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音节笑他说“吃了馒头发烧”。
带有民歌风味的最有趣的工种是打夯和打破。每铺一段上，打夯的就抬起大木夯使劲地往下砸，边砸边喊号子：“快哟，嘿唷！赶呀，嘿唷！快哟，嘿唷！跑呀，嘿唷，飞啊，嘿唷……”打夯的砸了几遍后，打硪的就上来了。他们八个人散围成一圈，将八根绳子拴紧的石娥高高地抖起往下砸；每砸一次，由一位领头的唱一句，大家跟着喊一声“哼唷”：
这里的土地肥到了家呀，哼唷！
插上根筷子会发芽呀，哼唷！
栽上根木柴也开花呀，哼唷！
使劲捏一把油花花呀，哼唷！
等着好汉们来开发呀，哼唷！
……
地上人们欢快地劳动着，空中布谷鸟、云雀、斑鸠、鹤鸦飞叫着，构成了一幅美好的改天换地图。虽然附近的荒草灌木丛中，隐藏着零下几十度也没有被冻死的黄皮蚊子和小咬，人们方便时不得不像欧洲古典贵妇人戴面纱似地戴起防蚊帽，再在屁股后面烧起一把草。也有人风趣地说：“这里只有‘烤股学'而没有考古学！”
由此，大家也深刻地体会到“北大荒的四件宝”确实很可贵；“雨衣破棉袄，水靴防蚊帽”，而不是“人参、貂皮、乌拉草”。我们越来越熟悉劳动人民的真实生活了。
6月30日，队部决定彻夜大干，以优异的成绩迎“七一”，向党的生日献厚礼。我们马不停蹄地干了一白天。吃罢晚饭，工地上竖起木杆，拉起电线，安上电灯泡，拉来“五间房”的移动发电机，就拼了命地干起来。
我们许多人虽然已被开除出党，但“党”，仍然是自己的母亲啊，谁不愿意为母亲的生日献上一份心？
半夜，虽然人人已累得精疲力竭，抬筐的打着眯吨儿磕磕撞撞地往前走，刨土的装筐的拄着锹镐就睡着了。但有人一声呛喝，“同志们，加油啊，坚持到最后！”大家又都抖擞起精神干起来，一直干到7月1日太阳出来。吃罢早饭，稍稍休息一会儿，就又接着干。如果7月1日休息一整天，那还叫什么献厚礼？
四
这时，片片草原已绿浪滚滚。每一座比较平缓的山坡上，密匝匝的嫩草千红万紫。那叫“五花草”，牲口最爱吃。
云山畜牧场场部未雨而绸缨，决定从“五一水库”抽调近百名作风踏实、劳力最棒的青壮年“右派”，组成一支打草队，我也被挑选在内，由原是上尉军官的水库指导员刘文率领，到云山场部支援畜牧二队抢打开放着五颜六色小花的“五花草”，为几百头奶牛、黄牛和骡马贮备越冬草料。
这打草，与我们在苏联影片中看到的顿河哥萨克壮汉们的打草方法完全一样。草场都是远离开垦过的大田区的山坡小林间没人踏过的处女地，既无人烟，也看不到走兽，只有山蝴蝶、蜜蜂、牛蛇、小咬和草丛中的多种虫类。
大家进入草地，就像投入了花的海洋一般。每人一把大钐刀——用一丈多长的小桦树杆做成的刀把儿，两寸多宽、半米多长的钐刀片，左手握着刀把儿的上部，右手握着刀把儿中间“A”字形的扶手，从左到右，一个人跟着一个人，排成相隔十来米的像台阶形的梯队。上身一摇一摆地各自平抡大刀，刀片几乎平贴着地面，刷刷地有节奏地前进，像舞蹈一样健美。站在远处的高坡上向下看去，像是一群游泳健儿拼搏在绿色的波浪里。
这样每一刀下去，从右到左，大约三米来长半米宽的前弧形地带内，可谓‘寸草不留”。很快，人人的身体左边都拢成了一条夹着各种小花的鲜嫩的长长草龙。稍后，就有人用拖拉机、马车把这些草运到场部一个个事先挖好的敞口地窖边，用粉碎机将其粉碎喷射到地窖内，等窖子满了，用履带拖拉机将其压实，才在上面封顶，让其发酵，冬春好喂牛喂马。
这是抢时间、赶季节的重活儿。草若稍微长得老了点，牲口们就不爱吃，青贮入窖也丕易发酵。所以大家拼了命地干，起五更，睡半夜，白天任凭酷日烤晒，黝黑的光脊梁都晒出油来，大云山“祖孙三代”牛虹不断地飞绕叮咬，每人每天平均也能打光半公顷草地。一个月左右，就把大云山和十多里外小云山一带所有坡地上的“五花草”全都打光了。
于是我们开始成了四处流动的“突击队”，割小麦，刨土豆，不管日晒雨淋。
有一次，明明蓝天白云，正好干活，突然雷声滚滚，乌云翻滚，刮起了龙卷风，头顶上下起了瓢泼大雨，大家都淋湿了。我奉命从云山场部西南七八里地的第一生产地的土豆地，向云山场部送急信：要畜牧二队伙房为大家制做防感冒的酸辣汤。当我正路过一座密林边缘时，“咯吧”一声，一个顶头雷劈了下来，山坡上的一棵大树被劈断，我也被震倒。后来一股刺鼻的硫磺味把我激醒。我发觉自己只是滚了一身泥，继续向前跑，好似要完成一个神圣的使命。
五
秋天来了，我们又到草原上去打细长的“小叶草”。打草方法同样，但一垅一垅地就地先晒干，然后用木杈垛成一个个两人多高的草垛，分布在草原上，随时都可以拉回喂马，故曰“马干草”。
入冬，一割完大豆，我和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的秘书焦勇夫等十几人进入完达山，专伐坚硬的柞木，在劳改新生的老师傅们的指导下制作爬犁，准备隆冬季节向山下拉木头。不到一个月，即1958年12月1日，又奉命挑着行李下山，到草原上“大干水利”。
此刻正是举国轰轰烈烈“大跃进”的历史新阶段。850农场“大干水利”的人马，号称黑龙江省铁道兵农垦局水利第一师，下属各分场各组一个团；我们云山畜牧场号称第六团，下辖五个连：一、二、三连由一、二、三生产队的转业军官、农工和内地来的“支边青年”①组成，被认为是“左派”精英连队；四连是劳改新生连队；五连就是来自各个生产队和打草队的“右派”所组成的“右字号”连队。
①全称为“支援边疆建设青年”。
这五个连，在云山场部东北方向十几里外的沼泽大草原上一字排开，按人数的多少和地势的高低分段包干，开凿同一条四到八米宽、一米五到两米深的大干渠。团连排都有军旗，全部实行军事化，红旗漫卷，军号嘹亮，气势颇为壮观。
在这亘古荒凉而今苏醒了的大草原上，“右派连”的领导班子，由各自率领本生产队“右派”来的队干部组成。小云山第四生产队的队长者尹担任连长，畜牧二队打草队的指导员刘文担任指导员，“三间房”和“五间房”第三生产队一位姓朱的原少尉军官任副指导员。我们看得很清楚，他们似乎都在暗暗地摽着劲：看看谁负责改造的“右派”表现得最出色。
我们这个排的排长是电影演员郭龙泰，成员都是打草队中最棒的。刘文又从中挑出原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的劳动干将组成一个班，成为全连第一排的第一班，满心想把这个班培养成思想改造中的优秀典型。
我就在这个班。刘文鼓励我们“大干一冬，苦战一春，为争取重新回到党的怀抱而奋斗”。
对于我个人，刘文似乎更一直寄予厚望。早在春天的“五一水库”工地，他看我劳动得很卖劲，与人抬土上大坝曾由一筐加到四筐，碗口粗的大扁担都被压弯了，他就曾叫我“悠着干”：
“老戴，我们相处的时间虽不长，但对你的为人我已经了解了不少。你是个好同志，吃亏就吃在嘴上，太耿直。应该牢记北京的教训啊！”
人非草木！对他的心意我心领神会！
这时，草原上早已天寒地冻，白雪茫茫，零下三四十度。我们这个排，尤其我们这个班，人人都使出了最大的劲，毫不畏缩。每天开工，我们都要先用大铁镐凿开两尺多厚的冻土层，然后用铁锹一口气甩出下面的软土，不然一会儿就又冻硬了，又得用镐刨。每人每天如果完不成七到十立方土的定额，深更半夜也不收工。第二天天还没亮，军号一响，就又一骨碌爬出被窝，扛起铁镐铁锹，用急行军速度，赶到十几里外的干渠工地先干活，等送饭的马车来了才吃早饭。这样，每天的睡眠时间最多不超过四小时。
就这样，还要不断地“放卫星”——三天小卫星，五天大卫星。就是说，一个月30天，要放大小卫星十多次。最多的一次连续苦战了56个小时。几乎人人都满身大汗，口喷白气，只穿着薄薄的棉毛衫裤。一说“歇口气”，只有五分钟，连忙披上棉袄，站在沟里拄着铁锹就睡着了。
曾在“三间房”当着众人的面，与王震将军对过话的原国民党上海市副市长“吴老”吴绍澎，此刻反穿着他那件黑羊皮翻领大衣，操着手，腋下夹着一把小手锯，肩上搭了个装着斧头和凿子的工具袋，胡须上还挂着一小串冰鼻涕，高一脚低一脚地在沟边上慢慢地来回走，向沟下反复嘟囔着一句话：
“哪位要修镐把锹把（呕欠）？……”
后来为了节省上下工长途跋涉的时间与精力而多干活，我们都奉命把行李挑到冻透了的草原沼泽地，割几把草，把被窝铺在透明的冰层上，连夜苦战。照明用的木柴和废柴油供应不上，大家都自动把铺盖下面垫的草抽出来照明，褥子或油布就直接铺在冰层上或冻土上。早晨军号一响，戴着棉帽或狗皮帽缩在被窝里睡觉的脑袋竟钻不出被窝，因为被窝头被呼气呼湿了，都冻成了冰壳儿，被面和大衣上也是一层冰霜。大泥鱼似的靴子，更被冻得梆梆硬，怎么也伸不进脚。有时候窝窝头也冻成了冰疙瘩，不得不抡起劈柴的大斧，把它们劈碎了再往嘴里塞。开水供不上，大家就凿开沼泽地的冰层吃冰块，还把这叫做“冰激淋”、“冰棍儿”。真正是意气风发，满不在乎。
六
第一条干渠的土方任务，我们连抢先完成了，并迅速转移到西边几里地的第二条干渠。刘文指导员认为我们干劲很足而生活大艰苦，特别给我们半天时间搭小窝棚，让我们不要再在零下40度的严寒中，“上盖蓝天下铺地”了。我用几根茶杯粗细的桦树杆，搭了一个从正面看高不足一米五的“人”字形尖顶小窝棚，棚顶和棚后及两斜侧捆扎了薄薄的一层“小叶草”，前面的进出口挡了块冻得铁皮般的破油布，褥子下面也铺了一层草。这比睡在酷寒的露天下确实好多了。
但四面仍然飘霜进雪，呼呼地透寒风。外面零下40度，里面也高不了三两度。早早晚晚，都得戴着棉手套吃饭，小铁勺儿也常常冻在嘴唇上拿不下来。
有一次，正当小铁勺儿冻在下嘴唇上的时候，出工的号声响了，我用力一拉，拉掉下嘴唇上的一小块皮，流了不少血。
夜间睡觉，仍然要戴着棉军帽把头缩在被窝里。为了第二天早起不让靴子再冻得伸不进脚，不管上面沾了多少泥水，也像保护宝贝疙瘩似地把它们塞在大衣与棉被的夹层里。
这种种艰苦，对我来说都不在话下。且不说枪林弹雨下的生死考验都不知经历过多少次，就说这冰天雪地的熬炼也早领教过了。1948年元旦前，在苏北盐城南面30里地的伍佑一举围歼蒋介石的王匡部队，我就曾和战士们一样在小河沟的冰水中泡了半夜，冻伤过一只脚。1952年1月底，在朝鲜前线采访罗盛教烈士的事迹，在冰天雪地中爬山越岭，跋涉了100多里，被汗水蒸湿了的棉军衣，也曾冻出了一层硬壳。同时我深知此时此刻的北大荒，环境就是这样，不是谁故意对我们过不去。如果人人都怕艰苦，都去住高楼大厦，那么新的高楼大厦会从地皮下自己冒出来不成？
到此为止，大家认为自从来到北大荒之后的流放生涯还是一种“文明的流放”，人格还是受到了尊重。但是由于天气越来越寒冷，土层冻得越来越厚，常常要三四个人排在一起猛打“排子镐”，才能把冻土层凿开一条裂缝，所以大家的体力消耗也越来越大。尽管大家没有怨声叹气，精神仍很饱满，但毕竟像俗话常说的那样——心有余而力不足。每人每天要完成七到十立方米的定额，确实越来越艰难了。
更不幸的是，大家所敬重的刘文指导员，突然不见了！
14 文明骤化为野蛮（Ⅰ）
一
刘文指导员的“失踪”，在大家的内心深处搅起了极为不安的波澜。据说，他被指控为姑息同情“右派”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调回云山场部批外反省去了。连队的工作完全由四队来的尹队长和三队来的朱副指导员负责。
从此，尽管十分艰苦但尚算比较文明的流放生涯，立即宣告结束。
尹队长40多岁了，家里有个刚二十出头的“支边青年”的年轻妻子。不管大家如何苦战，他也常常离开工地连部的那顶大棉帐篷，回到小云山四队家里去。经常与我们“朝夕相处”的，就只能是三队来的那个朱副指导员了。因此在这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为这位朱副指导员多费点笔墨。
在1958年春天“向地球开战”的转业风潮前，朱是一名少尉。他的水平之高低，一时难以看得出，但其为人之粗暴和蛮不讲理，却是十分明朗的。他那满是雀斑的圆黑脸庞上，又有一些浅麻子，加上为人如此，所以大家并不关心他的大名，而背后一律称之为“朱麻子”。心地善良又懂得政策的刘文在时，朱麻子和尹队长还常常骂我们是“土匪”、“俘虏”、“一群老绵羊”①。刘文这一走，他们就更抖活得出格了。开口：“你们要知道，自己是干什么来的！”闭口：“你们要识相，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刘文常说的“努力工作，刻苦锻炼，加快祖国建设”一类的催人奋发上进的语言，似乎从未在尹队长和朱麻子的齿缝间迸出过。对王震将军带头喊的“同志们”这三个字，尹队长和朱麻子就压根儿没往心里去。他们动不动就训斥我们给他们“丢脸”，使他们“抬不起头”。惟一的根据是，他们到云山场部去开会，只能坐在最后面，不敢向别的连队挑战应战，因为我们的战绩“老是在最后”。
①因为我们不少人常常翻穿老羊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