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整排的兵用力扔手榴弹的时候，彷佛漫天洒下大批糖果，然后战壕里的林精武看见对面“整片凹地像油锅一样的爆炸”，可是海浪般一波又一波的人，一直涌上来，正对着发烫的炮口。
前面的几波人，其实都是“民工”，国军用机关枪扫射，射到手发软；明知是老百姓，心中实在不忍，有时候就干脆闭起眼睛来硬打，不能不打，因为“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机关枪暂停时，探头一看，一条壕沟里就横着好几百具尸体。他们开始清理战场，搬开机枪射口的尸体，用湿布冷却枪管。
林精武所“不忍”开枪的“民工”就是解放军口中的“支前”英雄。十大元帅之一的陈毅说，“淮海战役是用独轮车推出来的”，怎么听起来那么令人觉得心酸。淮海战役——徐蚌会战——打了两个月，征用了五百四十三万民工。民工基本上就是人形的骡马，把粮食弹药背在身上，把伤兵放在担架上，在枪林弹雨中抢设电线，跟着部队行军千里，还要上第一线冲锋。解放军士兵至今记得，攻打碾庄国军的支前民工一看就知道全是山东人，除了他们独特的口音之外，这些民工为解放军所准备的粮食是馒头切成的片，不是大米。
抗日名将黄百韬的国军部队在十米宽的河边构筑了强大的防御工事，每一个碉堡都布满了机关枪眼，对着河；民工就一波一波地冲向枪口，达达声中尸体逐渐填满了河，后面的解放军就踩着尸体过河。
仅只是淮海战役里，单单是山东解放区就有十六万八千名农民青年被征进了解放军，其中八万人直接被送上前线。大多数的农民则变成了天罗地网的绵密“联勤”系统，做解放军的后勤补给。国军完全依赖铁路和公路来运输物资，解放军就让民工把公路挖断，把铁轨撬起，国军的弹药和粮食就断了线。解放军依靠百万民工，用肩膀挑，用手臂推，物资往前线运，伤兵往后方送，民工就在前后之间像蚂蚁雄兵一样地穿梭。徐蚌会战中，解放军的兵力与“支前民工”的比例是一比九，每一个士兵后面有九个人民在帮他张罗粮食、输送弹药、架设电线、清理战场、包扎伤口。
国军经过的村落，多半是空城，人民全部“快闪”，粮食也都被藏了起来。十八军军长杨柏涛被俘虏后，在被押往后方的路上，看见一个不可思议的景象。同样的路，他曾经带领大军经过，那时家家户户门窗紧闭，路上空无一人，荒凉而肃杀。这时却见炊烟处处、人声鼎沸，大卡车呼啸而过，满载宰好的猪，显然是去慰劳前线共军的。他很震撼：
通过村庄看见共军和老百姓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样亲切，有的在一堆聊天说笑，有的围着一个锅台烧饭，有的同槽喂牲口，除了所穿的衣服，便衣和军服不同外，简直分不出军与民的界线。我们这些国民党将领，只有当了俘虏，才有机会看到这样的场面。
连长林精武在负伤逃亡的路上，看见几百辆独轮车，民工推着走，碰到河沟或结冰的路面、深陷的泥潭，二话不说就把推车扛在肩膀上，继续往前走，走到前线去给共军补给。老老少少成群的妇女碾面、纺纱、织布，蹲下来就为解放军的伤兵上药、包扎。穷人要翻身，解放军胜利了就可以分到田。很多农民带着对土地的渴望，加入战争。
被俘的军长和逃亡的连长，一路上看在眼里的是国军弟兄无人慰藉、无人收拾的尸体。两人心中有一样的绞心的疑问：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前线士兵再怎么英勇，仗，是不是都白打了？
那战败的一方，从此埋藏记忆，沉默不语；那战胜的一方，在以后的岁月里就建起很多纪念馆和纪念碑来荣耀他的死者、彰显自己的成就。纪念馆的解说员对观光客津津乐道这一类的数字：
郯城是鲁南地区一个普通县城，人口四十万，县府存粮只有一百万斤，但上级下达的缴粮任务是四百万斤，郯城最终缴粮五百万斤。几乎是勒紧了腰带去支前……在为淮海前线筹粮碾米活动中，豫西地区有两百多万妇女参加了碾米、磨面和做军鞋等活动。
可是，怎么这种叙述看起来如此熟悉？让我想想……
我知道了。
你看看这个文件：
……理由：查西黑石关洛河桥被水冲毁，现架桥部队已到，急于征工修复。现本乡每日征用苦力木工三百余名，一次派担小麦五千公斤，维持费四万元，木材两万公斤，麦草两万斤，大麦两千公斤。孝义皇军每日征用木泥匠工苦力五百名。
这里说的可不是解放军。这是一个一九四四年的会议记录，显示日军在战争中，对杜甫的故乡，小小的河南巩县，如何要求农民倾巢而出，全力支持前线军队。
被国家或军队的大机器洗脑、利诱或裹胁，出钱、出力、出粮、出丁，全部喂给战争这个无底的怪兽，农民的处境和任务内容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对日军的这种作为，中国人叙述的语言充满激愤：
日军征用苦力及一切物资数量巨大，可见日军对中国人的压榨是多么的残酷和无情。更让人不可理解的是，在成立伪政府组织的“维持会”中，当地的汉奸为伪政府组织服务，帮助日军对广大老百姓进行欺压，汉奸的奴才嘴脸在提案中看得清清楚楚。
报导的标题是，“洛阳发现大批日军侵华罪证，记载了日军罪行”。那么你又用什么语言来描述被解放军征用去攻打国军的农民呢？
莒南县担架队有两千七百九十七名成员，一千两百人没有棉裤，一千三百九十人没有鞋子，但是却在寒冬腊月中奔走在前线。
其中，特等支前功臣朱正章腿生冻疮，肿胀难忍，仍拄着拐杖坚持送伤员，连续八趟，往返三百余公里，他甚至用自己吃饭喝水的碗给伤员接大小便。
“人民的母亲”日照县范大娘，将三个儿子送去参加解放军，先后牺牲。她听到噩耗后，仍一如既往地纳底子赶制军鞋。
我怎会不知道，历史本来就要看是胜方还是败方在写，可是同样一件事情两个截然相反的解释方法，你不得不去思索这其中的含义。
在国军的历史文献里，共军把农民推上火线的“人海战术”常常被提到，同一时间，解放区藉“土改”杀人的风气也已经盛行了。一九四八年的调查显示，单是山西兴县一个县，被斗死的就有两千零二十四人，其中还有老人和二十五个小孩。康生亲自指导的晋绥首府临县，从一九四七到四八年的春天，因斗争而死的将近八百人，多半被活埋或剖腹。后来成为共青团书记的冯文彬，四八年初时前往共产党的根据地山西一带，走在村落与村落之间，黄土地绵延不绝，沿路上都是吊在树上的尸体，怵目惊心。
可是，对于“敌人”，国军“仁慈”吗？
一九四七年七月，国军整编六十四师在山东沂蒙地区与陈毅的华东野战军激烈争夺领土的时候，曾经接到“上峰”的电令：“以东里店为中心，将纵横二十五公里内，造成‘绝地’，限五日完成任务，饬将该地区内所有农作物与建筑物，一律焚毁，所有居民，无论男女老幼，一律格杀。”
前线的军官看到最高统帅的命令，“面面相觑不知所从”。即使是共产党的根据地，要屠杀百姓还是下不了手。黄百韬以拖延了事。
激战两个月，徐蚌会战结束。抗日名将黄百韬、邱清泉饮弹自尽，杜聿明、黄维被俘，胡琏、李弥仅以身免，三十二万国军被俘虏，六万多人“投诚”。十七万人在战场上倒下。五十五万国军灰飞烟灭。
解放军也死伤惨重。华东野战军的第四纵队原来有一万八千人，开战四十天已经战死了一半。
林精武腿部中了枪，在混乱中从路边尸体上撕下一只棉衣袖子，胡乱缠在腿上，开始一个人用单脚跳着走，从徐州的战场辗转跳到几百公里外的南京，最后跳到了浦口长江畔的伤兵医院。伤兵医院其实就是泥地上一片破烂的帐蓬群，四边全是杂草。医官剪开他黏着血肉的棉衣袖，林精武低头，这才看见，脚上的伤口已经腐烂，红糊糊的肉上有蛆在蠕动。
黑烟还在雪地里冒着，尸体在平原上垒垒迭迭、密密麻麻，看过去一望无际。地方政府开始征集老百姓清理尸体，需要挣粮食吗？埋一具人尸发五斤高粱，埋一具马尸发二十四斤高粱。仅仅在张围子一带，就发了一万多斤高粱。
36，大出走
秦皇岛撤退，黄绍容摄于一九四八年。
所有的事情是同时发生、并行存在的。
十二月的大雪纷纷，静静覆盖在苏北荒原遍地的尸体上，像一块天衣无缝的殡仪馆白布。上海那灯火繁华的城市，在另一种动荡中。十二月二十四日是一个星期五，《上海申报》刊出一则消息：“挤兑黄金如中疯狂，践踏死七人伤五十”。心急如焚的五万市民涌进外滩一个角落申请存兑金银，推挤汹涌中，体力弱的，被踩在脚下。人潮散了以后，空荡荡的街上留下了破碎的眼镜、折断的雨伞、凌乱的衣服，还有孩子的孤伶伶的鞋。
南京和上海的码头上，最卑微和最伟大的、最俗艳和最苍凉的历史，一幕一幕开展。
上海码头。黄金装在木条箱里，总共三百七十五万两，在宪兵的武装戒备下，由挑夫一箱一箱送上军舰；挑夫，有人说，其实是海军假扮的。
南京码头。故宫的陶瓷字画、中央博物院的古物、中央图书馆的书籍、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的档案和搜藏，五千五百二十二个大箱，上船。
故宫的文物，一万多箱，运到台湾的，不到三分之一。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开始，这一万多个油布包着的木箱铁箱就开始打包密封，已经在战火中逃亡了十几年。
柏杨
负责押送古物的那志良年年跟着古物箱子大江南北地跑，这一晚，躺在船上；工人回家了，码头静下来了，待发的船，机器发出嗡嗡声，很远的地方，不知哪个军营悠悠吹响了号声。长江的水，一波一波有韵律地刷洗着船舷，他看着南京的夜空，悲伤地想到：人的一生，能有多少岁月呢？
一月二十一日，北平的市民，包括柏杨、聂华苓、刘绍唐，守在收音机旁，听见播音员的宣布：“请听众十分钟后，听重要广播。”五分钟后，说，“请听众五分钟后，听重要广播。”第三次，“请听众一分钟后，听重要广播。”
傅作义守卫北平的国军，放下了武器。
十天后，解放军浩浩荡荡进城。街上满满的群众，夹道两旁。这群众，大多数是梁实秋笔下的“北平人”，也有很多溃散了的国军官兵。柏杨、聂华苓这样的人，冷冷地看着历史的舞台，心中充满不安。年轻的大学生却以“壶浆箪食，以迎王师”的青春喜悦欢迎解放，乘着还没来得及涂掉国徽的国军十轮大卡车，在解放军车队里放开喉咙唱歌。
突然有个国军少校军官冲出群众的行列，拦下卡车，一把抓住驾驶座上的两个大学生，边骂边泪流满面：“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大学生，政府对你们有什么不好？当我们在战地吃杂粮的时候，你们吃什么？雪白的大米、雪白的面粉、肥肉。可是，你们整天游行，反饥饿，反暴政。你们饥饿吗？八路军进城那一天起，你们立刻改吃陈年小米，连一块肉都没有，你们却不反饥饿，今天还这个样子忘恩负义，上天会报应的，不要认为会放过你们。”
后来在台湾参与了雷震的《自由中国》创刊的聂华玲，刚刚结婚，她窜改了路条上的地名，和新婚丈夫打扮成小生意人夫妻，把大学毕业文凭藏在镜子背面，跟着逃亡的人流，徒步离开了北平。
刘绍唐
后来独创了《传记文学》以一人之力保存一国之史的刘绍唐，刚好在北京大学修课，被迫参军，看了改朝换代之后第一场晚会戏剧。美貌的女主角是一个努力设法改造自己的女兵，穿着一身列宁装。一个诗人爱上了她，她也回报以无法克制的热吻，但是当诗人用最深情缠绵的语言向她求婚时，她突然倒退两步，毅然决然拔出枪来，打死了这个诗人，剧终。这是她为了思想的纯正而拔枪打死的第四十一个求爱者。剧本是个俄文改编剧，剧名叫做“第四十一”。
已经成了正式“解放军”、穿着军装的刘绍唐，一年以后，制作了假护照，不断换车、换装，像间谍片的情节般，一路惊险逃亡到香港。
这时候，后来成为《中国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的傅建中，是个上海的初中生。北平“解放”以后四个月，在上海的街头看着解放军进城。各种节日的庆典，学生被动员上街游行、唱歌、呼口号，他睁着懵懵懂懂的大眼睛，觉得很兴奋，摇着旗子走在行列里。
七岁的董阳孜——没人猜到她将来会变成个大书法家，也在上海读小学，开始和其它小朋友一起学着扭秧歌，“嗦啦嗦啦多啦多”，六十年后她还会唱。比她稍大几岁的姊姊，很快就在脖子系上了红领巾，放学回到家中，开始热切而认真地对七岁的阳孜讲解共产主义新中国。有一天，姊姊把她拉到一边严肃地告诫：“如果有一天妈妈要带你走，你一定不要走；你要留下来为新中国奋斗。”
董阳孜
国民党的飞机来轰炸上海的工厂和军事设施的时候，阳孜的妈妈被低空飞机打下来的机关枪射中，必须截肢，成了一个断了腿的女人。即便如此，两年后，这行动艰难的年轻母亲，还是带着阳孜和小弟，逃离了上海。
在上海火车站，系着红领巾的姊姊，追到月台上，气冲冲地瞪着火车里的妈妈和弟妹。
“我到今天都还记得姊姊在月台上那个表情，”阳孜说，“对我们的‘背叛’，她非常生气。”
张爱玲，用她黑狐狸绿眼睛的洞察力，看了上海两年，把土改、三反、五反全看在心里，就在阳孜被妈妈带上火车的同一个时候，也悄悄出走，进入香港。
那都是后来了。当林精武逃出徐蚌会战的地狱，在雪地里拖着他被子弹射穿而流血的脚，一步一跳五百公里的时候，上海的码头，人山人海。很多人露宿，等船。船来了，很多人上不了船，很多人在拥挤中掉进海里。
有些上了去的，却到不了彼岸。
悲惨的一九四八年整个过去了。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除夕的前一夜，冷得刺骨，天刚黑，太平轮驶出了黄浦港。淞沪警备司令部已经宣布海上戒严，禁止船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