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大海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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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大海1949- 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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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一直都没通过信?
痖:没有通过信,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说,如果你写一封信会为家人带来大祸害。当时我也没有香港关系,就是小兵嘛,军中也不希望你通信,保防人员会以为你是匪谍。
龙:父亲为什么去了青海?你什么时候知道他的下落?
痖:我是前两个月才知道真相的。父亲做过副乡长,所以就被弄到青海劳改营,算反革命,他们告诉我,当时有三十万人被运去青海。没有食物、没有衣服和医药,很惨。
龙:那妈妈的处境呢?
痖:我妈妈就在村子里,好像也有个臂章,就是有罪的那种。我妈妈死前告诉她一起做针线活的四娘说,“我是想我儿子想死的,我儿子回来你告诉他,我是想他想死的!”
龙:……别难过,弦,我们回到逃难图吧。你们从河南走到了湖南,冬天,起码一千公里。
痖:你看过电影“齐瓦哥医生”没有?大雪原上人群一直走到天边就是那种感觉。
龙:有没有孩子在半途受不了死掉的?
痖:有,有死在路上的,有的是走失了没有跟上大队就没再看到他了。有人也许是老师把他带回去了,不知道。但是到了零陵的时候,我们还有好几千人。然后老师就开始上课了,门廊下风很大,真的是“风檐展书读”。
龙:你怎么会离开呢?
痖:我们一起玩的这群同学中,有一个人说他看过一篇文章讲台湾的,说台湾是东方瑞士,说那边的甘蔗就像碗口那么粗,他说台湾的渔民不用结网,也不需钓具,只要把船开到海上去,在船上放盏灯,鱼就自己蹦到船上,渔民就在旁边喝酒拉胡琴,等到船上蹦得差不多了,载满船鱼回去。
有一次我们已经半饥饿状态很久了,根本没有吃饱过,然后学校风雨飘摇还说要到广西去。还没有开拔之前,我们就在城里面像丧家之犬在城边上逛,忽然看到城墙上贴了一个招帖上写“有志气、有血性的青年到台湾去”,孙立人搞的,下面还接三个惊叹号。说是什么军官班要招生,训练三个月少尉任用,其实我们也走投无路了,我们就去了。
报名的时候出来一个说河南话的老乡,我们乡下孩子听到他说河南话,心想这个人一定不是坏人。那个人说,“吃饭了吃饭了”,煮了一大锅猪肉给我们吃。我们总有大半年没有吃过肉了。吃完肉后大家我看你、你看我,就说那就报名吧!一个礼拜就走了。
龙:你痖弦就为了一锅肉去当了兵,不是为了爱国啊?报了名,有没有跟老师商量?
痖:老师说的不听了。我还想着吃肉的时候,他们说台湾有多好。说台湾那个地方四季如春,腊月天还可以吃到西瓜,每个人到那儿以后发一床美国军毯,美国的喔,到了假日的时候可以把美国军毯铺在草地上野餐,他说还发一件软玻璃的雨衣,穿上以后里边的衣服还看得见,天晴了还可以折好放在背包了。想到这些,去台湾的心就更坚决了。
一个星期后我们就已经到了广州。那是一九四九年八月。
龙:八月,那几千个河南出来的同学,马上就要走上另一条路,你却半途“下车”了。好,到了广州。
痖:在广州第一次看电影,片子叫“中国之抗战”,觉得很不习惯,怎么一个人头一下子很大,一下子很小。
龙:也在广州黄埔码头上的船?
痖:对。船上没床铺,所有的兵都坐在舱面上,太阳就那么一直晒着,我们喝水就在船机旁边用茶缸接机器漏下来的滴水喝。坐着坐着,就晕睡过去了,忽然听到有人大喊“台湾到了”,一阵骚动,远远看到高雄的山,还有灯,愈来愈清晰。
下了地,看到有很多卖香蕉的小贩,有同学有钱要买,人家给他黄的他不要,他说绿色的比较新鲜。然后就看到有些人在吃一种很烫的东西,放在嘴巴里又拿出来,冒烟,叫做棒冰,冒着烟,觉得很奇怪,怎么回事,这么大热天吃这么烫的东西。
龙:北方土包子。这时还没自觉已经当“兵”了?
痖:接下来,带我们的那些人,态度就不太对了,“站好站好!”“排队排队!”已经到台湾了,那种笑面的就不太对劲儿了,到了凤山五块厝以后,有一个通信连的连长,也说河南话,说“你们如果认为自己说话还清楚,打电话人家听得懂的人,请向前三步走”,他要为通信连选兵,通信连的兵讲电话要说得清楚。而实际上他是想找一批河南青年,因为他是河南人,要找同乡到他连上去,他又不能讲“河南人向前三步走”嘛。
龙:那你有没有“向前三步走”呢?
痖:我和几位河南同学一起向前三步走,于是我们就被带开,换了军装,每人发一支没子弹的步枪,从这天起,我就成了通信连的“上等兵”了。
龙:那“软玻璃”雨衣究竟发了没?
痖:发了,但是我们很快就发现,那鱼市场里杀鱼的也都穿着啊,就塑料雨衣嘛。

20,十万大山
长沙的国军将领程潜和陈明仁决定不再和解放军继续战斗的时候,黄杰接下第一兵团的指挥权,是临危授命。接到命令时,涌上心头的是少年时读诸葛亮“出师表”的两句话:“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为难之间”。那是一九四九年八月初,林彪所辖的两个军,已经打到衡阳附近,到八月下旬,整个华中战场,解放军集结了十九个军,五十五万人,分三路向西南进攻。
西南,就是永州所在。在那里,风檐下读书的孩子们也愈来愈不安。
黄杰的国军以寡敌众,一路惨烈应战,一路溃败后撤,牺牲惨重;十月十一日,黄杰得到白崇禧的电令,多个据点被解放军占领,国军兵力需重新部署,同一天,豫衡中学则接到教育部的急电,立即迁校。
永州滂沱大雨,满地泥泞,又是寒冬,孩子们拎起了背包,和去年离开南阳城的情景一样,只是这回,既没有哽咽不舍的父母,也不再有远足的天真。
学生分两批,冒着风雨步行到湖南和广西的交界,第一批通过了黄沙河,第二批要通过时,黄沙河已经被解放军占领。
五千多个孩子,到达广西的,剩下一半。这一半,坐火车、爬车顶、过山洞,又失去一些人;到一个城镇,碰到土共烧杀,四处奔逃,再少掉几百;重新整队出发时,又失散几个学校;惊恐不已到达一个叫金城江的小车站,五千多人的联中已经像一串摔断在地上的珠炼,珠子滚落不见。枪声中还手牵手在一起的孩子与老师,夹杂在逃难的人潮、无人照顾的伤兵群、抛锚的卡车战车、沿路丢弃的军用物资行列中,不知道何去何从。
这时,在金城江这个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车站,学生的命运就和国军士兵的命运汇合成一股了。九十七军二四六团刚好路过,愿意护着学生往前走。
士兵和学生,还有成千上万的难民,到了迁江,后面追兵炮声隆隆,前面急湍江水滚滚。工兵抢建浮桥——用空的汽油桶绑在一起,上面放木板。先让军队的骡马辎重过河,再让军队和学生过桥。桥的两端,满坑满谷的人。
等候过江的军用汽车,排起来十公里长,分批渡河,一小时只能通过四辆,而追兵已至。于是黄杰下令,除了器械及医疗药品的车过江,所有军用物资一律放火烧毁,避免为敌所用。
豫衡中学的孩子们在迁江岸上看见的,是烈火灼日、恶烟滚滚,爆炸声惊天动地。这种镜头,在逃难中,不断发生。云南的二十六军残部撤到红河岸要过河时,浮桥被枪炮击断,几万个士兵,身上还背着器械,淹死在怒涛汹涌的红河水里。
乱葬岗,营养不良,疾病流传,一病就死,每天抬出去十几个尸体。
在溃退中,学生跟着黄杰的部队被炮火逼进了中越边境的“十万大山”。
“十万大山”有数十万大大小小的山,如雄狮挡关,一字排开,形成难以跨越的天然国界。原始丛林,瘴疠蔓延,浓密处,阳光射不进来。混乱中大家开始攀爬主峰姑姆山,翻过山岭,就是越南。黄杰的兵团在前面砍荆棘开路,二四六团的士兵在后面掩护,中间夹着孩子们,疾疾行走。枪声突然大作,追兵的炮火射来,天崩地裂,战马惊起,冲入山谷,被火炸裂的断脚断手像晒衣服一样挂在杂乱的树枝上。炮火交织、血喷得满面,孩子在破碎的尸体中乱窜,这是十万大山藏着毒蛇猛兽的原始丛林。追兵逼近来满山搜索时,难民躲在山凹中,学生看见,有母亲摀住幼儿的嘴,怕他出声。再站起来的时候,孩子已窒息而死。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三日,黄杰带领着三万多国军士兵,从丛林中走到了中越边境的隘店关卡,跟越南的法国将领取得“假道入越,转回台湾”的协议:
同意分为五百人一组,在指定地点将武器交付封存,由法方护送至码头。关于所经路线,由法军负责一切安全,我方保证军纪严明,并由我方军官带队。
协议达成以后,黄杰率着国军官兵走在隘店的街上,一步步往国境关卡走去,他一再地回头远望隘店这边的山——十万大山,多少官兵死在山沟里,残破的尸体还挂在狰狞的树杈上,指挥官的心情,揉杂着惭愧、不舍,更有孤军深不见底的悲愤。
出了关卡,部队五百人一组,进入越南国境。这些士兵已经经历过的,很难跟别人说明白。连续五个月的肉搏前线,一路上的生死交关,抢滩过江、越岭翻山,在身边牺牲的弟兄没法埋葬,在远方思念的家人无能慰藉。断了补给,他们满面风霜、一身烟尘。他们已经极度疲惫,但是为了国家体面,还是努力挺胸,维持行列的整齐。
三万个部队后头,还有很长一列断了手、截了腿、削了脸、满头包着白纱布的伤兵、抱着婴儿无奶可喂的年轻眷属、步履不稳的难民。当然,还有惊吓不已的中学孩子们。
从南阳出发的五千个孩子,一年后抵达越南边境的,剩下不到三百人。
没有想到的是,交出武器之后,这三万多人被法国人直接送进了铁丝网围着的集中营,一关,就是三年半。
集中营在越北蒙阳一个大煤矿区的空地上,没有一个遮雨的草棚。三、四万人,包括老人和小孩,被丢弃在那里,从盘古开天开始,上山砍柴、钻木取火。蒙阳对面的山坡,不到半年时间,已经出现大片乱葬岗,营养不良、疾病流传,一病就死,每天抬出去十几个尸体,天气很快就开始热起来,尸体的臭味一阵一阵传来,令人晕眩。

21,江流有声,断岸千尺
我一惊:这位上将,是越南富国岛铁丝网里头出生的小孩?(左下角的孩子,是陆军司令杨天啸)
有时候,在最悲壮的事情发生时,你六十年后最记得的,反而是——听起来如芝麻蒜皮的小事。
退休以前在荣民工程处负责数据的陈麾东,跟着部队进入越南时,才十一岁。这十一岁的小男孩,注意到,法国人沿着中越边境满插法国国旗来标示国界。三万国军过关卡时,法国军官指挥着国军,身上的武器全部卸下,步枪一堆,轻机关枪一堆,手榴弹另外一堆。
在这个时候,突然轮到一整个军乐队要过卡了;他们身上背的、抱的、拿的,是大鼓小鼓、大小喇叭、大号小号……这军乐队也在战场上跑了一千公里,翻过十万大山。
一个乐手正要卸下他巨大的法国号,只是不知他的法国号应该属于步枪、机关枪,还是手榴弹的那一堆,正在犹豫,那个一直在旁监督缴械的法国军官一步踏上前来,指着乐器,说,“这不是武器,可以带走。”
一个完整的军乐队,带着他们所有的鼓、号、喇叭,就穿过了关卡,进了越南。此后的三年半里,集中营内国歌照唱、进行曲照奏、激励士气的歌声不断,这个军乐队在乱世中维持礼乐。
小小的陈麾东后来虽然受苦受难,但是他不怨恨法国人。礼让军乐队进入越南的那个片刻的决定和动作,在他心中留下了无法忘怀的一种价值意识:那是文明,那是教养。从战争的地狱中走出来,一个法国号,像是天使手中最温柔的武器。
以后在铁丝网圈里生活的三年半,国军胼手胝足建起了房舍,技术一成熟,就用木头和茅草在金兰湾营区建筑了一个“宏伟”的“中山堂”,各种戏曲的表演,在里头“盛大公演”。
你绝对不会想到,在每天靠配粮、四面站卫兵的收容营里,还有人会认认真真地成立剧团。河南出来的豫剧演员跟着国军流离到越南,在富国岛暂时安顿下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创设“中洲豫剧团”,用最克难的方法,表演给患难同胞看。一九五三年三万国军被送回台湾,中洲豫剧团继续发展,培养了王海玲这样一代又一代的艺人,就是今天台湾豫剧团的薪火传递者。
还记得那本《古文观止》吗?十七岁的马淑玲在湖南津市留给赵连发同学的书,被赵连发一路带到永州柳子庙,一路带进十万大山,一路带进越南集中营。三百个师生和从前五千个师生一样,坐下来就读书。在没水没电的越南煤矿区空地上开学,这本从河南南阳带出来的《古文观止》,成为唯一的教材。校长张子静要全校学生分页相互抄写,人手一份,然后严格要求:每个人背下三十篇。
有一次,夜里营房失火,一团惊慌中,学生们看见校长从草屋里急急奔出来,怀里只抱着一个东西,就是那个海外孤本《古文观止》——他还穿着睡衣,赤着脚。
这些河南的孩子们,在永州柳子庙时,读的是书里柳宗元文章,现在在异国异乡的寂寞蛮荒里,虽然晚上睡觉的稻草垫一翻开就有潮湿的蛆在蠕动,白天,他们却坐在地上跟着老师朗诵: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
从乌坵采访反共救国军飞回台北的航程上,和陆军司令杨天啸比邻而坐。
我已经习惯要问人祖宗三代的出处了,于是探询他的出生地,他谦抑微笑答道:“越南,富国岛。”
我吃了一惊:这位上将,是富国岛铁丝网里头出生的小孩?
我很快找到杨上将的父亲,追问细节。
杨景龙,是当年九十七军的一位营长;九十七军的二四六团,就是在金城江车站慨然允诺带着豫衡联中的孩子们继续南逃的部队。从长沙出发时,九十七军有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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