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水。那人穿着军服，头盔丢在草地上，是个美国大兵。
哈布瑞特全身一松，说：“结束了，感谢上帝！”
六十年过去了，现在你是个十九岁的德国人，飞力普，告诉我，你知不知道，德国在俄罗斯的俘虏营里总共有两百三十八万八千人，终战的时候，其中一百万人受虐而死？你知不知道，单单在俄罗斯的战场上，就有五百万个德国士兵倒下？这些人，大多数就是像埃德沃一样的年轻人，在家乡有妻子和幼儿每天望着门口，他们年迈的母亲每天走到火车站去寻找，等候每一班轰隆进站的火车。
你干脆地说，“不知道。”
“而且，干嘛要知道？”你反问。
十九岁的人啊，我分明地看见你眼中闪过的挑衅。
你是这么说的，“如果你知道德国人给全世界带来多大的灾难，你哪里有权利去为这受虐的一百万德国人叫不公平？苏联死了两千万人怎么算啊？你知道两千万个尸体堆起来什么样子？”
两千万个尸体堆起来，我无法想象。但是我记得一个犹太朋友跟我说的故事：五岁的时候，他跟父母一起被送进了匈牙利的犹太隔离区，“你知道我是怎么学会数一二三四的吗，应台？”
“我不知道，我是从一鼠二牛三虎四兔学的。你怎么学？”
他说，“我们集中住的那栋楼前面有个很小的广场，不知道为什么那里常有尸体。德国兵把两具尸体横排，上面迭两具直排，然后直的横的一层一层迭高，像堆木柴架构营火一样。我就那么数，今天一、二、三、四、五、六……”
两千万个尸体堆起来，我无法想象。是香港人口的三倍，几乎是台湾的总人口。
公元两千年，圣彼得堡附近一个寂静的小镇倒是上了国际媒体：小镇新建了一个纪念墓园，里头埋了八万个德国士兵的骸骨。上百个德国和苏联老兵都来到小镇，一起纪念他们在列宁格勒的战友。
圣彼得堡，就是二战时的列宁格勒，二战中被德军包围了几近九百天，饿死了五十多万市民。现在，俄罗斯人把德国士兵分散在各个战场和小坟场无人认领的骸骨搜集起来，重新葬到这个新辟的墓园里去。苏联的土地上，有八十九个这样的外国军人公墓，大概有四十万个异国的士兵躺在这片寒冷的土地里。
我在想：玛丽亚的丈夫，会不会也在这里，墓碑上写着“无名氏”呢？
侥幸活下来的士兵，也并非个个都回了家。
莫斯科说，最后一个德军俘虏，在一九五六年就遣返了。
可是，在公元两千年，人们却在俄罗斯极北、极荒凉的一家精神病院里发现了一个老兵，是二战时跟德军并肩作战的匈牙利士兵，叫彼得。彼得一被俘，就被送到了这个精神病院关了起来，那是一九四七年。
彼得被苏军俘虏的时候，正是中国人在东北的德惠、锦州、四平、长春相互歼灭的时候。十八岁的彼得，从家乡到异国的战场，从战场到不知名的精神病院，现在已经八十岁了。他不记得任何人，任何人也不记得他。
27，小城故事
玛丽亚的丈夫，埃德沃．柏世这个德国军官在莫斯科郊外的荒路上被草草掩埋的时候，一九四六年十月，中国北方扼守长城的军事重地张家口，经过激烈的战斗，被国军占领了。不远处的小县城，叫崇礼，共军接管控制了十五个月以后，如今又被国军攻下。
在塞外“水寒风似刀”的平野上跋涉的孤独旅人，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一抬头就会吃一惊——单调的地平在线，突然出现一座城池，屋宇栉次鳞比，绰约有致，更讶异的是，一弯清水河，河畔矗立着一座庄严而美丽的教堂，紧邻着一座欧洲中古式的修道院。
崇礼和一般北方的农村很不一样。原来叫西湾子，十八世纪就已经是天主教向蒙古传教的基地。十九世纪，比利时的南怀仁来到这里，精心经营，建起广达二十四公顷的教堂建筑。两百多年下来，全镇三千居民基本上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共产党从日本人手里抢先接管了这个小镇，但是共产主义无神论的意识型态与崇礼的文化传统格格不入，民怨很深。十五个月后，国军进攻，崇礼人组团相助，但是当国军退出时，崇礼人就被屠杀。
国军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收复了崇礼之后，特别邀请了南京的记者团飞来塞外报导最新状况。
军方把记者团带进一所官衙的大厅里吃午饭，午饭后一行人走到大厅旁一个广场，记者们看见广场上密密麻麻什么东西，而同时在广场侧一扇门前，站着两、三百个面容悲戚的村民，一片死寂。
记者团被带到一个好的位置，终于看清了广场上的东西。那密密麻麻的，竟是七、八百个残破的尸首。记者还没回过神来，本来被拦在廊下、鸦雀无声的民众，突然像大河溃堤一般，呼天抢地地奔向广场。尸首被认出的，马上有全家人跪扑在地上抱尸恸哭；还没找到亲人的，就在尸体与尸体之间惶然寻觅，找了很久仍找不到的，一面流泪一面寻找。每认出一具尸体，就是一阵哭声的爆发。
中央日报记者龚选舞仔细地看冰地上的尸体：有的残手缺脚，有的肠开腹破，有的脑袋被活生生切掉一半，七、八百具尸体，显然经过残酷的极刑，竟然没有一个是四肢完整的。破烂撕裂的尸体，经过冬雪的冷冻，僵直之外还呈现一种狰狞的青紫色，看起来极其恐怖。
这是一场屠杀，其后中央日报也做了现场报导，但是中央日报不敢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让这些被戕害的人曝尸那么久？
残破的尸体被集中丢在雪地里长达四十天，等到记者团从南京各地都到齐、吃饱穿暖闲聊之后，再开放现场参观。也就是说，共军蹂躏了村民之后，国军把尸体扣留下来，让悲恸欲绝、苦苦等候的家属在记者面前以高度“现场感”演出，戏码叫做“共军的残暴”。
在崇礼广场上的残尸堆里，记者注意到，死者中显然有不少军人。怎么看出是军人？他们戴军帽戴久了，头的部位会有个黑白分线，就好像，用一个轻佻的比喻来说，穿比基尼晒太阳晒久了皮肤颜色就有分界线。日军在南京屠杀时，也用这个方法从群众里猎寻中国的军人。崇礼被屠杀的人群里，平民之外显然也有不少是国军的士兵。
那些杀人的士兵，那些被杀的士兵，闭起眼睛想一想——都是些什么人呢？
我不是说，他们个别是什么番号的部队，子弟又来自哪个省分。我问的是，在那样的时代里，什么样的人，会变成“兵”呢？
28，只是一个兵
我没办法给你任何事情的全貌，飞力普，没有人知道全貌。而且，那么大的国土、那么复杂的历史、那么分化的诠释、那么扑朔迷离的真相和快速流失无法复原的记忆，我很怀疑什么叫“全貌”。何况，即使知道“全貌”，语言和文字又怎么可能表达呢？譬如说，请问，你如何准确地叙述一把刀把头颅劈成两半的“痛”，又如何把这种“痛”，和亲人扑在尸体上的“恸”来做比较？胜方的孙立人看着被歼灭的敌军尸体而流下眼泪，你说那也叫“痛”，还是别的什么呢？
所以我只能给你一个“以偏盖全”的历史印象。我所知道的、记得的、发现的、感受的，都只能是非常个人的承受，也是绝对个人的传输。
有时候，感觉整个荒原，只需要一株山顶上的小树，看它孤独的影子映在黄昏萧瑟的天空里。
你知道，在一九四五年国共内战大爆发之前，中国已经打了八年的仗。
你说，对啊，你对德国的历史老师曾经提出一个问题，他没法回答。
西方的历史课本里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始于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在这一天，德国入侵波兰。你说，为什么不把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入侵中国东北，看做世界大战的起始呢？即使退一步，又为什么不把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看做开始呢？为什么德国入侵波兰就比日本入侵中国，要来得重要呢？难道说，亚洲的战事，就是不如欧洲白人的战事？
你这个学生，够麻烦。
我想说的是，如果你认识到，中国进入战争的漩涡，比欧洲要早很多，那么跟你解释后面的一九四九，也就比较容易了。我们要记住的是，欧洲打了六年仗之后开始休息，当美国大兵坐下来喝可口可乐，德国的战俘一火车一火车回乡，苏联人终于开始埋葬他们的亲人的时候，中国人又爆发了一场更剧烈的战争。他们已经对入侵的日本人打了惨烈的八年，现在继续打，只不过，现在，枪口对内。他们的武器，来自美国、苏联、日本。他们的兵，来自哪里？
你还是得从八年的抗日战争看起，好些镜头，像电影一样流过我眼前。
譬如山东，被日军占领之后，成千上万的孩子就跟着学校流亡，往中国内陆走。十五岁的杨正民——后来成为生物电子工程专家，跟五千个同学一同出发，爬山走路，走到两脚磨破流血，最后适应了变成像牛马一样粗厚的“蹄子”；到了陕西，一路上病的病，死的死，丢的丢，只剩下八百个学生。少年们沿着汉江攀山越岭，在绝望的旷野里，突然迎面看见国军的队伍，学生们心头一振。
走得近一点了，小小的正民才看清楚这国军的队伍，是这样的：十五、六个人一组，用铁链和粗绳绑在一起，形成一个人串，无法自由跨步走路，所以推推挤挤、跌跌撞撞的，每个人都面有菜色，神情凄惶。谁说“要大便”了，就解开他的锁炼，看守的兵，一旁持枪伺候。
这是一九四三年。
抗战已经第六年，战争报废了太多年轻的生命，国民政府的征兵已经到了买兵抓兵的地步。部队需要员额，有员额才有补给，军官就四出抓兵，抓得人数多，自己就可以升班长排长。
抓兵，其实就是绑架，只不过，绑架你的是国家。
那么，八路军那边呢？
跟你说瞿文清的例子。这个解放军的副军长，当初是怎么变成“兵”的呢？山东有个地方叫博山，如果你没听过博山，那我跟你说，它在临淄旁边，离济南也不远。临淄，是的，就是那个“春秋五霸之首、战国七雄之冠”的齐国繁华首都。春秋战国是公元什么时候？我想想，应该是公元前七七零年到前二二一年，与古希腊同时。
日军占领了山东以后，父亲是煤矿工人的瞿文清一家人就开始逃难，逃难的路上，父亲病死了，妹妹饿死了，母亲在混乱的人群中不知去向了。十五岁的文清在荒路上放声大哭找妈妈的时候，碰上一群扛着枪的人走过来，他就跟着这群人开步走，帮他们捡柴烧水打杂，休息时就可以换得一碗粥。
过了一会儿，这群人被另一群扛枪的人不知怎么打垮了，于是他就跟着这另一群人开步走，捡柴烧水打杂，在路旁喝粥。这群人叫做“八路”。文清不知道“八路”是什么意思，反正有粥可吃，就跟着走。“班长给件衣服，副班长给条裤子，战斗小组长给双鞋，别人再凑些毛巾、绑腿、袜子什么的。两天后发支老套筒。别人子弹一百发，他个小，背不动，给五十发，手榴弹也减半背两颗。”
矿工的儿子瞿文清，就这样成了“八路军”。
日本投降后，中共的部队以急行军的风火速度赶赴东北，抢在国军之前。
“闯关东”的部队，一半以上是瞿文清这样的山东少年。这些少年，好不容易盼到了日本战败，哪里愿意再离乡背井，尤其是到比山东更北、更冷的关外。士兵们纷纷逃走；相对之下，十五岁就背起枪打仗的文清，已经是“老兵”，他必须防止士兵“开小差”。
日本人从前抓了很多中国人，关在集中营里头当开矿的苦力。为了防止逃亡，监视员除了层层上锁之外，劳工们在就寝前会像毛猪一样被剥个精光，连内裤都收走。现在，为了有足够的兵员到东北打国军，自己人也不得不使出日本人对付中国人的办法来，睡前集体没收内裤，你若是半夜逃亡，那就一丝不挂地逃吧！行军时，每个负责任的都有个“巩固对象”，被“巩固”的对象到石头后面大解时，也得有人盯着。
即便如此，少年们拚命逃走。一九四五年九月七日，“东北挺进纵队”司令员万毅给上级发电报，说，“部队采取逐次动员，但逃亡仍严重，仅昨夜即逃副排长以下八十余。”由苏北出发的三万二千五百人，一路上少了四千五百人。
这，是一九四五年。那些没逃走、到了东北的年轻人，就是和国军打仗的人，他们打，在德惠，在锦州，在四平，在长春，在沈阳，后来在华北、在山东……
山东，是的，台北也有条济南路，就在青岛路、齐东街、临沂街那附近，徐州路的北面。
一九四八年东北的辽渖战役在九月十二日爆发，济南之役也箭在弦上。守济南的国军有十一万人，攻城的华东野战军用十八万人在济南外围阻挡国军的外援，用十四万人进攻孤城，血战六天之后济南城破。九万国民党官兵“全歼”。
卢雪芳一下子眼泪涌了上来，却听见后面两个八路兵说，“这就是当国民党的下场。”
城破之后，解放军士兵满街走，二十三岁的卢雪芳小心地走在街上；听说，对于国军的眷属，共军放行，她去跟他们要路条。
迎面走来一个国民党的伤兵。伤兵的样子，让卢雪芳吃一惊：这年轻人的右眼和鼻子，连上嘴唇，都被削掉了，一整张脸孔，只剩下一只左眼和右下边的一点脸肉，中间是红红的、敞开的、模糊的肉。没有人给他上药，身上一套肮脏破烂的军服，肩上披着一个破口的麻布袋，走在路上，冷得直发抖。
卢雪芳一下子眼泪涌了上来，却听见后面两个八路兵说，“这就是当国民党的下场。”
这个年轻的女子不知哪来的青春胆子，竟然转身就对这两个兵大声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讲他？他算什么国民党？还不是跟你们一样只是一个兵而已。国民党打败了，你们胜了，就该赶快把这些伤兵不分彼此送去就医才对呀，怎么还说这种话。对自己同胞还这样，不是比日本人还不如吗！”
卢雪芳振振有词说这话的时候，根本还不知道一件事：共军攻打济南的策略是“边打边俘边补”，就是说，一打下一个据点，在阵地上当场就清点俘虏，把俘虏头上国民党的帽子摘下来，换上共军的帽子，有时候，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