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演讲在北大- 第23部分

　　　　张：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到此为止。不过我最近倒有点不同的观点，第一个我想强调一下，现在大家都在强调一个人才的重要性，特别对这个高技术企业，但是我想强调的是人才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利用人才，怎么能让三流的人干二流的事赚一流的钱，这可能最重要。如果你让一流的人干二流的事赚三流的钱，这个是没有戏的。第二点还有钱的问题，钱多是好事，好像毛主席讲过，但是确实也有问题，西方有一种理论说，如果一个企业自由资金太多的话，可能会对企业的发展带来好多问题，有钱以后再找地方花和要花钱再找钱的时候，这感觉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想刚才那位学员提出的问题反映出好多人的担心，有时候在中国的体制下，政府的干预、管制资本市场可能带来一些企业非常不方便的地方，你要钱的时候可能没有钱给你，所以一旦你找着机会就狠要，就是好多中国企业的特点。好比说农民，久旱无雨，全村人都在祈祷下雨，但如果下成冰雹的话，还不如不下，是吧？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话，我相信，用友在王总的领导下，一定能够不断的发展，特别我想今天要送他一个礼品，我想只要你仍然是这么成功，每三年来北大光华讲一次，每讲一次就送你这么一个，如果你积攒够十个的话，你的第三个目标就成功了。好，谢谢大家。（掌声，交接礼品）







二十一世纪的挑战

李远哲

　　　　人类的将来确实是筑构在全球化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生态的体系中，每个国家与地区相互依赖将变得很重要。
　　　　李远哲，1936年11月19日生于台湾新竹，1959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化学系。后转入台湾清华大学读研究生，于1961年获硕士学位。1962年赴美，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化学系学习，并于1965年获得博士学位。留校工作一段时间后，于1967年进入哈佛大学做博士后，1968…1974年间在芝加哥大学化学系和富兰克林研究所任教和从事科研工作，历任助教、副教授。在1974年转入伯克利母校化学系任教，并在劳伦斯实验室兼职。自1994年起，担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
　　　　李远哲先生因在化学基本过程的动力学方面所作出的杰出贡献，特别是进一步发展交叉分子束方法使之适用于研究一般化学反应及较大分子的重要反应，而荣获1986年度诺贝尔化学奖。此外，还获得美国能源部劳伦斯奖（1981）、美国化学会德拜奖（Debye）（1986）美国国家科学奖（1986和1990）、英国法拉第奖等奖励。李先生于1979年被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并成为台湾中央研究院（1980）、中国科学院、德国哥廷根科学院、德国马普学会的外籍院士。他获得滑铁卢大学等学府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并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1980）、复旦大学（1980）、中国科技大学（1986）、北京大学（1988）等学校和研究机构的名誉教授。

　　　　在过去的十年内，我曾经在不同的场合以同样的话题，发表个人对人类将来的一些看法。虽然这十年来，世局的改变非常急速，但是我基本的观点并没改变，改变的是随着世纪转折点的来临，我们必须更坚决地下定决心，加深“迎接挑战”的迫切感。
　　　　如果我们回顾人类的历史，一万年前农业在世界不同地区的开展的确是一件重大的事。我们虽然看到人口在地球上开始慢慢地增加，但总的说来人类社会的改变并不那么显著，一直到250年前瓦特发明蒸汽机带动了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社会的改变才变得非常快速，以至于过去一百年来所发生的变化，似乎更胜于工业革命发生以前的一千年来的改变。
　　　　工业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类学会了转变并控制各种不同的能源，由化学能、热能、机械能或电能，并经由各种机械的发明，使它能从事比人类或动物的体力劳动更强大、更精确、也更可靠的工作。这不但造成人类社会生产力的高度提升，也大幅度地改进了人类的物质生活。随着近代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地球上的人口也有了惊人的暴增，就在这20世纪短短的一百年之内，世界的人口便增加了四倍。
　　　　不过，在我们进一步歌颂工业革命对人类社会带来的进步与繁荣之前，让我们注意两件重要的事实。首先，随着人类社会对能源消耗的增加，我们逐渐地过度依赖地球上千万年慢慢累积的石油、煤、天然气等矿物燃料，除了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带来的温室效应、酸雨等问题外，在短短的二三百年内把地球上宝贵的矿物燃料挥霍殆尽，对我们的子子孙孙确实是很不负责任的事。第二件我们该注意的事情是，工业革命对不同地区的人民带来的影响确有很大的差别：如果幸运地跟上这股浪潮，便加入先进国家的行列，不幸没能赶上，以后追赶的日子就十分辛苦。
　　　　许多欧洲的国家，跟上了工业革命的浪潮，它们变得富强而向外拓展它们的影响力；但是许多亚洲、南美洲与非洲的国家却没有那么幸运，最后都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从19世纪末开始，亚洲国家的人们觉察到，如果要追上西方的国家，似乎要大力地推进“科学”与“民主”，这确也是中国五四运动时的口号。但是在殖民统治或被侵略的亚洲国家，最使他们痛苦的是外来的压迫，所以最能鼓动大众，而在20世纪的上半叶真正带给亚洲国家实质上的改变的，便是以驱逐外来的压迫为目的的“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而不是民主化的运动。在中国大陆，即使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能够有效地鼓动人心的还不失为“民族主义”。即使在改革开放、经济改革大潮高涨的今日，也不例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大部分的亚洲、非洲与拉丁美洲的国家都成了独立的国家，开始向各方面急速发展。在最近的这几十年内，在许多改变中，我们似乎也渐渐看到第二次产业革命正在我们的眼前展开。但这次并不是以能源带动的，而是以在美国发展的微电子与资讯工业领头。我们同时也觉察到，当今世界虽然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国家与国家，或地区与地区之间竞争的游戏规则基本上还是没有根本的改变。有些国家跟上了第二次产业革命，人们变得强大而富有，没能跟上的国家将仍然悲惨。这也是为什么亚洲国家必须在这第二次的产业革命中迎头赶上的原因。毫无疑问，有些开发中的国家将会跟上，但大部分的未开发或开发中的国家将不会那么幸运。另外，我们也不能忽略另一方面的科技的发展。在以后的一二百年内，我们将会看到急速发展中的生物技术，尤其是当生物技术对医药与农业的应用开始有了实质的进展后，对人类食物的供给与健康的维持带来更深远的影响。对于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东南亚国家，如能好好保护它，这将是非常有利的因素。在过去的十年内，我们常听到有人提起亚洲经济奇迹，但是如果我们从促进经济进步的科学与技术的研究，以及科技知识应用在生产上的角度来看，我们并没有看到奇迹。如果亚洲国家真要创造经济奇迹，也许要赶快投入科学的研究与高科技的发展，生物技术也许是亚洲国家能够创造奇迹的一个契机。
　　　　在这世纪之交的转折点上，我们回顾这一世纪的许多变化，一定也会注意到，除了民主多元化与科学与技术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新面貌之外，整个世界的国际化也许是最值得令人注目的。
　　　　由于交通与通讯的进步，我们的地球相对地缩小了，同时各地区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依赖却渐形重要，特别是在过去的十五年间，由于整个世界经济的国际化，“地球村”的概念似乎慢慢在成形，而我们也一步步地走向“生活在没有国界的世界”的境界。这次东南亚的金融风暴，确与整个世界经济的国际化有密切的关系。同时，我们也看到人类面对的一些重要的问题，例如：人口暴增、不同地区贫富差距的进一步加大与人类的活动带来的生态与环境的恶化，已变成高度国际化的问题，也是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的问题。
　　　　最近，大气平流层的臭氧被人造的氟氯化碳破坏引起了世人高度的注目。一向被认为非常安定而对健康无害的氟氯化碳，没想到扩散到平流层，被紫外光分解而产生氯原子之后，竟给臭氧层带来这么大的问题。直到最近一直没人会想像到在南极的平流层在冬天竟会产生巨大的“臭氧洞”。幸而，经过科学家的研究与呼吁，十年前世界上的许多工业化的国家共同签署了“蒙特利尔公约”，大量减少氟氯化碳的产生与使用，情形已不再继续恶化。不过如要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恢复臭氧层防止紫外光渗透的功能，我们还得要继续不断地努力下去。即使我们今天完全停止排放氟氯化碳，目前留在大气中的这些化合物，也要等到四、五十年后才会消失掉。相对于平流层的臭氧在保护地球上的生物免受紫外线的破坏，在对流层也就是在地平面上经由氧化氮的光化学催化产生的臭氧，对人体的健康却有很大的害处。最近的测量已显示，在工业化的北半球，已经围绕着地球形成了一环。臭氧的问题与酸雨及二氧化碳等气体促成的温室效应都是超越国界的问题，只靠世界上的一个人或一个国家的努力是根本无法解决的。
　　　　随着人类活动的国际化之后，还有一件值得大家关心的事，是世界各地不同的疾病可能很快地传染到全球各地。每天繁忙的飞机载满了旅客与货物飞越海洋与大陆到世界各地时，导致疾病的微生物、细菌与病毒也不可能局限于某地区。况且我们还得记住，人类是无时无刻不与这些小东西的演化在竞争。从演化的观点看，有较长的生命周期的人类不一定占有优势，微生物、细菌与病毒的生命周期往往是几个小时或几天，而且暴露在辐射或化合物环境下时，很容易引起突变。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以很显然地看出，人类的将来确实是筑构在全球化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生态的体系中，每个国家与地区相互依赖将变得很重要。而且不管我们愿不愿意，会发现我们生活的天地确实是整个地球，我们都将生活在一个“地球村”里，而且地球上各地人民的命运将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面对着这么一个情况，尤其是面对全球性的困境，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不能够再像以往一样，在强烈的竞争中盲目地走下去。许多事是我们必须立即着手改进的，特别是能源的使用与它对环境恶化带来的一些问题。为了能够使整个世界永续发展下去，我们必须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发展新的能源，以减少我们对矿物燃料的过度依赖，并且仔细权衡人口政策与人类的活动对生态与环境造成的影响。
　　　　但是，另一件似乎是更重要的事是，居住在工业化国家的人们要认真地面对一个问题：如果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像我们这样生活，我们的地球承受得了这种负担吗？最近，世界各国为了在以高科技为后盾的经济竞争中取得优势，都在努力提升国家的竞争力，希望能在短暂的时间内赶上先进国家。但是如果先进国家走过的路，或是目前正在走的路，不是一条全世界能够永续发展的康庄大道，那么未开发或开发中的国家紧紧跟在先进国家的后头努力追赶，就似乎毫无意义。因为这一段辛苦追赶的路程，很可能是人类共同走向灭亡的路程。
　　　　1997年12月在京都召开的有关全球温室效应的会议里，曾有了些共识。工业化的国家将努力在2010年把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减少到比1990年还少5。2个百分点，这虽是很好的起点，但欧美国家的往回走，并不意味着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也就跟着冻结，如果在2010年地球上60多亿的人口，平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全部达到工业化国家1990年的水准，那么我们的地球确实是承受不了的，温室效应将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二次大战之后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特别是汽车与摩天大楼为象征，是发展中的国家人民最羡慕也最想追赶的目标。于是我们看到发展中国家，一旦经济有些进步，伴随着高楼大厦而来的是交通的阻塞与空气的污染。我们必须认清楚美国人口虽只占有全球人口的5％，他们却在消耗着全球30％以上的能源。
　　　　1997年京都的会议似乎非常明确地告诉世人两件重要的信息：第一个信息是我们的地球毕竟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地开发，也不可能无限地吸收人类生活产生的种种污染；第二个信息是从二氧化碳的排放来说，在将来到2010年时，必须转回到过去的1990年的标准，这不也告诉我们，工业化国家走过的路似乎走过了头，的确不是整个人类永续发展的康庄大道。
　　　　十几年前随着第三世界科学院的成立，第三世界国家的科学家们较有密切的来往，他们在南半球面对着的许多共同的问题，往往不是北半球的已开发国家有兴趣的问题，更不能指望已开发国家能够接济他们走出困境。他们也了解，如果真要赶上西方国家，他们必须在教育与科技研发上更加投入，而且要走出自己的一条可行的路，不是盲目地跟着走。如果世界各地的人们立足在各地不同的生态与环境中，而在解决衣食住行的种种问题时，各自走出一条能永续发展的路，那么全世界的永续发展才会落实。将来站在世界的前端，引导全世界往前迈进的国家，一定是为人类永续的发展做出最大贡献的国家。这些国家不一定是目前已开发的工业国家，也可能是目前正在迎头赶上的开发中的国家。如果大家认同我们居住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的这一个事实，那么我们就得学会常常把全球的利益挂在心上，为此着想，为此行动。
　　　　此外，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努力克服。几百年来，人类累积的科学知识是全人类自由分享的，现在的科学家们大都也坚信科学研究所得的知识是属于全人类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在目前的社会里，当有人把累积的科学知识转化为技术，并把它应用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