。
“您是谁？”
“您应该收到一封信，是给您本人的。是一个忠诚的党员写的。”
“是的。您好。您在哪儿？啊，明白了。我的汽车号码是…”
“我知道。”施蒂尔里茨打断了他的话，“谁开车？”
“这重要吗？”
“是的。您的司机中有一个……”
“我知道。”鲍曼打断了他的话头。
他们互相了解，心照不宣：鲍曼心里清楚，施蒂尔里茨知道，有人窃听他的电话（这证明和他说话的人知道帝国最上层的秘密）；而施蒂尔里茨也得出同样的结论，鲍曼理解了他没有说完的话（他的司机中有一个是盖世太保的密探），所以施蒂尔里茨感到这次谈话很顺利。
“在我们约好见面的地方有人会等您的。在您确定的时间——明天。”
“现在，”施蒂尔里茨说，“过半个小时。”
第二节 1945年3月8日22点32分
半小时后在自然博物馆附近施蒂尔里茨看见一辆“麦巴赫”牌装甲汽车。当他确信无人盯梢时，他从车旁走过。他看见鲍曼坐在后座上。
施蒂尔里茨又走回来，打开车门，说：“党员同志鲍曼，感谢您对我的信任…”
鲍曼默默地握了握他的手。
“开车吧，”他吩咐司机说，“去万泽。”
然后他把后座和司机隔开的玻璃关上。
“我在哪儿见到过您？”他问道，仔细地打量着施蒂尔里茨。“我说，取下您的伪装吧……”
施蒂尔里茨把眼镜放到膝盖上，往上托了托帽子。
“我肯定在什么地方见过您。”鲍曼重复了一遍。
“没错，”施蒂尔里茨答道，“当您向我颁发十字勋章时，您说，我的脸像数学教授，而不象间谍…”
“可现在您的脸恰恰是一张间诉的脸，不象教授，”
鲍曼开玩笑说，“好，说吧，有什么情况。”
连接鲍曼和帝国保安局的电话机整整一夜没有响过。所以，当第二天早上一份窃听到的材料放到希姆莱桌上的时候，他先是勃然大怒，等冷静下来后，感到大吃一惊。他召见缪勒并命令他查清——不过要谨慎小心——是谁昨天夜里在政府通讯专用室和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总部的鲍曼通话。
整整一个白天缪勒未能得到任何确切的材料。直到傍晚晚才有一份关于一个身份不明的人给鲍曼打电话时，在话筒上留下的指纹材料送到他的办公桌上。使他感到惊讶的是，据资料记载，几天前盖世太保已发现过同样的指纹，这些指纹是在俄国女谍报员的电台上发现的。
鲍曼的司机在值班后回家的途中被捕。他过去曾得到鲍曼的允许不充当党卫队的情报人员。三个小时他没有吐露一个字，”并一直要求和鲍曼面谈。在对他进行一番恫吓威逼后，他供认，夜里有个陌生人坐进他们车里。但他和鲍曼谈话的内容，司机无法提供，因为谈话是在被厚厚的防弹玻璃隔开的后座进行的。他对坐车人的相貌用语言描绘了一番。他说，这人的帽子压得很低，遮住了前额，戴一副宽边角质眼镜，唇上蓄着灰白的胡须。给他看了二百多张照片。其中有施蒂尔里茨的相片。但首先，施蒂尔里茨不留胡须，根据需要胡须可以随时粘上或取下，非常方便；其次，这是他五年前的相片，在战时，经过五年人们一般都有很大变化，有时变得难以辨认。
希姆莱在得到缪勒进行调查的报告后，同意他关于暗中收集单位所有工作人员指纹的建议。
同时缪勒还建议除掉鲍曼的司机，办法是，造成一种假象，似乎他是在自己家附近的街上由于撞车而偶然身亡。
最初，希姆莱打算批准这一看来十分必要的措施，但转念一想，改变了主意。他对所有人都开始不再信任了，其中包括缪勒。
“这您自己考虑决定吧，”他说道，“也许，根本就应该把他放了？”他反问道，巧妙地应付了对方，而且他知道缪勒会怎么回答。
“这不可能，审问他时涉及了这么多的问题。”
党卫队司令要听到的正是这样的回答。
“这我不知道，”他皱起眉头，“司机是个诚实的人，而我们是不惩处诚实人的……您自己想办法吧…”
缪勒走出希姆莱的办公室，心里充满怒火，因为他知道，党卫队司令害怕鲍曼，并让他当替罪羊，去承受打击。
“不，”他暗自决定，“既然如此，我也要留个心眼。让司机活着。这将是我的王牌。”
希姆莱在和缪勒谈话后请来了奥托·斯科尔兹内。
希姆莱意识到，和鲍曼的争斗进入了最后的决战阶段。要是鲍曼在党卫队某个尚未查清的背叛者的帮助下得到足以使他——希姆莱身败名裂的材料，那他必须针锋相对利用这一次所掌握的事实给以致命打击。在政治斗争中只有充分掌握情报和拥有实力才能使敌对双方的机会均等。而任何地方也没有像党的档案装甲保险柜中收藏有如此多的资料。就让鲍曼依靠人去进行斗争好了，而他，希姆莱，将利用档案材料，因为档案材料比人更为可靠，并随着时间的流逝比人更有力…
“我需要鲍曼的档案，”希姆莱说道，“斯科尔兹内。我需要什么您理解吗？”
“我理解。”
“这比劫持墨索里尼还要困难。”
“我想是的。”
“不过，这能办到吗？”
“不知道。”
“斯科尔兹内，这样的回答不能令我满意。最近几天鲍曼要疏散档案，您的任务是查清，运往何处以及由谁护送。施伦堡会帮助您——不是公开的，而是通过一般商讨问题的方式。”
第三节 1945年3月10日19时58分
施蒂尔里茨乘上夜班特别快车出发到瑞士边境，以便“准备一个越境窗口”。他和施伦堡都认为，派牧师公开通过国境会事与愿违，把事情张扬出去。而整个这次行动都是背着盖世太保进行的，在施拉格事成之后，按施伦堡的计划，“揭露”施拉格的正是施蒂尔里茨。
经施伦堡的允许，近日来施蒂尔里茨一直在为牧师物色一些策划阴谋的合格“人选”——从外交部和空军司令部中挑选，施蒂尔里茨在这两个部门物色到的都是些死心扬地为纳粹主义效命的人。施蒂尔里茨特别满意的是，所有这些人都曾被盖世大保招募去当过间谍。
“这很好，”施伦堡赞扬说，“这样做很妙。”
施蒂尔里茨用疑问的眼光瞧了他一眼。
“我的意思是，”施伦慢解释道，“这样我们可以使所有背着我们在西方寻找和平接触的人声名狼藉。要知道，西方是明显区别对待盖世大保和我们这个部门的。”
这一趟夜班特别快车有别干所有其他火车，它跟战前一样舒适：在车厢的小单间里真正的皮制带子不时装出嘎吱嘎吱的响声，铜制的烟灰缸闪着暗淡的光亮，列车员在送浓郁的咖啡。实际上只有外交人员才乘坐这列行驶在斯堪的纳维亚——瑞士走廊上的火车。
施蒂尔里茨的单间是74号。后一节车厢的56号单间里是一位脸色苍白的瑞典教授，他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姓既长而又别扭。他们俩人和另一位伤愈后返回意大利前线的将军是两节国际车厢中仅有的乘客。
将军来到施蒂尔里茨的单间，问道：“您是德国人？”
“唉。”施蒂尔里茨叹了口气。
他可以说些玩笑话，这是经领导允许的。反间活动有时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