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这个家，再回来已是十年后。我来看他时，他已是九十岁的老人。三合院已经倒塌，正厅的屋顶陷落，一地的残瓦断砖，压不住黄花怒放的野草。雨渍斑驳的土墙上，还挂着一个木牌，毛笔墨汁写着家族的名字。“是祭祀用的，”他说。
木牌腐朽，铁钉也锈得只剩下半截。柯景星看着木牌上模糊的名字，指着其中两字，说，“这是我爸爸。”
半……，又说，“我爸爸常教我念的一首诗，我还记得两句：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
“十年不见儿子，母亲看你第一眼，说什么？”“什么都没有说。只说；你住二房，二房在那边。”
柯景星的记忆在时光的冲洗下有点像曝光过度的黑白照片，这里一条线，那里一道光，时隐时现，但是，轮廓和灵魂，真的都在。
龙：你跟我说一下那四十六个人是怎么回事？
柯：队长杉田鹤雄就命令我们杀人，那把军刀上还有天皇的菊花。不服从命令，我们就要被杀。
龙：你们杀俘虏的时候，俘虏站在哪里，你在哪里，长官在哪里？
柯：四、五十个俘虏，我们把他们围起来。杉田鹤雄就喊说，“上子弹！”然后就通通用刺刀刺死；之前有教我们刺枪术。教我们刺枪术的教练是在日本天皇前面表演第一名的。
龙：四、五十个俘虏被围起来，有多少个台湾监视员在那里？
柯：十几个人。
龙：你是说，你们杀这四、五十个俘虏，不是开枪，全用刺刀？
柯：开枪危险，开枪怕打到自己人。都用刺的，一个一个刺死，我站在比较远的旁边，有一个印度兵逃来我的脚边，我跟他说，“这是天要杀你，不是我要杀你。”我就刺了他一刀。还有一个在喊救命，是个英国兵。一个清水人叫我杀他，我说你比较高你怎么不杀他，你比较高才刺得到啊。那个英国兵躲在水沟里喊救命。他如果不喊救命就没有人知道他躲在那里。我说，清水人你比较高，你去杀他。
龙：人都杀完之后，四、五十个尸体怎么处理？
柯：我们就挖一个大洞，全部放进去。
龙：然后你们怎么湮灭杀人的证据？
柯：人的头骨多脆、多大，你知道吗？
龙：把这四、五十个人杀了之后，你去哪里？
柯：有个人挑水来，我们把它喝光。继续住在那里。
龙：现在俘虏营都空了，盟军马上要到，你们还住在那里在等什么？
柯：我们也走了，想要回古晋，可是到不了，那时候……太久了，忘了。
龙：请描写一下审判的过程。
柯：一群人坐在椅子上，都是台湾兵。旁边有旁听席。一个耳光换五年。
龙：澳洲俘虏出庭指证你们打他们耳光？
柯：打耳光就是在白河训练的时候学的。
龙：当场被宣判死刑，那时感觉？
柯：感觉是——我真的要死了吗？死了还没人哭啊。第二天改判十年，很高兴。
龙：被判十年，最后坐了七年半的监牢，你觉得这惩罚公平吗？
柯：既然我有杀死一个人，我说是“天要杀你、不是我要杀你”。
龙：那你觉得七年半是应该的还是怎样？
柯：七年半是英皇登基所以被特赦。
龙：我知道，但你觉得自己判刑是冤枉还是罪有应得？
柯：那时候也没想什么，有杀死人被关也是应该的。
龙：家里的人知道你的遭遇吗？
柯：都不知道。不能通信。我要是知道我父亲那时已经死了，我就不回台湾了。我就在日本入赘。
龙：释放后最后终于回到台湾，看到基隆港，心里在想什么——有哭吗？
柯：没有。
龙：你一个人从基隆搭火车到了故乡彰化——有人到车站来接你吗？
柯：没有。到彰化车站后用走路的，一直走一直走，走回来老家。
龙：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柯：只剩下我的母亲。
龙：十年不见儿子，母亲看你第一眼，说什么？
柯：什么都没有说。只说：你住二房，二房在那边。
61，日日是好日
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南投县鱼池乡蔡新宗家
蔡新宗：八十六岁
从彰化到鱼池乡，一路是青葱的山景。早春二月，粉色的樱花错错落落开在路旁，远看像淡淡一片云。绵延婉转的山路一个转弯，忽然天地辽阔，半亩湖水，无限从容，“晋太原中武陵人”似地敞开在眼前。
原来蔡新宗是个在日月潭畔长大的小孩。
转近一条小路，两旁都是稻田，稻田和稻田之间站着一株一株齐整的槟榔树，像站岗的卫兵一样，守着家园。蔡家在小坡上，三合院前是一方菜圃，花菜、萝卜、蕃茄、豌豆，青青郁郁，引来一阵热闹的粉蝶。几株桂花，香传得老远，引擎一熄、打开车门就被花香牵着走。
原来蔡新宗和柯景星一样，都是在稻田边、三合院里长大的少年。
我们就坐在那花香盈盈的晒谷场上说话。村里人经过，远远看见我们，一定以为这是个“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邻里小聚。一面说，天色一面沉，然后槟榔树瘦瘦的剪影就映在暗蓝色的天空里，蚊子趁暗夜纷纷起飞，发出嗡嗡声，像隐隐从远处飞来的轰炸机群。
龙：何时离家的？
蔡：一九四二年的八月三号从高雄港出发，九月八号到达婆罗洲古晋，从“色拉哇库”河一直进去。
龙：那是拉让江。河里面有动物你看到吗？
蔡：有啊，有鳄鱼啊，他们爬起来透气、纳凉，都是我以前没有看过的东西。
龙：古晋的战俘是什么状况？
蔡：英国兵比较多，荷兰——那时候的印度尼西亚属于荷兰统治的，印度尼西亚的兵也
有，印度兵也有，属于英国的。都是从新加坡抓去的。
龙：有华人吗？
蔡：就那个卓领事夫妇。他们还有个小孩。我是很同情这个卓领事的。
龙：是哪里的领事？知道他的名字吗？
蔡：不知道，名字也不记得了，有一次我的部队长跟那些干部，围在一起讲话，说这个卓领事意志很坚强。那个时候日本人在说，看能不能把这中国人给吸收过来。但是这个领事说，我已经对中华民国宣誓要尽忠，我不能再加入你们日本。日本人就说，可是你如果加入我们，你就不用关在这里了，我们送你回中国，让你去汪精卫那里任职。他也不要。
我们这些小朋友听到了觉得，这个中国人、中国领事，很尽忠哦。我是做文书的，所以在办公厅里面常常听到这些普通人听不到的谈话。我就说，这实在很难得，一个国家的公务员，日本人也在称赞喔。
龙：蔡先生，这个人在日本战败以后去哪里了？
蔡：我不知道，说是有一个阴谋，这个人被抓去别的地方了。
龙：古晋的俘虏待遇怎么样？
蔡：我是没有直接管，俘虏做的工作也没有很粗重，只是吃不饱，一年一年营养失调、生病啦。那时候想说，人如果不动，身体也会愈来愈差，如果让他们出去种个什么，让他们自给自足，也有钱给他们喔，他们可以用这个钱买一些比较营养的，他们自己要吃的。我们公道来讲，要说日本那个时候有没有很残忍，在古晋那边是没有的，因为补给还可以到，交通也都还很好。第一分所就差了。
龙：第一分所就是山打根？山打根的“死亡行军”你当时知道吗？
蔡：那里就生病的，死的死、逃的逃，是到战后我们才听到的事情，当时不知道，跟我们没什么关系。日本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投降，澳军九月十二日来古晋接收时，就在问：“山打根那边还有几个？”我就说我看一下，看山打根的战俘名单，发现，怎么七月、八月都没有电报来啊，数字都没来，六月的时候还有几个。我就跟他讲，我现在报的数字不是现在的喔，他说，“没半个人了！”
我也吓了一跳，他说真的，可能是逃走了，我最后听人家说只剩一个人。
龙：很惨，山打根一千多英澳军，最后剩下六个活的。古晋俘虏营队长是日本人吧？
蔡：是个留美的日本人，比较开化，很认真。最后自杀死了，也很可怜。
龙：什么状况下自杀的？
蔡：战败后，他一调查发现俘虏死这么多，虽然没直接杀他们，但是死这么多人，算是他的一个责任。他又是个“日本精神”很旺盛的人，常常说，“日本如果怎么了，我也不要吃俘虏的米，我不做俘虏！”
我们在办公厅，他一个人出来，戴着帽子，说，“你们大家听过来，我现在要出去，你们不要轻举妄动，要坚强，所长我要去了，你们大家保重。”他回身就走了。
龙：有资料说，日本战败的时候，有密令说要把俘虏全部处死，古晋的情况是怎么样？
蔡：没有命令说全杀。
龙：你在古晋有看到杀人吗？
蔡：没有，我们古晋这里没有；山打根和美里，确实有杀人的，他们有讲。
龙：柯景星在美里，他有讲。
蔡：那里就真的有杀人，听说他们的队长，一手拿着军刀，一手拿着枪，说，你如果不听令，我刀子杀不到的我就开枪，所以你不杀人也不行。山打根那些都行军的俘虏，到山里去，有的在路上就倒下了，倒下没死的在那里很痛苦的样子，日本人的解释是，倒在这里这么痛苦，我干脆让你死得痛快一点，那就是日本精神说的武士道。很难说啦。
龙：审判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蔡：一九四六年正月二十三日开始判的。
龙：在海边开庭？
蔡：在海边搭一个棚子，我们四十五个台湾兵同时被审。
龙：怎么进行？
蔡：像我进去，我先说我是谁，我要来说的话全属事实，对神明宣誓，意思是这样，然后审判官就问你有没有打人，我说没有，我是没有直接管，但是我们是一起的，营养失调，很不自由，这个精神上的苦楚我是能理解，我只有讲这样，他就写上去了。
开始审判后八天，四十五个人就全部判了，我记得有三个无罪，剩下的四十二个，判一年的好像是一、两个，总共算起来，无期的有一个，二十年的两个，十五年的几个。
龙：你判了十年，觉得服气吗？
蔡：我很不满。如果讲人道，为了和平，你定这个罪，我赞成。但是你因为“胜利”，随随便便就这样子判。战败的都有战犯，战胜的就没有战犯吗？这是我的主张，去到联合国我也敢这么主张。
譬如一个例子，这个是大家疏忽的一个例子，这是我所知道的。我们叫“你来”，用手招，手心向下，但是这个手势在澳洲和英国人看来以为是叫你“快走”的意思，所以俘虏就走开了。下指令叫他过来的人就觉得我叫你来，你不来，不听我的话，追过去就打他巴掌了。这根本是误会。他们就是看天气在审判的，实在是很冤枉。
龙：听到自己被判十年的时候，感觉是什么？
蔡：觉得——打架打输了，这样而已，怨叹我们打输人家而已。你看那些日本人，被判死刑的有好几个，都笑笑的，说，“哎，我要去了，祖国的复兴拜托你们了！”这一点是我们要学的地方，我常常在讲，日本人的好处我们要学。
他们日本军队本身，动不动就打你巴掌，只要阶级大过你的就会压你，所以看顾俘虏的时候，为了要执行业务，他有的时候看了不高兴会“巴格亚鲁”一个巴掌过去，这个是有的，但是这样也不用判到几十年，也不用判死刑，不用啊。
龙：你被判刑不久就被送到拉包尔去服刑了？
蔡：对。那时拉包尔那个岛差不多还有十万日军在那里，等候遣返。
龙：你知不知道，你变成战犯，送到拉包尔集中营的时候，拉包尔还有将近一千个中国国军战俘，刚被解放，在拉包尔等船？
蔡：我不知道，我是听人家说有那些人，有中国人在那里做工，那些人后来有没有被送回去，我也不知道。
龙：一九四九，你在哪里？
蔡：我还在拉包尔。
龙：你在拉包尔的时候，日本的第八方面军司令今村均大将也关在那里？
蔡：那些将军都不用出去做苦工，只有种种菜园而已。今村大将自然是我们的大老板，我常常跟他讲话，他也很照顾我们，他也不会分你是台湾人日本人。
龙：今村是太平洋整个方面军最高指挥官，他被判十年，你这个台湾小文书，也被判十年啊。
蔡：我也跟今村开玩笑，说“你一声令下，几百万的军火都听令，可是‘论功行赏’的时候，你判十年，我也判十年。”他哈哈大笑。
龙：和你同在拉包尔服刑的还有婆罗洲的指挥官马场中将？他临死还送给你一个礼物？
蔡：马场被判绞刑，他想他时间差不多到了，有一天把我叫去，说，“你来，我写了一个东西要给你。”他送给我这块匾额，上面的字，是他自己写、自己刻的：“日日是好日。”
他还跟我解释，说，“你年轻，有时候会比较冲动。在这个收容所里，你要尽量认真读书，边读书边修养，这样，早晚你都会回去的。要保重身体，你只要想着日日是好日，每当生气的时候，就要想到马场中将有跟我说，日日是好日。”
龙：他自己要上绞架了，还这样安慰你……
蔡：对，他这样跟我解释，所以说我的人生观就是“日日是好日”。
每天都好，就是这样。
第七部 谁丢了他的兵籍牌？
62，最底层的竹
飞力普，我最近一直在思索“罪与罚”的问题。
你出生的时候，一九八九年深秋，我躺在法兰克福的医院里一面哺乳，一面看着电视，那是不可置信的画面：上百万的东德人在柏林街头游行，然后就冲过了恐怖的柏林围墙，人们爬到墙头上去欢呼，很多人相互拥抱、痛哭失声。在那样的情境里，你在我怀里睡觉，长长的睫毛、甜甜的呼吸。初生婴儿的奶香和那欢呼与痛哭的人群，实在是奇异的经验。
晚上静下来时，我听得见头上的日光灯发出滋滋的声音。
后来，人们就慢慢开始追究“罪与罚”的问题：人民逃亡，守围墙的东德士兵开枪射击，一百多人死在墙角，你说这些士兵本身有没有罪？所有的罪，都在他们制订决策的长官身上？还是每个个人都要为自己的个别行为负责？
东德共产党的决策高层一直说，他们要求卫兵防止人民离境，但是从来就没有对守城士兵发布过“逃亡者杀”的命令。于是很多法庭的判决，是判个别士兵有罪的。
你知道吗，飞力普，一直到二零零七年，才在一个当年守城卫兵的资料袋里找到一个军方文件，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