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这地步，大家还不能喊饿。当着农场领导和队长、指导员们的面，如果饥肠辘辘，大伙只能相互间心领神会地悄悄说：“‘常委们'（肠胃们）粮草不足，又猛提意见了！”
有一次，这被一位队长听到了，他忙问：“这是什么意思？”好些人只得面面相觑，以沉默待之。一位名叫高建的难友饭量特大，饿得实在难以忍受，这时就拿起他那黑不溜秋的空饭盒用小铝勺儿敲得丁当响。这位队长这才明白“常委们闹意见”是什么意思，然而只当没听见。
这时候，对大家来说，养生之道所谓的什么“皇帝的早餐，大臣的午餐”已完全成了梦想，而成年不变的现实，只有“叫化子的晚餐”。每天天黑收工回来排队打稀饭或馇子粥、高粱粥，都是先大勺后小勺、再一匙羹半匙羹地分，一星一粒粮都当作宝贝，直到把一大锅稀汤都分光。
早餐，有些生产队是二两五的高梁糊，午餐是二两五的“双蒸馍”。那“双蒸馍”松如豆腐渣，都得用双手接，其珍贵神圣如同接圣旨，就怕掉下一星半点的碎渣渣。
晚上一下了工，许多人在回住地分食那份“叫化子的晚餐”之前，尽可能先奔向四处找野菜，挖芦根，掏鼠窝，抽烟的人则去找野薄荷叶或柞树叶，在饥饿线上苦苦挣扎着。
一天大休，“七间房”基建大队的绝大多数人，都到云山场部基建队库房提取存放在那儿的杂物，同时也想碰碰运气，看看在场部能不能买到“进口'货。
他们一到云山，听说场部大食堂在“处理”头天吃剩的大馇子粥，虽然已有点馊酸味儿了，但每碗也要半斤粮票五角钱。而且每人每排一次队只能限购两小碗。就这样，人们也一窝蜂似地立刻排起了长蛇阵。
原《解放军文艺》的编辑鲁一中尉，人们爱叫他“鲁小个子”的，接连排了四次队，买到了八碗粥。他坐在靠窗口的一张木桌旁，呼啦呼啦地一会儿就扒拉下肚六碗粥，还有两碗实在扒不下去了，他就直着个细脖儿，挺着个小圆肚子，把一对大而无神的眼珠儿瞪得滴溜儿圆，直愣愣地盯着这两碗有待开发的“宝藏”，一句话也不说。
原国防科委的一位精通英文的中尉军官杨崇道，也买了两碗大馇子粥，端到了鲁一中尉坐着的那张木板长条桌上，只见鲁一中尉面前放着六只空碗，还挺着个肚儿望着那剩下的两碗粥愣神，遂问鲁一中尉：“怎么？你已吃饱了吗？”
鲁一不搭腔，没神的大眼珠儿仍死死地瞪着那两碗馇子粥。
原铁道兵司令部的文化教员陈勇少尉在一旁对杨崇道说：“鲁一来得早，买了八碗粥，一口气吃下去六碗，剩下的两碗吃不掉了。”
“吃不掉给我！”杨崇道忙说。
一听此言，鲁一立即伸出两只细瘦的小胳膊，把这两碗粥往自己的面前一搂说；“撑死也比饿死强！”说完就吐里吐噜地吃了起来，直到把这两碗粥又吃了个底朝天。
比起鲁一中尉来，还是陈勇少尉有妙法：他排了五次队，抢购了十碗粥。他一口气灌下去七碗，另三碗实在没法再灌了，他就不像鲁一中尉那样“消极地”干坐在那儿侍机再战，而是“积极地”到食堂外面的广场上兜圈儿走走路、跑跑步，接着又到食堂后面的打麦场上，把一个压麦子的小石滚儿扛在肩头上跑步，使劲地创造“吃机”。他一觉得自己的“皮口袋”里有了一点儿空隙，就赶忙回到食堂的那张桌旁吃一碗，直到把第十碗粥“扫荡”得一干二净。
在回“七间房”基建大队的路上，忽然有人说，场部大食堂为什么会“剩下”那许多大馇子粥？为什么又馊酸得那么出奇？因为食堂工作人员看到抢着买的人太多，大有厚利可图，就把前几天所有已经倒进猪食缸的剩饭都又捞了回来，掺在新剩下的大馇子粥里卖给“老右”这帮饿鬼的……
忽闻此说，鲁一“鲁小个子”恶心得哇地一声，从胃里翻了出来几大口吐在地上。但他又摆出了刚才在场部大食堂里的那架势，直愣愣地盯着地上的这滩已经半消化了的乳状大馇糊儿不走。不管怎么说，他总觉得白白地扔掉这已进过“皮口袋”的宝物太可惜，于是一狠心，连忙弯下腰来，把这摊宝物撮起来往嘴里糊。
一个多月后，这些“老右”从“七间房”到云山场部砌房子。一天收工后，军医李定国去云山水库大坝南边850农场五分场四队想买点儿吃的，只买到一瓶豆瓣酱。他想拿回去冲汤喝也是好的。
这时天已大黑，又刮起了北风，越过四队庄围壕沟的小独木桥已很难找到了。他想小河已结冰，就想侥幸地踩着薄冰轻轻走过。结果走到小沟中间只听“咔嚓”一声，他掉进了冰窟窿。幸好小沟对岸的一棵大树的树枝儿伸在沟中间，他拽着这根树枝爬上了岸。
谁知上岸不久，身上湿透了的棉袄棉裤就全部冻成了竹筒状，寸步难挪。从小沟一边到云山水库大坝南端只有一里多地，他就一寸一寸地挪了两个多小时。当他在大坝顶上顶着寒风一寸寸挪步的时候，冻得他上牙下牙直打战，全身冷得直筛糠，实在难以支持住。
这时，他的耳边顿即响起他们队里指导员常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训斥他们的话：“谁说受不了？我告诉你们，受得了得受，受不了也得受！”那么就此开小差么？他连想也不敢想，因为“苛政猛于虎”，就是跑到了北京，回到了老家，也许比在北大荒更遭罪……
他终于挪过了大坝，回到了云山畜牧场场部，但已是后半夜了。等他脱掉了全身的湿衣服，换上了干衣服，冲了一大碗豆瓣酱的汤喝下去时，大伙儿已快起床吃饭出工了，“受不了也得受……”
以上就是我们这群人当时“见吃如命”的点点缩影。我们就在这种状态下豁出命地从事力不胜任的劳动……
五
一天，云山全场的打草人员，集中到云山场部西边一个比较平缓的山坡上“大突击”。上午和下午，我两次都上了场部的“地头光荣榜”，仍然是全排的冠军。场部的陈副场长，跟在我后面瞧了好半天。他十分赞赏我的刀法和坚忍精神。
工地休息时，他轻轻地抚摩着我背上的皮伤溃烂处，用一种爱惜的口气责备我说：
“你这是怎么搞的？同志呵，没有好的身体，怎能坚持工作呵！今天一收工，你一定先去卫生所请医生治一治。”
他的这种话语和举动，使我很感动。没想到他原来是这样一位好人，而往常，在人们的印象中，这位粗矮壮实、带着半脸青伤的工农干部，是个很少言笑、对下面十分严厉的人。虽然他一贯主张让我们吃饱睡好，但我们认为这也只不过是想让我们像键牛壮马似地多干活，而并非出于对人的关怀体贴之情。经过这一天的接触，我才忽然发现，他在严厉的外表下，也有一颗富有同情和善良的心，与刘恩、朱麻子、武副书记、王副场长和祝大队长之流不是一路人。
1962年春天，我在北京西单商场旧书收购门市部卖旧书，竟意外地见到这位陈副场长正坐在商场门前的台阶上歇脚。其时他已被调到辽宁省彰武县畜牧场当场长，是来北京办事的。他很想给他的妻子买双牛皮鞋，但在北京举目无亲，既没有购货本，也没有购货券①。我当即满足了他的要求，一报其在北大荒的那种非人的境遇中，对我的一次以人相待之情。
①在“大跃进”之后的困难时期，全国各地各种商品奇缺。许多城市为了不让外地和农村的人前来抢购商品，都按季发放“购货券”。买东西时除按价付款外，还规定一双皮鞋几张券，一双布鞋几张券，一把锁几张券，等等。
当然这是后话，现在再回到打草“大突击”的那一天……
那天收工很晚，我没有立即到场部卫生所去治伤。第二天，宋立君医生给我边打针边嗔怪我说：
“32岁的人了，简直还像个不知好歹的孩子！怎么弄成这个样子才来看？！”
我很想对她说：“你让我去密山医院治病，都有人阻拦不让去。我们这种人在这种境况下，是能够有病就治的么？”但我没有说出口，怕她听了也很难过。她给我开了休息两天的假条子，但我只歇了一天，就又被排长盛桂林和副班长王开泽奉指导员刘恩之命，强迫着上工去了。
这当然使我十分愤慨。在愤慨中，人们越来越常常谈论的一个新名词“半修正主义”，转移了我的注意力。开头，我也觉得这名词儿很新鲜，后来才知道，这是指的赫鲁晓夫们。
早听说，在1959年9月下旬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的“戴维营会谈”之后，在我们内部，尤其在文化艺术界，就开始批判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和《一个人的遭遇》了。
当时我感到莫名其妙。后来发现，我们的报纸再也不登《真理报》或《消息报》的社论和重要文章了。有关苏联的消息也登得越来越少，版面和标题也越来越不醒目了。
同时，还不时披露一些赫鲁晓夫与我们的观点不相一致的谈话，比如在西藏叛乱事件发生后，回答印度的一家周刊记者问时，赫鲁晓夫说：匈牙利事件与西藏事件不同，匈牙利事件的内因是主要的，匈牙利过去的领导集团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而我们的党中央一直认为：匈牙利事件的外因是主要的。
又一次，西方的一位记者问赫鲁晓夫对《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有何看法。这个记者自认为，这篇社论所谈的问题，与苏联的观点有分歧。赫鲁晓夫说，他还没看到这篇社论，不过他确信苏中之间不会有分歧。我认为这显然在托辞掩饰。
这一切表明，中苏之间不仅已经有了裂痕，而且已经相当严重并趋于表面化了。
那么这两个最伟大的兄弟国家之间为什么会有分歧，我深感不解。相比之下，我对赫鲁晓夫其人的某些方面，还有着某种程度的欣赏。虽然，自从他提出破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之后，我对他的出兵匈牙利和把莫洛托夫、朱可夫等同志先后挤出苏共中央等做法不以为然，而且还认为他反复无常，对斯大林的揭露批判怀有某种个人情绪。他抬出了列宁，也许有朝一日又说列宁不一定对。但对他在其他方面的一些作为，还是颇为赞同的。其中最使我感兴趣的是：他比较开明，灵活，善于接近群众，敢于揭露国家生活中的缺点错误乃至罪恶，强调发展农业和改善人民生活，宇宙科学技术的发展也较快。对老百姓常常喜笑颜开，还能与改造好了的小偷一起照相。他对（不仅仅为了面包）这本书虽然也很有意见，但对这本书的作者杜金采夫，仍然采取了同志式的友好态度，等等。
所以，不管他有过多少不能被赞同的做法和说法，但他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大权，巩固了领导地位并取得了很高的威望之后，他还能相当地讲民主，讲仁慈，讲良心。相比之下，我们的个别领导人似乎有所逊色。不然，云山畜牧场的许多不人道的作为，就纯属极个别、极偶然的了。
很不幸，我的这些想法和谈论，很快又被传进了指导员刘恩的耳朵眼儿里。
21 死亡场（Ⅰ）
一
在北大荒的第三个国庆节来临了，大家准备好好歇一歇。
9月30日上午，快吃中午饭时，排长盛桂林突然只通知我一个人：
“赶快收拾行李，进山打窑烧炭。”
“为什么只要我一个人去？”我不明白。
“那里已有一排人了。”他答非所问地说。
“为什么我们这个排单单让我一个人去？”我又重复问一句。
“不知道，”他说，“这可要问指导员。”
我立刻去找刘恩，他支支吾吾，要我去问派出所。我跑到了派出所，刘所长也支支吾吾，说是以后再谈。
这时已开始下小雨了。我既无雨具，身体又弱不禁风，我担心独自冒雨进山，走30多里地，很可能真的成为“第二个赵琪”，遂去了政治处，找那位专管我们这批人的组织股助理员（不是为我的离婚事与我谈话的那一位），要求改日再走。这位助理员不由分说，给我来了个大声吼：
“你必须立即离开！如果下午两点我还见到你，就对你不客气！！”
这还有什么可通融之处？
下午两点，我挑着行李离开了云山场部。半路上，小雨变成了雪花，所有的沟沟洼洼，都已结上了薄冰。我一路走，一路想：这次让我单独离开云山，肯定是由于朱麻子、刘恩们和盛桂林。王开泽式的班排长们，对我的历次诬陷造成的。云山场部已把我视为最危险的分子，是重大节日的防范对象，怕我发动群众进行什么活动，并随时准备逮捕我，以杀鸡镇猴。
可是，我又阿Ｑ似地尽量往好处想，也许是我给新华社的一封信起了点作用。云山场部用这种表面严厉的手法照顾我的健康，因为山下的大田秋收即将开始，这是又一种没日没夜的紧张劳动，怕我吃不消。而打窑烧炭，虽也是重体力劳动，但毕竟起居作息还比较正常……
很快，我又意识到自己是个多么可笑又可怜的悲剧式人物！在人情淡薄、世态炎凉的世界里，锦上添花者无其数，雪中送炭者有几何？不要说这农场，就是在新华社，老同志老领导那么多，又有几个能真正关怀他人特别是落难者的死活？我们这个党和整个社会，正由过去大体上的大公无私，在向腐败自私的方向蜕变。别人屡屡欲试地振臂挥刀砍下我的脑袋瓜儿，我还以为他们手里举着一顶皮帽子要送给我，怕我着凉哩！这是多么地可悲可笑啊！
二
10月底，我又回到了盛桂林的这个排，与“七间房”基建大队各个排中挑出的绝大多数被认为“最坏”的人，被调往云山畜牧场以东几十里地的850农场一分场。
万万没想到，这一次调动，竟让我们自己只带着个人的小挂包和装着脸盆牙具饭碗的小网兜，而沉重得令人发怵的大行李卷和皮箱、书箱，则放在马车或拖拉机的拖斗车上。这是我们到北大荒后几十次的辛苦转移中，第一次身无重荷地走路，而且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