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消除党外人士的顾虑，中国共产党特别宣称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为原则。
储安平积极加人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鸣放行列。
1957年6月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储安平以民主党派成员和新闻界著名人士的身份与会。
储安平在会上作了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的发言，放了重重的一记“响炮”，引起了人们的极大震惊。
储安平说：“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
储安平认为，“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
“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
“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
他认为，“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甘情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
“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失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
“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
他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义突出，党群关系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
“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
“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
“我现在想举一件例于，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与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当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人可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
他说，“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他认为，“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
“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
“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以期对国事有所贡献。”
“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其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今后党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人民日报》1957年6月2日）
储安平的话语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震动，发言赞成者有之，尖锐批评者有之，极大愤慨者有之，默不作声者也有之。
6月6日下午，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邀请党外人士举行座谈。
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首先发言，他批评储安平的发言“‘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的提法是严重错误的。
他说，“这是对于历史和现时的事实的重大歪曲。”
6月10日，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继续召开非党人士座谈会，对“应该如何看待当前整风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危害社会主义的言论”这个问题展开讨论。
国务院参事万枚子认为储安平提出“党天下”的意见只是“严重的思想问题”。
他说，储安平“只是‘立异为高'，语不惊人死不休，主观上不一定就是要反对党的领导，只是客观上起了很不好的影响”。
国务院参事李促公不同意万枚子的意见。
他说：“万枚子对储安平等人的言论所作的分析，冲淡了这些反动言论的严重性，减轻了对党、国家和人民应负的责任。”
斗争越来越深入
储安平以《光明日报》总编辑的身份提出“党天下”论，就犹如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它震撼了光明日报社全体员工的心，震撼了民主党派，震撼了北京，震撼了全中国。震撼之下必然是反响，进一步就是反击。
随着局势的突变，整风运动由“鸣放”转入了“收”的阶段。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从而拉开了反击右派的序幕。
储安平的“党天下”论使他首先成为“众矢之的”。
自6月8日始，就有人批判他。当然，随着形势的发展，他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一切“功绩”都变成了批判的材料。
6月10日下午，民盟光明日报社支部召开全体盟员大会，一致反对储安平以《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名义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所作的发言，对他所谓“党天下”的错误言论进行了严厉的驳斥，并坚决表示“决不容许把《光明日报》拉出社会主义的轨道”。
在大会上先后发言的有《光明日报》编辑部各部主任、副主任和部分编辑、记者。
发言的人都指出“储安平的所谓‘党天下'的说法，不仅是彻头彻尾的歪曲，并且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污蔑”。
6月13日晚，民盟中央小组座谈会举行了第四次会议。民盟中央副主席史良在会上作了“民盟中央不能对心怀异志的人有所包庇”的发言，公开声明，“储安平的整篇发言论点是彻底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史良还指责章伯钧对储安平的批评“并没有接触到问题的本质”。
民盟中央委员千家驹在会上“批判了少数右派在整风中混水摸鱼，假借整风反社会主义、反共”。他说，“为什么要批判储安平的错误思想呢？因为他有代表性，代表了某些想在整风中‘捞一把'的人，而且民盟中支持他的大有人在。”他希望“民盟中和储安平的思想有共鸣的人要向全盟同志有所交代”。
6月14日，光明日报社工厂和行政部的职工举行座谈会，“愤怒谴责储安平以本报总编辑名义发表的反社会主义言论，坚决表示要保卫社会主义阵地，粉碎储安平将报纸拉向右转的任何企图”。
在会上发言的，有排字工人、轮转机工人、汽车司机、锅炉房工人、炊事员和行政管理人员等二十多人。
6月14日下午，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会邀请在京的中央委员和北京市分社的委员举行座谈会。
会上，二十四个人的发言中，一致对“储安平散布的‘党天下'谬论和其他右派分子反党谬论作了批判，一致要求要和这些反动的言论在思想上政治上划清界限”。
中央常委茅以升首先在发言中表示“对这几天报上严厉批评储安平的谬论，非常拥护”。
另一常务委员袁翰青“尖锐地揭露了储安平还没有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事实”。
严济慈说：“储安平认为‘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限'。这是储安平不满意党的力量强大，想取消党的领导，消灭党。”
还有人建议九三学社召开中常会“处理储安平的问题”。
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最后在发言中指出：“这几天对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虽然有所驳斥，对他们的阴谋有所揭发，但这股逆流和反人民的歪风还未得到彻底纠正。”
他认为“储安平的‘党天下'的谬论是彻底的诬蔑，是企图取消党的领导，取消社会主义制度”。
6月15日的《文汇报》登载了姚文元《右派野心分子往何处去》的文章，文章说：“当储安平、葛佩琦等等野心分子，以英雄的姿态站起来向社会主义开火的时候，他们自以为是顶天立地的巨人……然而他们立刻就发现自己倒了大霉了，社会主义的铁墙坚不可动，他们却在工人阶级和全国拥护社会主义的人们愤怒反击下头破血流”，“他们原来不是巨人——甚至连纸糊的巨人也不是，只不过是一小撮在众目怒视众口怒叱下缩在墙角落里发抖挣扎的渺小而又渺小的侏儒，只不过是几只想阻挡历史车轮而已经被车轮轧断臂膀的奄奄一息的螳螂而已。”
6月15日的《人民日报》刊载了马寅初的《我对储安平、葛佩琦等的言论发表些意见》的文章，说：“储安平先生的话据我看来是反映了某些人的看法，决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党天下'的说法是错误的。”
6月21日晚，九三学社举行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扩大会议。会议由该社主席许德珩主持。
会议首先听取了九三学社副秘书长关于《光明日报》最近召开社务委员会讨论章伯钧、储安平擅自篡改《光明日报》政治方向问题的情况的报告。
会议一致通过了“对于《光明日报》被章伯钧、储安平擅自篡改政治方向的追究责任问题”，以及撤销储安平代表九三学社充任《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委员的声明。
最后，储安平作了简短发言。
他说，他承认自己的错误，特别是看到台湾香港的反动报纸在为他的发言喝彩的时候，他感到很沉重。
他表示“要认真地挖掘自己的思想根源，并且交代同章伯钧、罗隆基的关系”。（《人民日报》1957年6月22日）
6月29日的《文汇报》登载了《储安平长子储望英反对储安平的反动言行》的一封信。
编者按：储安平的长子储望英写信给本报，表示反对储安平的“反动言行”。来信原文如下：文汇报编辑部负责同志：
我是储安平的长子，最近才从部队复员返家。
储安平反社会主义言论发表以后，已受到全国人民的严词驳斥。我身为革命军人、社会主义青年，坚决和全国人民站在一起，反对他这种反党、反社会主义、污蔑人民领袖的谬论。
在报纸上已揭发了他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实，充分证明他这种恶毒思想是长期存在的、有政治野心的，企图借用《光明日报》做基地，向社会主义进攻，这使我更认清了他反党面貌。
我要给储安平先生一句忠言：希望你及时悬崖勒马，好好地倾听人民的意见，挖掘自己反社会主义思想根源，彻底交代自己的问题，以免自绝于人民。
信中的最后落款为：储望英。时间：6月26日。
7月3日的《人民日报》刊载了李兵的《储安平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是右派》的文章。文章比较系统地揭露了储安平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右派”表现。
对储安平的揭露和批判逐渐深入，斗争进一步尖锐化。
“天下究竟应属于谁？”
伟大领袖毛主席曾说过：“攻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的目的是攻得他回头。”在强大的压力下，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中，储安平受不了了。他不得不开始一点一点地交代他的“反动”言论的来由和跟“章罗联盟”的关系。
7月7日晚，九三学社中央整风委员会召开扩大座谈会，由储安平交代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和行动”。
关于储安平与章、罗的关系问题，储安平强调“他和章伯钧、罗隆基是由于《光明日报》才有业务上的联系，说章伯钧对他‘很冷淡'”。
他说，由于他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他的做法刚刚符合于章罗联盟的要求，不用指点，已经为他们做得很好了。
储安平还想继续讲下去，会议主席某某某指出：“储安平应该争取主动，老实交代，不要总讲这些别人都熟悉的东西。”
九三河北分社的某某愤慨地说：“我们没有时间来听你这样的交代，你要再讲这些已经谈过的问题，我立刻就走”，“毛主席、周总理是六亿人民爱戴的领袖，‘老和尚'、‘小和尚'不是随便说出口的。”
7月间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他不得不作了题为《向人民投降》的发言。7月15日的《人民日报》刊载了全文。
他在文章的最后表示：
“我今天在这个庄严的会场上，并通过大会向全国人民真诚地承认我的错误，向人民请罪，向人民投降。”
“我把向人民投降作为我自己决心彻底改造自己的一个标志。”
“我以后一定老老实实接受党的领导，全心全意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储安平虽然“向人民投降”了，但对他的斗争并未结束，要直到他被“撞”得“头破血流”、被驳得体无完肤才算罢休。
7月17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郭敏的《编辑“能手”》的文章。
文章最后感慨地说：“储安平的‘左鞭右打'的标题的政治性之强，手法之巧妙、毒辣，可谓深明编辑政治性之味矣。”
7月19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光明日报》编辑部对《〈光明日报〉在章伯钧、储安平篡改政治方向期间所犯错误的检查》的文章。
文章最后说：“我们以沉痛的心情，对编辑工作进行了检查以后，认为章伯钧、储安平篡改本报政治方向这一严重罪行，是属于章罗联盟政治阴谋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