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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雪峰还承认，在日常言谈举止中，他对周扬是不敬的，有时态度近乎粗暴。但他不是傲视一切，轻视所有地位在他之上的人，对其他的“顶头上司”，还是严守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纪律的。
当人家提到他“反对周扬”时，他承认这一事实，而且也想今后改变这种状况。他深深感到，他与周扬的紧张关系，也影响了他与社领导之间的关系。在当时的社领导成员之间，被划成了“周扬派”和“雪峰派”。他常常与一位副社长闹矛盾，也许这是工作方面的矛盾，但人家却看成是“周扬派”和“雪峰派”的矛盾。1954年，王任叔（巴人）调来人民文学出版社任副社长，开始，他与王关系融洽，配合默契，有人出来反对王任叔，他还出来做工作，说这些同志对王任叔缺乏了解，但慢慢两人也疏远了。王来社不久，就将靠近冯雪峰的聂绀弩等人打成小集团，这使冯闷闷不乐。1954年冯雪峰在《文艺报》受批判，其时中宣部第二次宣传工作会议指示各出版社年终总结“个人崇拜与个人作用”问题，而王任叔却布置检查“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问题。冯雪峰认为这是在他后院放火。王还亲自去文化部要求明确部对社的领导关系。冯认为这是利用他与周扬的矛盾，偏袒或是投靠周扬。
他与周扬的矛盾，不仅影响了社领导成员之间的关系，也在群众中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社内一些信服和尊敬冯雪峰的人，曾公开在黑板报上对王任叔进行过讽喻和挖苦。此事惊动了文化部，不得不派一位副部长前来批评教育，为王任叔的工作撑腰。
对所有这些情况，冯雪峰认为自己要负一些责任。这种状况如果再继续下去，不仅在文艺界会使多年积累下来的矛盾更为深化、复杂化，也会对党的出版事业造成损失。他在会上承认了反对周扬的事实，不仅是追于形势，也出自一番真情，即希望与周扬搞好关系，从而做好工作。至于他所承认的“反对周扬实际上就是反对党”，那是迫于形势的违心之谈。
《人民日报》在1957年8月7日的报道中点了他的名，而社内又马上撤销了他的整风组长的职务，开全社大会对他进行揭发，搞“配合作战”。他预感到凶多吉少，这自然使他想起了震撼全国的《文艺报》事件。
1952年2月，冯雪峰接替丁玲兼任《文艺报》主编，他确定其宗旨是：“《文艺报》是一个以宣传和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思想、积极开展文艺批评为主要任务的刊物”，“它的原则，就是组织和发表一切有利于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文艺事业的发展的评论”（分别见《雪峰文集》第3卷第575页、第2卷第814页）。他深感该报作为党在文艺上的喉舌的重要地位，兢兢业业地为宣传党的文艺政策、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而废寝忘食地工作。他在该刊上发表的社论和文章不计其数。刊物是办得活泼而又有内容的，当然在当时正风行政治化的文艺批判的大背景下，在讲求学理的批评中也夹有过“左”的色彩和杂音，以致一直被某些人认为是“雪峰派”的胡风，也暗暗地将他划入了“左的宗派主义”。胡风的书信称冯为“二马”，甚多微词。附带说一下，冯雪峰在解放初期，也许是受当时大气候的影响，在文艺批评中，也时有简单化的倾向。1951年萧也牧发表过一篇有争议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文艺界的批判本来已经很失分寸，冯雪峰还跟随其后，说作者的态度“在客观效果上是我们的阶级敌人”（《文艺报》第4卷第5期），挥起了他历来厌恶的简单粗暴的政治批判的棍子。
尽管这样，冯雪峰在以简单粗暴的政治批判取代文艺批评的大潮中，仍然是落伍者。
《文艺报》1954年18期转载了李希凡、蓝翎两位青年评论工作者批评俞平伯“红学”研究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在转载时，主编冯雪峰执笔写厂一则“编者按”，以示郑重。按语说：
这篇文章原来发表在山东大学出版的《文史哲》月刊今年第九期上。它的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论点提出了批评，我们觉得这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地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认识也更全面；而且不仅关于《红楼梦》，同时也关于我国一切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
这则按语很简短，无非是两个意见：一、充分肯定两位青年作者文章的意义和价值“值得引起大家注意”，“不仅关于《红楼梦》，同时也关于我国一切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这两句话，是从观点和方法论上作出肯定的；二、指出作者的研究并不是“红学”研究的终结，这是一句大实话，也符合作者文章的实际。大家认为，作者在批评俞平伯时，忽略了俞在“红学”研究上的进步，评价不够中肯；而曹雪芹的世界观，特别是其“色”、“空”观念对其创作的影响也被忽略了。冯雪峰看到了这些问题，但他说的是如此委婉。这说明他着意肯定的是文章的大方向，即“科学的观点”，没有求全责备。
冯雪峰的态度是积极的，意见是中肯的，对两位作者也特别热情。据当时在《文艺报》的两位目击其事的编辑说：“冯雪峰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李希凡、蓝翎这两位青年文艺工作者，而且送到大门外，替他们叫三轮车，还付了车钱……”（转引自丁玲：《悼雪峰》）
真是“大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是为这么一件事，掀起了一次全国性的大批判，文艺界批，学术界也批，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批。
1954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袁水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的文章，指责《文艺报》对“唯心论观点的容忍依从”和编者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态度”。紧接着，全国文联和作家协会主席团连续召开联席会议，冯雪峰不得不写出《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载《文艺报》1954年第20期）。根据上面下达的口径，承认自己“是立场上的错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12月8日全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作出《关于（文艺报）的决议》，决定改组《文艺报》的编辑机构，免去了冯雪峰的主编职务。
这事闹到如此严重地步，是冯雪峰始料未及的，事后也仍然想不通。虽然他根据组织的需要，公开作过检讨，但一直认为这是“有苦说不出，低头挨闷棍”。
对这一问棍，开始，他怎么也猜不透。
李希凡、蓝翎的文章9月刚发表，10月就在中央报刊上转载，一转载就掀起了一个运动。这到底是为什么？待到毛泽东同志抓住这个问题，并从整个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需要来部署战斗时，冯雪峰才稍有觉悟。他知道，对他的批判，只是为更大的战斗打开一个缺口。紧接着就在哲学界、历史学界以及整个学术界，开展了对胡适学术思想的批判。冯雪峰对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战略部署是理解的，但也难免有点牢骚，1957年揭发他的右派言行录中就有一条：“对批判《文艺报》不满，说那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尽管批判《文艺报》的主要目的不是整冯雪峰，但因有毛泽东同志的过问，于是冯雪峰便成了一个可疑人物，而对他有成见并想整治他一下的人就心实胆壮了，他的日子也就越来越难过了，几乎每次运动都把他当做异己力量捎带上，即使找不到证据把他打下去，也得把他当做嫌疑犯挂起来，火烧一番。这次批判“丁、陈反党集团”，也许是“在劫难逃”了，他不时这样想。
未出冯雪峰所料，这次他的确是“在劫难逃”了。
尽管冯雪峰的检查是有相当诚意的，“周扬当天是表示满意的，邵荃麟也表示满意”，但一场大规模的揭发、批判冯雪峰的斗争，正在紧锣密鼓声中酝酿着。就在冯雪峰这次检查前后，“周扬召集了一次小会，有林默涵、刘白羽等参加。周扬提出揭发冯雪峰历史上的叛党等问题不是主要的，‘主要关键在1936年上海那一段，要有个有力量的发言。'他提出要夏衍来讲。夏衍发言之前，又开过一次小会，讨论夏衍发言，为夏衍发言定了基调。当周扬讲到鲁迅答徐徐庸信时，周肯定地说：‘这封信的原稿就是冯雪峰的笔迹，鲁迅只改了四个字。'”（见邵荃麟在“文革”中写的一份交代材料）看来，部署的内容还不只这一些，斗争冯雪峰的决战之前，就有了一些周密安排的行动。就在“丁、陈反党集团”通报全国的当天，人民文学出版社不是就在奉命“配合作战”了吗？
作为“主战场”的作协党组扩大会，在8月9日之后却忽然体会了。大家感到这是大雷雨前的沉闷，冯雪峰的感觉更甚。
8月11日或12日下午，周扬叫冯雪峰去文联大楼会议室，接受“帮助”。当时谈话的情况，冯雪峰事后有回忆：
我到文联会议室时，周扬、林默涵、邵荃麟、刘白羽四人已等在那里，当时我觉得空气是很严肃的。周扬先说话，他说：“叫你来，就是要告诉你，也要把你拿出来批判，同批判丁玲、陈企霞一样。你那天检讨，我当时认为还可以，但大家不满意。批判丁玲、陈企霞，不批判你，群众是通不过的。你要摸底，这就是底。”这开头的几句话，虽然不能说是原话，但意思我记得是这样。接着，我记得他主要说了这两点：一、他说这一次必须把我许多问题搞个彻底，包括清查我的政治历史；他说这是阶级斗争，大是大非的斗争。二、他说，我的包袱太重了，总以为自己“正确”。就在说第二点中间，他很愤激地提到三六年的事情，说他和夏衍等人在坚持地下斗争，而我却和胡风勾结，给他们以打击。他说，这段历史也必须在这次批判中搞清楚。记得周扬当时还特别愤激地说，我三六年在上海还曾经说他和夏衍是蓝衣社、法西斯，要我当面回答他（这点我当时就回答了，说请调查）。
这次谈话主要是周扬讲，其他三人只是提到胡风问题、丁陈问题；有的只是说：“我一向敬重你，但必须对你斗争，这是为了党的利益。”有的却说：“不批判你，党内党外都有人有意见。”
周扬的谈话，已明确告诉了他，1936年的问题将是这次批判和斗争他的重点。也许是其他人说到了别的问题，也许是当时反右的重点是现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问题，在这次谈话后，他仍然猜不透自己到底在那些地方出了问题。冯雪峰认为，他1936年在上海的工作，不说他有功，至少也不能说有大错；胡风问题，虽然一些人揪着他不放，组织上没认为他与胡风是“反革命同伙”；至于丁、陈问题，报纸上也只是捎带提及，没有把他正式列入“反党集团”。有人已揭发他在“大鸣大放”中有“现行问题”，主要是说他“号召向党进攻”，“煽动大家‘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可这话是在社内团员请他吃烧饼的晚餐上，当做笑话说的。说时他笑了，团员们也笑了，难道人人都失去了幽默感？他左思右想不得其解，他为此问过与他同去开会的人：“这次到底要批判我什么问题？”回答是：“你有什么问题就检查什么问题。”这样更让他摸不着头脑。
8月13日，作协党组第十六次会议，一面继续批判丁玲、陈企霞，一面将斗争重点转向冯雪峰，但关键的1936年的“两个口号”论争问题还没有提到。虽然周扬已向他交过底，他仍无思想准备。
其实，他早就应该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的。周扬等人对1936年的问题一直耿耿于怀。1956年9月，鲁迅博物馆筹备就绪，进行内部预展，在陈列的后一部分中，展出了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的原稿。9月30日，周扬去审查陈列。当他看到这文稿时，立刻对陪同他的同志下令：“这篇文章不能陈列，说不清楚，撤掉它！”过一会儿又补充说，“文艺界内部的斗争暂不表现，等将来有了充分的材料，经过仔细的研究以后再说。”其实，这一问题他早就通过别人在说了，而且‘说得很离谱。1955年第14、15期《文艺报》连载的《胡风反革命理论的前前后后》，周扬亲自校阅过。该文借反胡风为名，说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是“抗拒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制造进步文艺界的分裂和纠纷”，“破坏当时已经走向开展的文艺界的抗日大团结”，是“与国民党奸细、托洛茨基分于里应外合”，是对“国防文学”这一口号的“猛烈的、超‘左'的攻击”。也许是周扬在看到了鲁迅手稿时感到过去这套言论太离谱了，还须“经过仔细研究”。可是，他们“仔细研究”的结果，仍然没有离开这个谱。
8月14日，作协党组扩大会议进行第十七次扩大会议。从此，对冯雪峰进行了歼灭性的打击，并通过对他的打击，来“改写文学史”。关于这情况，冯雪峰的回忆是这样的：
会议是从8月14日（第十七次）夏衍的发言开始，立即转为以揭发我在三六年怎样进行“分裂活动”以及“打击”、“陷害”和“摧毁”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等等为中心了。也就是，以揭发我为幌子，从8月14日第十七次会议到8月20日第十九次会议之间，形成了一个进攻鲁迅、为“国防文学”翻案的“高潮”了。我记得在8月14日、8月16日和8月20日这三天会议上，发言的人都非常多，都集中三六年上海的问题，会场空气很紧张，参加的人也比过去多次会议多得多。这三天会上许多人发言，作协在五七年9月间铅印的《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部分发言）中都没有收入；但收有夏衍、陈荒煤、周立波、郭小川等人的发言，可以说这四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