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问我远景问题，”杜勒斯习惯地一口一口抽着那支不离嘴的英国烟斗，沉思地说道，“我现在无法做出详尽的回答。要想勾勒出远景的大致轮廓，就必须研究这个国家的财政状况，研究在这个国家里流行什么政治笑话，剧院上演什么新剧目，以及在纽伦堡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现在我能看得清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德国是不会默不作声的，我指的是像被罢职的沙赫特这样的金融大亨以及被迫从事拉丁文翻译的文学家们的德国。”
“沙赫特是很重要的人物，可是文学家…”
“文学家同样重要，”杜勒斯反驳说，“他们甚至比您想象的要重要得多。希姆莱还在1934年就犯了个大错：他把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冯·奥塞茨基①关进了集中营。奥塞茨基塑造了一个苦命人的形象。这位苦命人不应当关进集中营，而应当用荣耀、金钱、美女…把他收买过来。演员，作家，艺术家是最容易收买的人了。要善于收买他们，因为收买是使人名誉扫地的最好方式。”
◆ ①卡尔·奥塞茨基（1889—1938），德国进步新闻记者，政论家——原注。
“我们对这些不感兴趣，这都是些细枝末节……”
“这不是细枝末节，”杜勒斯坚决反对说，‘’绝对不是细枝末节。希特勒使五千万德国人养成了唯命是从的习惯。你的戏剧，电影，绘画培养出的是盲从的机器人。这当然不会使我们满意，因为机器人没有经商和交际的愿望，他们也从不想在商业方面谋划什么有利可图的活动。这些盲目服从的机器人不需要沙赫特，但是我们却需要他。因此，”杜勒斯最后说，“这里谈的一切都是彼此紧密相联的。这种相互联系的现象必然会引申到军队里的知识分子…而军队里的知识分子都是些有少校以至元帅军衔的人，职位没有再低的了。再低的就都是不动脑筋，盲目执行命令的机器人了……”
“您这种说法我就很感兴趣了，”与艾伦·杜勒斯交谈的那个人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牵涉到远景的问题。可是您刚才却说无法回答我提的问题……”
第三节 1945年2月17日10点03分
当党卫队高级总队长沃尔夫离开希姆莱的办公室之后，这位党卫队司令一动不动地呆坐了许久。他并没感到害怕，至少他自认为是这样。只因为他这是平生第一次做变节分子。他知道不少叛徒，他并没有去阻止他们的叛变行为，而是在一旁注视着，看他们哪一个能在1944年7月成为胜利者，但是现在他本人也进行了一场叛国的行动，而与敌人谈判是要判死刑的。
卡尔·沃尔夫回意大利的任务是与杜勒斯宜接联系，这是党卫队的一位高级将领与同盟国的一位高级谍报人员的直接联系。
希姆莱习惯地摘下了眼镜，用一块柔软的 皮擦着镜片。今天他戴的是一副中学教员常戴的没有镜框的眼镜。他感到自己身上产生了一些变化，却一时搞不清究竟是什么变化。过了一会儿，他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噢，我开始动起来了，”他终于明白了，“最可怕的是那种僵死不动的状态，就像夜里做噩梦那样。”
他下令叫施伦堡来见他。一分钟后政治情报处主任走进希姆莱的办公室，就好像刚才他并没在三楼的办公室里，而是坐在希姆莱的会客厅里等着似的。
“沃尔夫马上就要起身去与杜勒斯联系了。”希姆莱说道，他紧握了一下拳头，弄得手指咯吱咯吱地响了一阵。
“这太英明了…”
“这太不明智了，施伦堡，既不明智又冒风险…”
“您是借可能要彻底失败吗？”
“我指的是一系列的难题！这都是您，都是您干的好事！是您引我走向这一步的！”
“即使沃尔夫垮了，全部材料也会落到我们手里。”
“这些材料很可能要落到那个维也纳人的手里…”
施伦堡不解地看了一眼希姆莱。希姆莱紧皱着双眉解释说：
“就是要落到卡尔登勃鲁纳的手里。我不知道这些材料还要运往何处，是送给鲍曼呢，还是转给我？鲍曼一旦得到了这样的材料，他会干出什么事情来，这点您是很清楚的。当元首知道了这一切，而且鲍曼还会加油添醋地解释一番，您可以想象出，元首会做出什么反应。”
“这种可能性我也分析过了。”
希姆莱懊恼地皱起了眉头。他现在只想把沃尔夫叫回来，把和他的谈话忘个一干二净。
“我分析过这种可能性。”施伦堡重复说，“首先沃尔夫与杜勒斯谈话不是代表他自己，更不是代表您，而是代表他在意大利的上级凯塞林元帅。他是驻意大利的德军总司令，并不直接隶属于您的领导。而凯塞林元帅曾是戈林在空军里的助手。一般人都认为他是戈林的人。”
“说得好。”希姆莱说，“这一点您是早已想到的，还是刚想起来的？”
“当知道沃尔夫即将起程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施伦堡回答说，“您允许我吸支烟吗？”
“当然可以，请吸吧。”希姆莱答道。
施伦堡点燃了一支烟。从1936年开始他就只吸“骆驼牌”的卷烟，其他牌的烟一概不抽。1942年美国参战之后，一次，有人问他，“您是从哪儿弄到敌国的香烟？”施伦堡回答说，“果真如此，买几支美国烟，就会有人说你是叛国…”
“我把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都考虑过了，”他接着说下去，“包括那些最令人不快的情况。”
“可能有些什么情况呢？”希姆莱警觉起来。现在他的心绪已经安定下来，脑子也清醒过来了，他看到了入情入理的前途远景，既然这样万事顺遂，那还有什么不愉快的呢？
“倘若凯塞林，更糟糕的是倘若他的靠山戈林能够证明他们与此事无关，那将怎么办？”
“我们决不让他们得逞。这件事要预先想好对策。”
“我们是可以这样做的，但是卡尔登勃鲁纳和缪勒呢？”
“好了，好了，”希姆莱疲惫地说，“那么，您有什么建议吗？”
“我建议来个一箭双雕。”
“这是办不到的，”希姆莱越发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不过，我确实也不是个猎手……”
“元首不是说，同盟国正处在分崩离析的边缘吗？那么，离间他们的关系岂不正是我们的一项主要任务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党卫队的将军沃尔夫正在与西方同盟国进行单独谈判，他会怎么做呢？他究竟怎样做，我不敢妄加推论。但是这件事一定会促使他有所行动，对这点我是从不怀疑的。因此，如果我们把沃尔夫去谈判一事说成是有意伪造情报，用以欺骗斯大林，那么这岂不完全是为了元首的利益吗？谈判是为了蒙混吓唬斯大林，是我们编造的假情们万一这次行动败露了，我们就这样对元首解释。”
希姆莱从椅子上站起来——他不喜欢沙发椅，所以总是坐在一把普通的旧办公椅上。他走到窗口，久久地望着柏林城的瓦砾废墟。他看到几个小学生从学校里出来，愉快地障笑着；还有两个妇女用小车推着孩子。希姆莱突然想：“我是多么想高高兴兴地到大森林里去，在篝火旁住上一夜呀！我的天啊，瓦尔特真是个聪明人…”
“我再考虑考虑您刚才说的话，”希姆莱没有转身去看施伦堡，就这样说道。他很想把施伦堡的胜利抢过来。而施伦堡是会把胜利欣然送给帝国党卫队司令的。他一向是把自己的胜利让给司令和海德里希的。
“详细的安排您是否也想知道，还是说细节由我一个人来考虑就可以了？”施伦堡问道。
“您去考虑吧。”希姆莱回答说。当施伦堡朝门口走去时，希姆莱转过身来，说，“不过，实际上这件事不应当有什么细节。您指的是什么？”
“第一，掩护的方法……就是说应当找一个做替身的人去与西方谈判，当然不是我们的人，而是别人的人。然后把有关这个人的材料呈交给元首。自然是在必要时。这将是我们情报部门的一大功劳，我们‘挫败了敌人的阴谋计划’，我想戈培尔一定会这样一本正经地说的。第二，在瑞士将有几十只眼睛监视沃尔夫。我想在西方同盟国这几十双眼晴的后面能再有五六个我的人去监视他。沃尔夫
不会知道我们的人在监视他，因为他们会把情报及时直接送到我这里来。此外，这样做就更能证明此事与我们无关。一旦事情败露，那只好牺牲沃尔夫，但是对他监视的材料还是会收入我们专案文件中的。”
“是收入到您的专案文件中去。”希姆莱纠正了他的说法。
施伦堡想：“我又把他吓了一跳。我讲的这些细节使他感到害怕了。我现在只需要征求他的同意，下面的事就全由我一个人包办了。”
“您打算派谁去呢？”
“我已经有了很合适的人选，”施伦堡答道，“不过，这都是些我自己可决定的细节，无需让您分心了，您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呢。”
施伦堡确定的名单中执行第一项任务的人选就是冯·施蒂尔里茨和被他“监护”的牧师。
第四节 1945年2月17日10点05分
早上，当埃尔温应当接收情报中心的回电时，施蒂尔里茨正开着汽车慢慢地朝他家驶去。汽车的后座上放着一台又重又大的电唱机。根据假履历埃尔温的身份是一家电唱机小公司的老板，这样他就有可能装作为顾客服务到全国各地去了。
在一条街上交通堵塞了，前边正在清除路面上的堆积物。原来敌人夜间空袭时一幢六层的楼房坍了一堵墙，修路队的工人和警察正在一起迅速而麻利地指挥着车辆的通行。
施蒂尔里茨回身一看，他的车后边已经停了三十几辆汽车，至少不会小于这个数目。有一个很年轻的小伙子，他是个卡车司机，对施蒂尔里茨喊道：
“要是这会儿来了敌机，那可就要乱套了，躲也没处躲。”
“不会来的，”施蒂尔里茨望了望天空，回答说。云很低，边缘是灰黑色的，看样子是雪云。
“夜里天气很暖和，”施蒂尔里茨思索着，“现在又惊起来了，显然，是要下雪了。”
不知为什么，他忽然想起了不久前见到的那个天文学家所说的话：“……太阳活动极其剧烈的年份。地球上的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着的。我们大家也都是相互联系着的，地球与太阳相关联，太阳又与银河相关联。”想到这里，施蒂尔里茨冷笑了一下，他想，“真像是盖世太保的间谍网…”
这时站在前边的一个警察急促地挥了挥手，喉音很重的喊道：“开车吧！”
“世界上任何地方的警察，”施蒂尔里茨心里想，“都不像我们这里的警察这么喜欢发号施令，挥动着警棍，做出各种手势，指指划划的。”他突然发现他已经把德国人和德国当作自己的民族和自己的国家来想问题了。“我是非这样不可呀。如果我把自己分成两半，那肯定早就完蛋了。看来，是有些反常；我竟然喜欢这个民族，而且还喜欢这个国家。不过，也许希特勒分子真的是世上的匆匆过客？”
再往前走，道路就畅通了，于是施蒂尔里茨开足了马力。他明知道急转弯会严重磨损车胎橡胶，也知道现在汽车轮胎是脱销货，但是他仍然喜欢急转弯，让轮胎在地上磨得像唱歌似的发出吱吱的响声，这时汽车急剧倾斜，就像小船遇上了大风暴一样。
到埃尔温和凯特住宅去的转弯处又有警察封锁了道路。
“那边出什么事了？”施蒂尔里茨问。
“一条街被炸毁了。”一个面色苍白的年轻警察回答说，“敌机投下了一枚大鱼雷。”
施蒂尔里茨觉得额头上冒出了冷汗。
“他们的房子也一定炸坏了。”他心里寻思着。
“九号住房怎么样？”他问道，“也被炸了？”
“是的，全都炸坏了。”
施蒂尔里茨把车子停在人行道旁边，下车沿一条横巷朝右走去。还是刚才那个面带病容的警察拦住了去路，对他说：“禁止通行。”
施蒂尔里茨撩开上衣的翻领，露出了党卫队的证章。警察向他行了个举手礼，说：“工兵们担心这片地方有定时炸弹……”
“那就是说，我们都要被炸上天去喽。”施蒂尔里茨说着就朝九号住房的废墟堆走去。
他感到精疲力尽，疲惫不堪，但是他知道，走起路来一定要和平时一样：步子要矫健有力。他现在正是这样脚步矫健地走着，脸上还露出平时那种对一切都不以为然的得意扬扬的微笑。但是他眼前却浮现出凯特的身影：她挺着圆溜溜的大肚子。有一次凯特曾对他说：“准是个女孩。肚子要是凸出来像个瓜似的，那才是要生男孩，我准是生个姑娘。”
“人都死了吗？”施蒂尔里茨问一个正在监督消防人员工作的警察。
“很难说。轰炸的时候正是凌晨，来了很多救护车……”
“保存下来的东西多不多？”
“不太多…您瞧，乱七八糟的…”
施蒂尔里茨帮一位哭哭啼啼，推着小孩的妇女把童车拖下了人行道，然后才回身朝自己的汽车走去。
1945年2月17日10点05分
“妈呀！”凯特叫喊着，“天哪！妈妈……救命呀！”
她是在受了严重震伤的情况下被送进产院的，头部撞破了两处。这时她正躺在手术台上，还喊叫着，用俄语说了一些不连贯的语句。
给这个嗓门很大，声音沙哑的大胖小子接生的大夫对助产士说：
“是个波兰女人，生的孩子可真够大的……”
“她不是波兰人。”助产士说。
“那是哪国人？俄国人？要不就是捷克人？”
“身份证上写的是德国人，”助产上回答说，“她大衣里的身份证上写的名字是德国女公民凯特琳·金。”
“或许大衣不是她的？”
“也有可能，”助产士表示同意，“您瞧，多漂亮的胖娃娃呀。至少也得有四公斤重。真是个俊孩子…是您打电话通知盖世太保，还是过一会儿我打？”
“您打吧，”大夫说，“不过，要过一会儿再打。”
“完了，现在就剩我一个人了。我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