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下午三时，周恩来在政协礼堂召开了一次会议，主要就右派的处理问题进行磋商。父亲是民主党派中被停止职务的第一人，黄炎培给周恩来递了一个条子：“总理：请问国务院工作人员有没有停职或类于停职的规定？炎培。”他注明这个问题是“为了章乃器”，但为避免承担责任，他又在条子上注明“随便发问，并不是我主张”。周公用铅笔批道：“有这样一种处分办法，但对部长级还没用过。”
两天后，毛泽东在上海又点了一批有派的名，并且说：“右派的老祖宗就是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毛重新发挥了他的知识分子观：“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你看谁人知识高呀？还是那些不大识字的人、他们知识高”。
在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八大”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矛盾的论述提出异议，在与会者中引发了争论。毛在10月9日的最后讲话中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事实上是否定了“八大”的政治路线，并为此后一系列扩大阶级斗争的举措开辟了道路。
10月13日，毛泽东指示说：“现在有些右派死不投降，像罗隆基、章乃器就是死不投降。我看还要说服他，说几次，他硬是不服，你还能天天同他开会呀？一部分死硬派，他永远不肯改，那也就算了。他们人数很少，摆到那里，摆他几十年，听他怎么办。”
同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统战会议，提出了对一百多位民主人士右派的处理意见。针对当时普遍掌握政策过“左”的现象，刘少奇在会上说：“当前党的统一战线，‘左'倾的危险是主要的还是右倾的危险是主要的？恐怕还是‘左'倾的错误更容易犯。现在‘左'一点大家都赞成，说右派不要安排，大家都鼓掌。对右派的安排，史良就表现的很‘左'，黄炎培也不赞成留章乃器，似乎黄炎培却成了‘左'派……现在是犯‘左'的可能性更多。”他提出：“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是头面人物，要安排。”当时对这三人处理的底案是：撤销国务院部长和人大职务，保留政协委员资格，章伯钧还保留政协常委。
当时给父亲定案的最大障碍，就是他始终不肯像别人那样，违心地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尽管处境艰难，他仍泰然自若，每天准时到粮食部照常工作。据说是因为他在部内威信很高，“威风打不下来”，于是又有人安排了民建、工商联与粮食部的联合斗争会，自12月19日起开始举行，两会负责人均到粮食部与会，连斗三天，父亲安坐聆听，时而咬住烟斗抽烟，时而闻目养神。到第三天时，某公（父亲昔日有恩谊于他）声讨刚毕，父亲突然起身走到他面前，大声说：“你没良心！”登时全场大哗。父亲如此强项不屈，会是没法再开了，于是转而责令他写书面检查。
1958年1月，父亲写出了一份三万多字的《根据事实，全面检查》，回顾了自己在整风中的全部言行，以及建国以来在民主党派工作方面的全部经历。他在文章最后写道：“我对党披肝沥胆，希望党对我推心置腹……我到现在为止没有希望逃避处分（当然也不是希望处分）。一个只能为官，不能为民的人，不能不是十足的官僚，他不但当不起一个革命者的称号，而且不配做一个社会主义的公民”，“我不能颠倒是非对待别人，也不能误灭良心来对待自己”。
直到被撤职，父亲始终拒绝在他的右派结论上签字。主持审查处理工作的李维汉也承认章乃器“心口如一”，高压无用，只好硬着头皮拍板：“我们不是法院，章乃器不签字，照样可以定右派。”
就是这样，父亲被定为“极右分子”。
七、钢筋铁骨在
父亲这种倔强的态度，使他在后来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1958年1月26日，他在民建和工商联的副主任委员职务被撤销。28日上午，父亲接到总理办公室电话：周总理召见。他已预感到是怎么回事，便穿戴整齐，前往中南海。
十一个月以前，他来到这里聆听了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迎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春天。现在还只是农历的腊月，再过几天就是立春，这个节气来得比去年还早。中南海的湖面却依然封冻，周围仍是灰蒙蒙的一片……沉思中，车已在西花厅前停下，他振作精神，安步踱入这座熟悉的古老建筑，周公和习仲勋、徐冰已在客厅内等候。由于事态已经明朗，双方的情绪反倒显得比较轻松，接下去是一场无拘束的谈话。父亲在他的《七十自述》中，记下了谈话的内容：
周总理对我说，要撤我和伯钧、隆基的职，马上要提交国务会议讨论，已经告诉了伯钧、隆基二人、而且不让他们出席会议，但可以让我出席会议申辩。我问，我写的《根据事实，全面检查》等文件有没有看过，他说没有，我说，那是很遗憾的。我问，撤职的事情是否最后决定了？他说，党中央决定了。我说，那还申辩什么呢？我愿意放弃出席的权利。他说，那也好，辩论起来我们人多，你说不过我们的。他又说，也曾考虑过是否让我们辞职，可是又何必那样转弯抹角呢？我说，撤职倒没有什么，但是为什么要扣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名呢？这是违反事实的，是宁死不能承认的。他说，那你可以保留思想，我们党是准许保留思想的……总理问我作何打算？我说，我是全心全意、全力投向党的，党给我处分，我愿积极接受下来，作为党对我的锻炼和考验。我和党共事已经三十年了，仍然没有被了解，那就请再看五年吧，五年不够，也可以看十年，到那时我也不过七十岁；我现在就好好地锻炼体格，充实头脑，准备到时再为党工作十年。总理笑着说，你倒真乐观呀。最后我重申：我是永远不反党的；我要使那些诽谤的流言，彻底地破产；我决不做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的蠢人。
谈话结束，父亲与周公等握手道别，离开了西花厅，从此再也没有来过。他乘坐的黑色吉姆轿车驶出红墙，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中穿行。望着车窗外熙熙攘攘的人群，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九年来，他第一次有了闲暇……
1958年1月31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撤销了章乃器、章伯钧、罗隆基的部长职务。把父亲的名字第一次排在“右派”的首位，显然是“加重处罚”之意。2月1日至11日，一届人大第五次会议提前举行，会上撤销了章乃器等三十八人的代表资格。
罢官之后，父亲在北京东城灯草胡同30号的宅院中闭门蛰居。对于一个刚过花甲、精力充沛的实干家来说，失去工作的权利是一种莫大的痛苦。但他仍以达观的态度面对人生，每日读书、练气功，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在公众场合，他仍是精神抖擞，谈笑风生，丝毫没有其他右派那种抑郁消沉之态。
一次政协开会，周恩来和李维汉接见与会的委员们，周公与父亲握手时笑着问道：“老章啊，你还是那么自负吗？”“是别人看不起我，所以只好自负一些。”父亲也笑着回答。李维汉有些尴尬，忙解释说：“谁也没有看不起你，是你自己要孤立你自己。”
在另一次会议中，巨赞法师拍着他的肩膀说：“章乃器啊，我看你的右派分子帽子可以拿下来了。”他风趣地回答：“这是别人强加在我头上的帽于，我是不认可的；对于我头上的这顶民主人士的帽子，我倒有点不耐烦了，准备丢掉了。”
某次政协组织到外地视察，同行者中有王枫、董竹君两位女委员。心直口快的王枫问他：“章先生，我们以前一直读你的文章，对你很钦佩的，可这一次，你怎么会当右派？”面对这有些唐突的提问，父亲显得很有涵养：“王大姐，再过十年，你就知道谁对谁错了。”
可是对有的故旧，父亲却一点不讲恕道。在一次政协小组会上，吴某某碰巧坐在他身旁，父亲吟诗一首相赠：“名裂身未败，家破人不亡。钢筋铁骨在，冷眼对豺狼。”以两人间的历史恩怨而言，这首诗的分量当然不轻。在经历了“文革”的劫难后，父亲已经作古，这位教授主动提出应给父亲平反，这也是应当记述一笔的。
1962年三四月间，父亲向三届政协第三次会议提交了两个提案，就他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提出申诉，而彭德怀也在6月间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八万言的申诉书。虽然两人并无任何联系，但这种举动在当时被指为刮翻案风。有些好心的朋友向他提出劝告，但父亲表示：“‘惟事实为最雄辩'，事实越到后来越清楚。我相信事实，我无限相信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我准备在这个过程中多受一些锻炼，但不能改变我对党的信任。我认为这一点的硬骨头是需要的，党绝不愿他的朋友是软骨头。”
1963年1月19日，民建中央通过了《关于开除章乃器会籍的决定》。2月14日，民建中央致函全国政协，申明撤销章乃器作为该会代表的资格，并建议撤销其政协委员资格（其实在第三届政协名单上，他已非民建代表而是“特别邀请人士”）。据说，周恩来对开除会籍的做法不以为然。他批评说：“一个人总要有个组织，你们把章乃器的会籍都开除了，将来怎么做他的工作？”3月7日，政协常委会决定撤销章乃器的政协委员职务。从此，父亲永远离开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在政治上受到进一步打击的同时，父亲在经济上也陷入了困境。反右后父亲的工资由行政四级降为十级，撤销政协委员职务后，改为发生活费150元，后经周恩来过问，才增加到200元。更有甚者，1957年的那场被人诬告的经济官司，又被用来作为政治上的打击手段，致使父亲在1964年底败诉。父亲在解放后收集了不少散落在民间的文物，并将约两千件精品无偿捐献给国家。此时法院又将剩余的两千五百件藏品查封清偿，并曾一度将他羁押。这宗令新中国法制蒙羞的旧案，至今尚未得到纠正。
父亲在逆境中仍保持自己的信念，他作了一副对联：“实践检查真理，时间解决问题”。坚信历史会作出公正的结论。在此期间，有关部门曾根据“来去自由”的原则征求他个人的意见，如愿出国，可提供方便。但父亲认为，他是为了自己的爱国理想，才放弃了在香港大有可为的事业和优裕的生活，回来为新中国贡献力量的。不管个人境遇如何，绝不违背初衷。
不久，一场更大规模的浩劫席卷了全中国，父亲遭到更多的磨难，他的生命之火就在这场历时十年的长夜中耗尽，直至1977年5月13日与世长辞。1997年是先父诞辰一百周年和逝世二十周年，历史的恩怨正随时光流逝，我深切怀念父亲和他的各位老同事、老朋友。回首四十年前的这场民族悲剧，加倍感到实现现代化离不开民主与法制。
（选自《黄河》，1997年第6期）
我在中宣部工作时对周扬的一些了解
作者：于光远
周扬的名字，我老早就知道了，直到1940年6月，在延安的一次集会上才第一次和他相识，但也没有同他交谈。四年之后，党中央决定成立延安大学，下辖行政学院、鲁迅文学艺术学院和自然科学院三个学院，任命周扬为校长。我于1943年在“抢救运动”后从西北局调到行政学院接受甄别。1944年甄别结束，党组织没有让我回西北局，决定我到延安大学工作，成了周扬的部下有一年多的时间，这是我与周扬第一次同事。以后又几次相处，但时间都很短。抗战胜利后我到北平办《北平解放报》后，重返延安，参加几个地区的土改，1948年到中央宣传部。1954年周扬来到中央宣传部当副部长，分管文艺处和科学处，我是科学处处长，又成了他直接的部下，相处时间就长了，对他也就有了较深的了解。他在同科学处的同志接触时说，他认为党的科学工作比文艺工作更为重要，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不得不事实上更多地管文艺方面的事情，希望同志们对他有所谅解。
五六十年代，中央宣传部在文艺工作方面的事情很多：胡风问题、丁、陈（丁玲、陈企霞）问题等。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周扬当然每次都参加，每次都发言，对这些问题他有很大的发言权和决策权。而我作为中宣部的一个处长，虽然每次开部长办公会议我都列席，在会上对这些方面的事我也听到许多，但当时我认为文艺方面——特别在人事方面的事，太复杂了，实在听不清楚。心想反正自己不管文艺处的工作（文艺处处长是林默涵），也就不去仔细听，经常利用开会的时间做“副业”。有人把周扬描写成特别喜欢在政治上整人的人，我了解的周扬并不是这样的人。当然我对文艺界的事几乎完全无知。
关于胡风与周扬的关系，我所知道的只有30年代在上海的口号之争和鲁迅文章中所写的关于“四条汉子”那些话，其他一概不知。直到“胡适批判”之后，在中宣部里我又听到了还有一个“胡风批判”的事。关于胡风问题，开始，给我的印象是又一场学术批判，一场与文艺路线有关的学术批判。按说，既然是学术批判，同兼任理论、科学两处负责人的我，并非没有关系。如批判梁思成建筑思想的事，就找到了我，我也就管过一阵子。可是对胡风批判，完全没有给我任何任务，连要我关心这方面的事的话，部领导也一句没有对我说过。我本来就没有接触过文艺的事，情况不了解，乐得不闻不问。
1955年初我在部长办公会议上才听说胡风问题不简单，可能有一个反革命集团在活动。不久就公布了一批材料，《人民日报》发表这个材料时所加的编者按语中，把胡风等人定为“反共反人民反革命集团”。以后又公布了第二、第三批材料，编辑部加了注，还有毛泽东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加的那些分量很重的按语。
那时有一段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