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耍碜右部冀┯擦耍�
杨崇道只得和一位难友留了下来，守护着死去的老孔，派另一位难友赶快回去报告指导员李惠，力争套一辆马车来，把老孔的遗体拉回去。
然而，杨崇道二人在雨雪风交加的茫茫黑暗中焦急地等了一个多小时，等来的口信却是：
“李指导员说，活人回去，死人明天再说。”
杨崇道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只得带着两个“活人”回去。回到了小云山，他忙到各排一查人数，包括已知道的“死了的”在内，还少三个人！
这时，尽管在这一年多没吃饱过肚子的100多名“老右”中，没有一个人还有力气再去找人、背人，但还是有不少人想挣扎着去寻找失落的难友。可是队部指示：
“不准去！不准影响明天的继续会战！一切有关死人的事，等天亮后再说！”
人们只得集中力量抢救已经背回或用木板抬回的人。
蒋同磋等人背回的马竞亮和另外四个人，被放在食堂里，身上还多少留有一些余温。大家纷纷要求小云山队部的王卫生员来抢救。这位似乎只配给人发点阿斯匹林和灰锰氧的王卫生员，拿着听诊器前来看了看，听了听，连声说：“完了！完了！”
在大家的苦苦恳求下，他才给这几位濒临死亡的人每人打了一支强心针，但边打边冷冷地说：
“这都是白打……没救了……都拖出去吧！”
蒋同磋忙说：“他们的胸口还都有点儿热气哩，哪能‘完了'呢？”
卫生员瞪眼说：“打了强心针，心都不跳了，光有点儿热气管屁用？！”
说罢，他就拿起针盒和听诊器，扬长而去。
蒋同磋不忍看着这几位难友就这样死去，又去请求队部给云山场部打电话，要求场部卫生所派一位医生来。没想到云山场部的答复竟也是同一个口径：“明天再说！”
人命关天的大事，应该分秒必争，岂能“明天再说”？！一些难友七手八脚地继续给马竞亮等人烤火的烤火，按摩的按摩，有的还给他们一一做了人工呼吸，彻夜未眠，终于救活了两个人，而马竞亮和另外两个人再没有缓回气。
天亮了，云山场部才派来了一位医生。这位医生走到停放马竞亮等人的门板旁边，急匆匆地一一翻开他们的眼皮看了看，不无惋惜地说：“啊，太晚了！不行了！”从他的神色和口气不难看出，并不是他们当医生的有意姗姗来迟，而是场部领导对卫生所的通知太晚了！
在朝鲜前线立过战功的马竞亮和另外两个人，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活活地作践死了人，大家惶然又愤然。副场长祝某和指导员李惠，也只好威风暂敛，没有再下令吹哨子接着“大会战”。
早饭后，队部让人套了一辆马车，到那条死亡路上去拉人。赶忙了两三个小时，连孔祥（庆）忠在内，又拉回了四具全身已结了冰的尸体，再加上马竞亮等三人，这次“大会战”一下就死了七个人！
他们是：马竞亮，孔祥（庆）忠，原中央军委桂林测绘学院的教员——酒糟鼻子的矮老头儿唐奕晔，瞎了一只眼的徐老头，原交通部的干部刘湖深，原人民银行的干部陈伯龙，还有一位一时记不起其姓名的难友。
面对这七位死去的难友，所有活着的“老右”都默默哀戚，没人吭声，这天真是最阴沉最冷酷的日子。
七位死者都被放到了小云山废弃的打铁房，那儿既没有窗扇也没有门。夜里怕狼群来把死者叼走，从部派军医李定国去值班看守，另派原中国新闻社编辑朱凤藻打着马灯做伴。
“我们的生命如此不值钱，连畜生都不如！”李定国向朱凤藻叹息着说，“猪和牛马都喂得饱饱的，我们却挨饿！至于荷兰种牛的待遇，更不知比我们的要高出多少倍！不定什么时候，我们也会被饿死！”
是啊，人世间最可宝贵的是人，而不是牛羊猪狗。但在具有奴隶主意识的人看来，则奴隶不如他们的牛羊猪狗，这在我们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国度尤其如此。
“过去老唱‘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朱凤藻说，“只有亲身经历了，才能深刻体会这‘饥'与‘寒'之间恶性循环的滋味……”
一阵大风吹来，几乎吹灭了马灯。老朱用大衣挡着，两个人继续守护着，谈论着……
对死去的这些同志，云山畜牧场善后处理是冷酷无情的。
10月14号这一天，大风大雪，全体“老右”都没有出工。为了“安定人心”，云山场部指示小云山尽快把这些死者掩埋掉。
15号早晨，大家又去野鹅滩“会战”了。队部留下几个人，套起一辆平板马车，把七位同志的遗体码在平板上，用一根大粗绳连车子的平板捆成一体，就拉到小云山的后坡去了，连张裹一裹遗体的草席都不给，更甭说棺材了。
天寒地冻，死的死了，活着的又有几个还抢得动大铁镐？跟车的几位难友，几分钟一轮换，汗没有少出，气没有少喘，也没能刨出半拉像样的坑坑来。
实在没辙，他们只得找了一个天然的小洼坑，把七位难友的遗体一起放了进去，在上面拢起厚厚的一大堆白雪，再用铁锹把这雪堆拍打成一座大坟墓的模样，就一步一回头地与他们告别了。没有举行悼念仪式，也没扎一个花圈。为了1957年鸣放中的几句话，他们熬受了人世间的残忍苦难后，就这般凄凉地结束了生命！
到了山脚下，这些掩埋了他们的难友又一次向山坡上的雪坟望了好一会。只见大风裹着大雪，向这座洁白的新坟，发出悲切的哀嚎……
“这是人同人怨哪！”听完了小云山大死亡的叙述，我说。
“是啊，物极必反！”小云山大死亡的叙述者这样应和着。“这种格局，迟早会改变的，不论是以何种方式……”
22 死亡场（Ⅱ）
一
聊起小云山的大死亡，心情极为痛苦。但边走边聊，竟不知不觉地走了十几里地，越过了完达山南麓广阔草原上的一座小孤山，进入了一分场的地界。
我觉得我们的这场谈话还没有结束。我又问这位头脑很清楚的难友：
“云山畜牧场的领导，有没有从这大批死亡中吸取教训，更弦易辙？”
“老态固守。”这位难友说，“您不能指望他们有什么惊人的改变。”
“有何新的根据？”
“怎没有？掩埋了七位同志后，李指导员对大家说：‘要斗争，就得有牺牲！这是不可避免的事，而且会经常发生的！'他让大家‘提高警惕，防止有人进行煽动'。您说，这有一丝一毫‘吸取教训'的劲头吗？第四天，即10月17日，就又发起了一次全场的‘大会战'。”
“10月17日？”哦，想起来了，原来打草队的指导员刘恩，为了他后来领导的工副业队得红旗，还特地派人进山，命令我们烧木炭的一排人，夜里12点起来，向山下一口气跑了30多里地，在云山场部西边参加了这次“大会战”，直到把划定的一大片大豆都割完。等我们回到山上的破木屋时，正好又是夜间12点了……
不过这一次调动，不让我们挑着沉重的行李、衣箱、书箱去一分场，似乎农场已多少吸取了一点教训，但是已经太晚了。
二
我们又走了十多里地，才到了一分场场部。包括一路上给我叙述小云山大死亡惨剧的那位难友在内，原“七间房”基建大队的两排人，被分到了一分场的第一生产队。我所在的这个排，就住在一分场场部基建队的一座门窗洞开的冷库般透寒的空房子里，任务都是为第一生产队积稻把。
第一生产队位于一分场场部东南方向，相距约有五六里地。那一小堆一小堆的稻把，又星罗棋布地散落在这个队南面七八里地的低洼稻田里，到处都是已经结了薄冰的汪汪一片水。我们将要干的活，就是把这些满是水的稻田中的一堆堆稻把，集中到地势较高的田间道路旁，好让收割机日后去脱粒。
这样，每天单是从分场部到这片水洼地出工与收工，就得来回走30多里地。而在水洼地中一趟又一趟地背着湿淋淋的稻把所走的路，就没法计数了。
这时，我们班的“小罗”罗相成，已进入“三度浮肿”的垂危期。他那瘦长的明晃晃的脸色已由黄变灰，行走分外艰难。有人越过排长盛桂林和副班长王开泽，向一分场基建队的领导和分场医务所的医生陈述其险情，医生就给他开了几天假条，基建队领导也立即同意，让他好好休息。
但是，第二天，排长盛桂林就自作主张，逼迫小罗出工，说是“地里活多，人手不够，你也非得去不可。”
小罗没法，只得去。
这天正飘着鹅毛大雪。小罗在自己的已经破破烂烂的黑色羊皮大衣的外面，又套了件淡绿色的塑料雨衣，腰间勒了一根草绳，脖子上围着一条破床单，肩上挂了双粘补了好多块红胶皮的黑色破胶靴，手里拄根棍，哆哆嗦嗦地跟在全排人的后面，慢慢向前挪。很快，他就被甩得老远老远，成了茫茫雪影中一个隐隐蠕动的小黑点儿。不一会儿，连这个小黑点儿也不见了。
我们一进入稻田水洼地，立刻都打起精神忙活了起来。风紧雪大，又冷又饿，只要还有点儿力气，谁都想早点儿背完分摊的一片地里的稻把早回“家”。
大约午后的两点多钟，全排绝大多数人都已完成了当天指派的任务，准备往回返。但是一分场基建队领导没料到大家会完成得这样快，还是派人把午饭送到了地里。可怜的小罗，几乎与送饭的马车同时到达，并且解下了挂在腰间草绳上的那只烟熏火燎的黑饭盒，准备打饭。
“你他妈的还想吃饭？去去去，这里没有你的饭！”盛桂林暴跳如雷，破口大骂。
“你可……可怜……可怜我……我这个快……快……快死的人……人吧……”小罗颤抖得结结巴巴地说。“这……这大冷天，又下……下……这大……大雪，你就给……给我一口，也……也许我……我……我还能撑……撑回……回去……”
盛桂林更拉长了他那耗子脸，龇着满嘴的大黄牙，恶狠狠地说：“你他妈的还有脸要饭吃？你他妈的没在地里干活，滚回去再吃吧！！”
“……”小罗捧着空饭盒，痴愣愣地望着盛桂林的那张凶狠的脸，半句话也结巴不出来。
拿到饭的人，边吃边走光了。送饭的马车也回去了。只有我还没有走，也没拿到饭。我还在稻田水洼子里一趟又一趟地背稻把，还没完成分摊给我的任务。小罗流着泪，穿着他那双破胶靴下到水洼地里来找我，向我诉说了盛桂林刚才对他的凶狠与凌辱，并说副班长王开泽让我陪他回去。
听罢小罗的这番哭诉，我满腔怒恨交集！
小罗本与我友好相处。后来，在刘恩、盛桂林们的多次威吓下，他就把我和他说过的一些知心话，比如说到“三年超英”、“五年赶美”、“大跃进”和大搞“人民公社”、“共产主义大食堂”时，我说这是毛主席不顾客观条件地要抢先进入共产主义，想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等等，都告诉了他们。还有一次，在出工的路上，他下到一人多深的大缺口爬不上来，我转回身拉了他一把，同时叹了一口气。当他们要大家“揭发”我“真拉拢，假同情”的时候，小罗竟也说我，这是“拉拢”他，并说我很善于利用别人处于困难的时刻，以极微小的动作与极简单的表情，表达出极为深刻的政治意义。说我这拉了他一把和叹了一口气，是想向他表明，在这样的环境里，如果我们不相互关怀，还有谁会关心我们的死活呢？
诸如此类，都被记到了刘恩那本厚厚的“生死簿”上。这是小罗对不起我的地方。但在此时此刻，一见他那目光呆滞、黄中带灰的浮肿的脸，我觉得就是豁出自己的这条命，也要全力帮助他。
三
这时风更紧雪更大，百步之外就看不见人。我背完了规定我背的几亩地里的湿稻把，才搀扶着小罗蹚过了两三里宽的水洼地，来到了刚才送饭马车停靠过的一个大豆堆跟前。我发现豆堆下有一块窝窝球球的冻得梆梆硬的笼屉布，里面有两个小窝头和一块成萝卜。我知道这肯定是留给我的午饭，当即分给了小罗一半。
啃完了窝窝头，我继续扶着小罗往“家”走。他走不动，我就架着他。他还是挪不开步，我就驮着他。驮了几十步，我就全身虚汗不止，两腿直打晃。小罗趴在我背上喃喃地说：
“老……老戴，你……你也……快……快不行了，还是把……把我扔……扔下吧，你……你……你也快……快回吧……”
我没听他的话，继续使出全身的力气颤颤巍巍驮着他向前挪。没挪几步，我就猛然向前跌倒了。动弹不了的小罗紧紧地压在我的身上，我也动不了，只好就这样趴在雪地上大喘气。喘了好大一会儿气，我才感到自己又有了点儿劲，把小罗轻轻地蹲下我的背，爬了起来。
爬起来一看，小罗已双目紧闭，眼圈与嘴唇也都发乌了！我知道大事不好，立刻想到赵琪的死和小云山的大死亡，可自己又实在没法驮动他，只得连忙把他窝进又一个大豆堆里，上面盖好豆荚，又用自己原来技在身上挡寒的破麻袋片，盖住他的一双脚，然后使出全身的劲，向北边五六里外的第一生产队跑去。
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进了一队的村子，一跑进队部，就向他们要马车。队长和管理员们声色不动，急得我大声嚷，说他们见死不救。他们还是不动，我只好用他们的手摇电话向一分场党委告急，又向基建队队部告了急。基建队答应立即派马车，我就向一队打了张借条，“借”了两份午饭，连忙又往地里跑……
快到那个大豆堆时，才发现有两个人，一边一个，连拉带拖地架着小罗向我迎面走来。原来这两位是一来到一分场，就被分去第一生产队的那两个排的人。他们在另一片水洼地里积完了稻把往回走时，发现了小罗。
这时，小罗已完全神志不清了。他仍然双目紧闭，一双脚连同一双小腿，几乎完全在路面上被拖着。惟一能够证明他还活着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