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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假设有人来找您，是些穷凶极恶的敌人，是些狂妄分子，他们要您到国外去一趟，到大不列颠，俄国，瑞典或者瑞士去，要您当个中间人，转送一封信，这些要求您是否可以做到呢？”
“做中间人，是我的本分。”
“为什么呢？”
“因为调解人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这是我的职责。而人对上帝应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这只是为了他能感到自己是个名副其实的人。因此我不把人对上帝的关系和人对人的关系截然分开。原则上讲，这是同样一种关系：一种统一的关系。所以调解人们之间的关系原则上讲对我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在调解人们之间的关系时，我只提出一个条件，那就是这项调解的后果是善，而且要使用善良仁慈的手段。”
“甚至这项调解对于我们国家有害，您也同意去做？”
“您是在迫使我不得不发表些概括性的评论。您十分清楚，一个国家，如果它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那么，我作为一个神职人员，是不能拥护它的。当然，我很希望人们能够生活得与现在不同，但是我却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到这点！原则上讲，我希望现在组成这个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人都能活下来，大家一起组成一个另外的统一体。我不愿意杀害任何人。”
“我认为，叛卖行为是可怕的，但是更为可怕的是对正在发生的叛卖和屠杀行为采取冷漠的消极旁观态度。”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参加一项工作，那就是终止屠杀。”
“但此事却由不得您。”
“是的，是由不得我。请问，您说的叛卖行为指的是什么呢？”
“叛卖行为就是消极被动。”
“不对，消极被动这还不是叛卖。”
“这比叛卖更可怕……”
艾斯曼突然感到楼房摇晃起来。“大概被轰炸的地方就在附近不远，”他想道，“也许投的是巨型炸弹…这两个人的谈话真是奇怪得很……”
他给值班人员打了个电话。值班员脸色青白，满头大汗，走进办公室。
艾斯曼问道：“这是正式录音，还是监听录音？”
值班员轻声回答说：“我去问清楚，马上就回来。”
“被轰炸的地方很近吧？”
“我们的楼房震坏了很多玻璃……”
“你们不能到防空洞去躲一躲吗？”
“不能，”值班员回答说，“我们是不准去防空洞的。”
艾斯曼刚要继续听下去，但是值班员回来了，向他报告说，施蒂尔里茨并没有录音。这是按照反间谍机关的指令录的音，目的是对中央机构的工作人员进行监督性的审查。
施伦堡说：“这些炸弹每个至少也有一吨重。”
“显然是这样，”施蒂尔里茨同意说。
他现在急切地想离开办公室，马上烧毁文件夹里那份呈交给希姆莱关于“党卫队保安处里的叛徒”与西方谈判的报告。
“施伦堡的这个鬼花招可不是那么简单，”施蒂尔里茨心里想，“看样子，牧师从一开始就使他感兴趣了。那时准备在将来把牧师当个掩蔽用的人物。而现在他又用着了牧师，这是有意图的。而且他不会背着希姆莱这样千！”施蒂尔里茨知道，现在他必须不慌不忙，有说有笑地和施伦堡把即将开始的行动全部细节逐条逐项地讨论一番。
“我看，敌机要飞走了，”施伦堡一边侧耳倾听，一边这样说道，“或许不是这样？”
“是要飞走了，再去装炸弹……”
“不，这一批该在基地上寻欢作乐了。他们有的是飞机，可以轮番不断地来轰炸我们……那么，就是说，您认为如果我们把牧师的妹妹和三个孩子抓来做人质，牧师就肯定会回来的？”
“一定…”
“而且回来之后，当缪勒审问到是不是您让他到国外去寻找关系的时候，他也会守口如瓶？”
“对这点我没有把握。这要看是谁审问他了。”
“我看，把您和他谈话的录音磁带留在您身边，而他呢……可以说是在敌机轰炸的时候进了棺材，这样是不是更好些？”
“我再想一想。”
“您要想很久吗？”。
“我请求允许我好好地球磨琢磨这个主意。”
“您准备琢磨多少时间？”
“我尽量争取在晚上提出些想法来。”
“好极了。”施伦堡说。“敌机到底是飞走了…想喝点咖啡吗？”
“很想喝，但是要等我把事情做完。”
“那好。施蒂尔里茨，我很高兴，您对全部情况理解得这样准确。这对梁缪是一次很好的教训。他开始对人蛮横起来，甚至对司令也是如此、我们把他的工作抢过来，这下他就相形见细了。这样我们也给司令帮了大忙。”
“司令知道这件事吗？”
“不知道…我们就这样说。他不知道。懂了吗？总的讲，和您在一起工作我感到很愉快。”
“我也是这样。”
施伦堡把联队长送到门口，握了握他的手，说道：“如果一切都很顺利的话，您可以到山里去玩上四五天，现在那里正是休息的好地方，雪是蔚蓝色的，皮肤晒得棕褐色……天哪，该是多么美呀！战争期间我们忘掉了多少事情呀！”
“首先是我们忘掉了自己，”施蒂尔里茨回答说，“就像是过复活节痛饮之后把大衣忘在存衣室那样。”
“对，对，”施伦堡叹了口气，说，“正像是存衣室里的大农…您不再写诗了？”
“我根本就没写过诗。”
施伦堡伸出一个手指，做出吓唬他的样子说： “施蒂尔里茨，一句微不足道的谎言会引起极不信任的。”
“我可以发誓，”施蒂尔里茨微微一笑，“我什么都写过，只是诗没写过，因为我对韵律一窍不通。”
第十章
第一节 1945年2月18日13时53分
施蒂尔里茨销毁了写给希姆莱的那封信，又向党卫队司令的副官报告说所有问题已经在施伦堡那里解决了，然后从艾尔布莱希特亲王街的住宅里走出来，漫步向施普雷河走去。人行道打扫得干干净净，虽然夜间这里还堆满了残砖瓦砾，现在每夜敌机要来轰炸两次，有时甚至三次。
“我差一点就要垮台了，”施蒂尔里茨心里想，“施伦堡把施拉格牧师交给我审问的时候，是因为现在侨居在瑞土的前首相布吕宁使他感兴趣。牧师可能有的社会关系也使他很动心。所以当我告诉他牧师准备和我们合作的时候，他便轻易地同意了释放老牧师。他看得比我远。他预料到牧师可以在他们的一项重要阴谋活动中充当一个替身。但是牧师怎么能够参加到沃尔夫的行动中去呢？这到底是一次什么行动呢？为什么施伦堡在谈到沃尔夫去瑞士的时候要打开收音机呢？如果他不敢大声说这件事，那么，这就是说高级总队长卡尔／沃尔夫接受了全权，他在党卫队里的官衔与里宾特洛甫或者菲格莱因是同级的。施伦堡不能不对我讲沃尔夫出行的事，否则我就要问他：‘扣着牌打，两眼一抹黑，怎么能够做行动的准备工作呢？’难道西方想坐下来与希姆莱谈判吗？总的说来，希姆莱的权力是很大的，这一点西方很清楚。不过，他们和希姆莱坐在一张桌旁进行谈判，那可真是不可想象！算了，不管它了－－牧师可以用来做诱饵，做掩护，他们都是这样打算的。不过他们大概没有考虑到施拉格在国外还有势力强大的关系。那么，我应当引导老牧师，让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去反对通过我的手把他派往国外去的那些人。我原来想使用他作为一个备用的联系渠道，但是，现在看来他很可能起更重要的作用。如果我向他提供的不是施伦堡安排的‘台词’，而是我编造的说法，那么从梵蒂冈，从英美方面计都会有人去找他。清楚了。我应当给他准备好一套这样的说法，这种说法可以使人对他产生极大的兴趣，而对其他已经到达国外或准备去国外的德国人不感兴趣。所以，对我来说，当务之急是为他编好一套说法，其次，还要考虑好，他是国内反对希特勒和希姆莱的什么人物的代表。”
施蒂尔里茨走进一家小酒厅，要了杯白兰地，边喝边想，坐了很久。这地方很安静，没有人打扰他凝神思索。
“有一个施拉格，这已经够多的了，但又不够。我需要有个双保险。谁可以呢？谁呢？”施蒂尔里茨思考着。
他点燃了一支香烟，吸了几口，又把烟放在烟灰缸里，然后用力握了一下斟满格罗格酒的杯子。“他们是从哪儿弄到这么多的酒？唯一不凭票出售的只有白酒和白兰地。不过，德国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只有一件他们不干，那就是他们从不酗酒。嗯，对。我需要一个憎恨这伙强盗的人。而且这个人不仅仅可以做联络员。我需要一个人物……”
施蒂尔里茨曾经有过一个这样的人选。以科赫命名的一家医院的主治医生普莱施涅尔，他从1939年起就帮助施蒂尔里茨。他是个仇恨希特勒分子的反法西斯者，勇敢过人，而且沉着冷静。施蒂尔里茨有时真感到不可理解，这么一位出色的医生、学者、知识分子怎么会对纳粹制度默默地怀有如此强烈的仇恨。当他谈起元首的时候，他的脸就变得像个从死者脸上拓下来的石膏面模。胡戈·普莱施涅尔曾与施蒂尔里茨一起出色地搞过几次活动：1941年他们营救了一个苏联侦察小组，使它免遭彻底破坏；他们还搞到了有关驻在克里米亚的法西斯德军准备进攻的绝密材料，普莱施涅尔得到盖世太保批准出国去瑞典某大学讲学，乘机把这些材料转送到莫斯科。但是，半年前由于心脏麻痹症他突然死去了。他的哥哥普莱施涅尔教授，过去曾担任过基尔大学的校长，后来被“预防性”地监禁在达豪集中营里，释放回来后，他变成一个沉默寡言，温和顺从的人，嘴边总挂着驯服恭顺的微笑。在他被捕后不久，妻子就离弃了他，是亲属们坚持要她这样做的，因为她的弟弟已经被任命为帝国驻意大利大使馆经济参赞。大家都认为这位年轻人前程远大，外交部和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机关里对他都很赏识，所以亲属们召开家庭会议，提出两条路任普莱施涅尔夫人选择：或者她和丈夫，国家的敌人断绝关系，或者她还是以个人利益为重，那么就要受家人的审判，所有亲属就要在报纸上公开声明和她断绝一切关系。
普莱施涅尔夫人比教授年轻十岁，她刚刚四十二岁。她爱自己的丈夫，他们曾经几次到非洲和亚洲去旅行，在那里教授从事考古发掘工作，经常和柏林“别尔加蒙”博物馆的考古学家一起外出，一去就是一个夏天。一开始普莱施涅尔夫人坚决不同意与丈夫断绝关系，于是她家族里有不少人（这是些近百年来一直与纺织贸易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要求公开与她断绝关系。但是她的弟弟弗兰茨·冯·恩斯一直劝说亲属们不要把这件丑事张扬出去。“因为这样做就一定会被我们的仇人所利用。”他解释说。“人的妒忌心是非常厉害的，出了这样的丑事对我是会有影响的。不能声张，最好是悄悄地，小心谨慎地把这件事处理好。”
有一次他把快艇运动员俱乐部里的一个朋友介绍给普莱施涅尔夫人。这是个三十岁的美男子，名叫格茨。大家常开他的玩笑，说：“格茨可不是伯利欣根。”此人很美，但也很蠢。弗兰茨知道，格茨是靠一些丰老徐娘赡养的。他们三个人在一家小饭店里见了面，弗兰茨·冯·恩斯观察着格茨的一举一动，心里感到很踏实。格茨虽是个傻瓜，但是他的角色却演得很逼真，完全按照规定的戏路，既然有戏路，那当然就应当把戏做得尽善尽美了。格茨身体健壮，性格孤僻。寡言少语。一晚上他只说了一两个笑话。后来很拘束地邀请普莱施涅尔夫人跳舞。弗兰茨坐在一旁，轻蔑而自得地眯缝着两眼，看他们跳舞。姐姐轻声地笑着，格茨把她搂得越来越紧，而且还悄悄地在她耳边说了些什么。
过了两天，格茨就搬到教授家去了。他在教授家住了一个星期，直到警察来检查。普莱施涅尔夫人去找弟弟，哭哭啼啼地说：“想办法把他给我弄回来，我们不在一起这太可怕了。”第二天她便递交了与丈夫离婚的呈子。这件事对教授打击很大：他原以为妻子是他最主要的志同道合的人。他在集中营里受尽折磨，但是他认为，这样就可以保住她的清白，可以使她能够自由自在地去思考问题。
有一次夜里格茨问她：“和他在一起你是不是感到更好些？”她轻声地笑起来，然后搂着他说：“哪儿的话呀，他只是说得好听…”
普莱施涅尔被释放后，没有去基尔，他直接到柏林去了。通过施蒂尔里茨的芙系，弟弟帮他在“别尔加蒙”博物馆找到了工作。他在博物馆里的古希腊馆工作。
施蒂尔里茨通常都是在这里与他手下的特工人员会面，所以下班后他常来找普莱施埃尔，两个人一起在这雄伟的“别尔加蒙”和“博多”博物馆空荡荡的大厅里散步。普莱施涅尔知道，施蒂尔里茨每次总是要久久地观赏《挑刺的男孩》这一雕塑；总是要绕过那尊恺撒黑石像，石像上两只呆板狂暴的眼睛是用一种奇特透明的矿石做成的。教授还总是把他们参观各大厅的路线安排得能使施蒂尔里茨在古希腊的悲哀、喜笑、智慧等面像旁多停留一会儿。
教授当然不会知道，施蒂尔里茨每次回到家里就站在浴室间的镜子前像演员似的长时间练习他的面部表情。施蒂尔里茨认为，一个侦察员应当学会掌握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古人们对这种技能掌握得可以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馆里有一个陈列着萨摩斯岛钢塑人像的玻璃匣。有一天，施蒂尔里茨请教授把开这个玻璃匣的钥匙拿来。
“我觉得，”当时他说，“只要我摸一摸这些神圣的珍宝，立刻就会出现奇迹，我会变成另外一个人，古人那种镇定的智慧就会注入到我的身上。”
教授取来了钥匙，施蒂尔里茨乘机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