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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强大的反右攻势下，右派阵营迅速土崩瓦解，右派分子大都在大大小小的批判会上作了检讨。沈泽宜第一个在全校大会上作了检讨，并宣布跟张元勋绝交。反右斗争也由辩论会变成了批斗会，由君子动口不动手变成了推推搡搡，按头弯腰（当然还没有后来“文革”期间的“喷气式”），由说理批判变成了人身攻击。有一部分右派的检讨是假的，想蒙混过关，但大部分人的检讨还是真的，但不管是真检讨还是假检讨，都过不了关，有的人十遍八遍检讨还是被认为是“态度不老实”。当时拒不检讨的只有刘奇弟、谭天荣、严仲强和我，后来听说还有梁世辉，我们这些被称为“死硬分子”。尤其是我，在仅有的一次对我的批判会上，我不但不检讨，反而强调百花学社的一切活动都是合法的，因为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我估计自己可能被捕，因此从这时开始，我筹划逃跑。
这期间发生了两起使反右运动火上浇油的事件。一件是地质地理系同学郑瑞超贴了一张小字报，内容是说成立了“中华革命党”，并说要吸收整风运动中敢于向共产党展开斗争的积极分子入党，落款是“中华革命党北京市支部”。另一件是钱如平化名“谈论”，在半夜里贴的一张大字报，号召要预备好刀和枪准备战斗等等。这简直是胡闹！这非但帮助不了右派，相反地是授人以柄，郑也不是百花学社的成员。这两件事成了北大的反革命事件。郑瑞超当天夜里就被捕了，听说是他又到另一个大学去贴同样的小字报被当场抓住的。钱如平贴完他那张大字报后跑回他老家浙江去了，可是因为百花学社成立宣言是他抄写的，从笔迹上迅速破了案，从浙江老家抓了回来。郑、钱二人都是开全校大会宣布逮捕的，后来郑被判刑六年，钱被判刑五年。借着这两件事北大党委把反右运动推向了顶峰。另外，右派营垒里也确实有那么一两个人品行不端，这正好成了被攻击的口实，这使我感到又气愤又难过。
表面上我虽然态度强硬，拒不检讨，但说老实话，内心里也感到惶恐和灰心。我感到惶恐和灰心的是：第一，右派掀起的这场轰轰烈烈的争民主运动，为什么如此不堪一击呢？要知道，当时冒出来的右派分子绝大多数是学生中的佼佼者，用现在的话说，都是学生中的“精英分子”；第二，我感到自己空有一腔热情，但理论知识实在太贫乏了。说实在话，当时的右派，包括社会上民主党派中的所谓大右派，虽然都从不同角度，针对不同的问题，对共产党提出了批评，不管这些意见正确与否，也不管提批评意见的真实动机如何，却没有一个人能从理论上系统地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批判的。当然，现在分析起来，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恐怕也不可能。
我想出国去学习，想去南斯拉夫或英国。当时我天真地认为，南斯拉夫实行的“工人自治”可能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也想去英国，因为听说英国是一个学术最自由的国家，还听说当时国际上成立了一个“大陆知识分子、知识青年援救会”，对从大陆逃出去的知识分子、知识青年进行援助。这个组织在香港、伦敦、东京都有，想读书他们也会提供帮助。被捕后才知道，那不过是国民党搞的一个特务组织，而当时我并不向往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度，我向往的是社会公正。
我首先去了印度大使馆，门口有中国警察站岗，根本进不去，又去了英国代办处，同样如此。外国驻华使馆门前都有中国警察把门，设岗楼，任何一个普通的中国老百姓要想进去是不可能的。不仅如此，你想往外国驻华使馆打电话也打不进去，因为电话都必须由设在门口的警察岗楼往里转，随便一个中国老百姓往外国驻华使馆打电话，他是不给转的。因为我是在8月份开始这样做的，公安部门还没有下令抓人，后来就不行了，只要你往外国驻华使馆打电话，不等你放下电话，警察就来了。我被捕后认识了两个人，一个是人大的何铁生，另一个是北师大的陆正，他们都是因为往外国驻华使馆打电话而被捕的。陆正被判十二年，何铁生被判十五年。后来我又去了南斯拉夫大使馆，它不在东交民巷，而是在后圆恩寺一条小胡同里，一般人根本不知道，是贺永增不知从什么渠道打听着告诉我的。离大使馆门口大约三十米左右的拐角处，有一棵大槐树，我是爬树翻墙进去的。我向他们说明来意，要求他们把我弄出国去，并主动向他们提供了方法，能否把我装进一只大木箱里带出去，因为外交人员的行李是不检查的。他们笑了，说这是不可能的。当时我的想法是多么天真幼稚！不过他们对我表示很同情，因为当时我的名字已上了报纸，最后他们把我和一个南斯拉夫留学生一起用车送了出来，如果我自己单独出来，肯定会被捕的。
三次尝试失败，我就决定冒险越境，可是我身上没有多少钱了，仅够买一张去天津的火车票钱，我想我可以从塘沽新港下海游到外国船上去，于是我就买了一个救生圈，把一些油印的大字报用蜡纸包好系在腰里，准备到了塘沽后，我就找机会下海。
9月份天气已经凉了，我身上只穿一件单衣（这是我惟一的衣服），找刘奇弟借了一件线衣穿上，但并没有告诉他我要到哪里去，然后找到谭天荣，把我仅剩的几元钱菜票给了他，因为他那时太困难了，总是吃米饭泡酱油，小饭厅的酱油是不要钱的。我告诉他我要走了。知道我要逃跑的只有谭天荣一人，时间是1957年9月16日。
十多天前贺永增就告诉我说，你长尾巴了。一点也不错，最近一段时间，不论我走到哪里，总有一个三十岁左右，细高条戴眼镜的人离我不远，我从谭天荣宿舍出来向南校门走去，那人总离我二三十米距离跟着我。为了甩掉他，我乘32路车先进了北京动物园，他也进去，我左转右转总也甩不掉他。出动物园乘101无轨我去了前门火车站，买票上了火车。他也上了火车，跟我在一个车厢，相隔三四排座位。我有点紧张。到了天津我出了站就向对面一个饭店跑去，他大步走。我进入饭店正门后就从旁门跑出来又跑回了车站，这时正好有一辆开往塘沽方向的火车，没有买票我就挤了上去，这回真的把他甩掉了。到了塘沽，下了火车，我走到露天码头往远处张望，看有没有轮船的灯光。正在我张望的时候，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两个人来，一下就把我扭住了。我挣扎着问他们要干什么，他们也不说话，硬把我扭到了不远处的派出所。出来一个头头问我：“黑灯瞎火（那天正好断电）你在码头上转来转去打算干什么？”我说：“不干什么，看看大海！”他嘿嘿一笑，下令：“搜他身上！”因为我腰里系着些油印的大字报和学生证，鼓鼓囊囊的，这下坏了！那家伙笑了：“你不是小偷，你就是北京大学的右派分子陈奉孝啊！想逃跑是不是？”我不吭声，我知道任何辩解都是徒劳的。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天黑没有电灯，码头上有很多露天仓库，我在那里转悠，他们可能认为我打算偷东西，所以才抓我的，未成想抓的竟然是北京大学的一个大右派！他们立即跟北京市检察院通了电话，用打字机现打的逮捕证，要我签字，我不签。不多会儿来了一辆吉普车，把我押上车，里面早已坐着一个人，正是我的那条“尾巴”。当夜吉普车飞快地开到了北京市草岚子看守所，时间大约是半夜两点左右。以上就是我能回忆起来的当年北大整风反右运动以及我在这一运动中的活动的大致情况。
1979年我的“反革命”罪平了反。从1979年7月到1980年7月整整一年时间，我住在北大朗润园招待所，等待右派改正。一间大屋子里住着十多个等待改正的右派，大多数是陆续来，陆续走的，其中张元勋、张景中、赵清、林树果、叶予胜、张亚航、王英超等人都在那里住过。物理系一位姓黄的同学（名字记不起来了），他在劳教中被化学毒物弄瞎了眼，要求北大给治，北大可能是因为费用太高，迟迟不答应，到我离开时，他还在招待所住着，他的情况最惨。
住招待所时听他们说，当年的右派有四人被枪毙了。第一个是哲学系的黄宗羲，他是1958年被枪毙的。听说黄原来是党员，建国前夕入的党，已有八年党龄，是调干生，贫雇农出身。他本来是哲学系反右领导小组成员，但他反对搞人身攻击，反对批判右派时动手动脚，结果被认为是立场不稳，同情右派。他当然不服，自恃出身好，与反右领导小组的其他成员弄得越来越僵，最后让他在一间屋里反省，并派一个人监视着他。后来因为一件小事两人吵起来动了手，他打不过那个人，就拿出随身带的一把水果刀，将那人的脸划破了。这可好，立即被捕，最后以“右派杀人罪”枪毙了，为此还向各大学发了通报。黄临上刑场前，他的老婆孩子都来了，法院的人问他对家人还有什么话要说，他对老婆说：“我死后你不要守着，早点找一个人家，好好教育孩子跟着党、跟着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他说的这些话都被记录下来了，“文革”时期那么乱，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档案完好无损。七九年给右派改正时，北大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人犯了难，查看了法院黄的档案，找了当时监视他的那位同学了解了情况，证实了当时他俩是因为一件小事口角打起来的，那位同学脸上只是被划破了一道小口于，特别是黄临死前说的话，显然这是一大冤案。可是人已经死了，怎么办？北大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人还是很负责的，据说在雒廷县找到了他原来的老婆，但她已经嫁人了，又找到了他的儿子，当时在唐山市当架子工，给了他两千元钱，算是落实了政策。
第二个被枪毙的是西语系的顾文选。听李雪琴说，顾原判无期，六○年越狱跑到了北朝鲜，后被引渡回来开宣判大会枪毙的，李雪琴参加了那次大会。他为什么往北朝鲜跑呢？我猜想，六○年中苏交恶后，北朝鲜有亲华派和亲苏派，金日成是亲华的，有那么一段时间金日成不大露面，顾可能作了错误的判断，冒死逃出了监狱，却又自投罗网，白送了一条性命。六二至六四年中苏大论战期间，我那时正在兴凯湖农场劳改，与苏联仅隔一条三十米左右宽的苏尔察河，要跑过去是很容易的，有不少犯人和劳改就业人员跑过去，结果像顾一样都被送回来枪毙了。
第三个被枪毙的是中文系的林昭。听张元勋讲，林昭原本不是右派，她与张元勋有一段恋情，张被打成右派后，团组织叫她与张断绝关系，她不但不与张断绝关系，而且多次为张鸣不平，就这样一步步升级成了右派，进而成了“反革命”。在狱中她坚贞不屈，受尽了折磨。1968年被枪毙前，张还冒充是她的未婚夫前去探过监，结果张回到就业的劳改农场后被关了禁闭。这次参加北大百年校庆，见到了同班同学于邵，他说他保留了林昭的一缕头发，给她修了一座墓，墓就在苏州。于邵和林昭只是同乡，不像张元勋与林还有一段恋情，他能冒着风险为林昭立墓，我不禁对他肃然起敬，将来有一天我一定要去林昭的墓前看看的。
第四个被枪毙的是化学系的张锡琨。“文革”期间他一直被关在四川一处劳教队里，听张的妹妹张锡铮于1986年在青岛亲口对我说，她去劳教队了解情况时，劳教队的管教干部对她说，张锡琨是在劳教队里企图组织逃跑被枪毙的，时间是已经粉碎“四人帮”后的1976年底。当时我问张锡挣，锡琨后来平反没有？她说没有。我又问为什么不争取平反？她说，一是那个劳教队坚持不给平反，二是怕这事再折腾起来会影响孩子们，因为孩子们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件事。
除以上四人外，任大熊和刘奇弟都是被折磨死在劳改队里的。我知道刘奇弟原本就是肺结核病，劳改队那种严酷的环境他是活不出来的。听别人说他后来疯了，被塞进了像狗洞子一样的小号里，疾病加冻饿而死。这样的小号我在兴凯湖农场就被关了十个月。小号高一米，宽八十公分，长一米五左右，像我这样一米六三的小个子，在里面站不起来，也伸不直腿，底下仅铺着二十公分左右厚的一些稻草，一天只给三两八钱的玉米面窝窝头吃，身上还戴着脚镣手铐，像我这样能活着出来的，确实算是“命大”。贺永增只判了五年，但也是因为有病和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在监狱里自杀了。
关于“三两八”我附带插上两句。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社会上的人的粮食定量都非常低，不少人得浮肿病饿死了，监狱劳改队的情况能好吗？据说有一位北京监狱的法医研究出来一项“成果”，如果一个人不干活，每天吃三两七钱五的苞米面就饿不死，四舍五入，改为三两八。对于那些在监狱劳改队里又犯了错误关禁闭的犯人，每天就给他三两八的苞米面吃，有人居然被关了一年多没有饿死，我看该法医真应该得诺贝尔生物奖。不过当年被关过小号的人都知道那是什么滋味，提起“三两八”没有不害怕的。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一个名叫孙得高的犯人，他是烈士遗孤，山东莱阳人，父母都被日本鬼子活埋了，解放后他当了海军，是少尉。50年代初，全国都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形成了学跳舞的热潮。孙得高那时在旅大市，学跳舞入了迷，并交了个女朋友。这当然要花钱，他那点军饷是不够的，于是便向战友借钱，借了又不还。有一次一位战友当着他的女朋友向他要钱，他认为伤了他的面子，把人家打了，结果被关了禁闭。他又把禁闭室砸了。这下不得了，被军法处判了三年徒刑。他更不服了，继续闹，加刑到七年，并转到北京监狱。他觉得自己的父母都被日本鬼子杀害了，为这点小事就被判刑有些想不通，越是想不通就越闹，结果加刑到十五年。这下他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