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母鲁瑞的姓，而“迅”（xùn）与“信”（xìn）在南方是谐音字，系指羽太信子，所以“鲁迅”这个笔名反映了鲁迅内心深处母爱与性爱的冲突。
事实是：鲁迅一生手足情深，特别对于周作人，因为年龄相近，爱好相同，更为关切。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里回忆，鲁迅曾经对他说：“你回国很好，我也只好回国去，因为起孟（即周作人）将结婚，从此费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谋事，庶几有所资助。”1911年5月，周作人夫妇归国。1912年5月16日，羽太信子分娩，得一子。其弟羽太重九携妹羽太芳子来绍兴，照顾产妇。鲁迅7月10日寄“羽太家信”，并不是寄给羽太信子的信，而是寄给日本羽太家的信。当时羽太信子在浙江绍兴，6月12日、6月29日曾两次给鲁迅来函，估计是向鲁迅要钱。鲁迅“寄羽太家信并日银十元”，显然与羽太信子来信有关。鲁迅也曾复羽太信子信，日记写明是“与二弟妇信”，而不是“寄羽太家信”。由此可见，认为羽太信子原本就是鲁迅的妻子一说完全是望文生义和牵强附会的结果，不足为信。
综上所述，关于鲁迅与周作人的失和，并不是出于政治、思想、人生选择上的分歧，而纯属家庭内部的纠纷。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对于当年周氏兄弟家庭内部的恩怨与纠纷，是是非非，就连当事人自己也无法说得明白，旁观者更是无法定论，实际上，也无须下定论，特别是时过境迁，到了80多年后的今天，更没有必要进行捕风捉影、牵强附会的想象与猜测。
各走一端
也许鲁迅与周作人在兄弟失和后的各自反应与不同发展，才是我们更应当关注的。
1923年8月，鲁迅从八道湾搬出，母亲鲁瑞也跟随她的长子一起搬出，过简朴的生活，即使鲁迅逝世后，她也没回八道湾。她为鲁迅抱不平，对俞芳讲过，八道湾的住所是鲁迅亲自买进、设计改建，还把一家老小接到北京，倒反而没份住，想起来都替他心酸。不过，她因此也对周作人完全失望了，所以她对俞芳说：“只当我少生了他这个儿子。”
■ 绍兴城的著名私塾“三味书屋”
不过，鲁迅却受到极大的精神打击。1923年10月1日，他在从八道湾搬出不久之后，即大病一场，前后达一个半月之久。然而，这并没有泯灭鲁迅的手足之情，他在青少年时期如此，晚年也是如此。鲁迅没有讲过周作人的不好，只是对周作人有一个字的评价，那便是“昏”。有几次他对周建人摇头叹气，说：“启孟真昏！”1932年11月20日，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也说：“周启孟颇昏，不知外事。”1925年，在被逐出八道湾两年之后，鲁迅发表了小说《弟兄》。在小说里，他回忆了自己当年帮助周作人看病，请医生来诊治的往事，还表示了“鹡鸰在原”的意思。鹡鸰原作脊令，是一种生活在水边的小鸟，当它困处高原时，就飞鸣寻同类。《诗经》：“脊令在原，兄弟急难。”比喻兄弟在急难中要互相救助。鲁迅希望通过小说，向周作人传达出自己的心愿，表示周作人如有急难，他还愿像当年周作人患病时那样救助。
尽管如此，鲁迅表达救助的热心却并没有得到周作人的响应。虽然鲁迅一直希望能够兄弟和解，但一直到他逝世，也没有想出一个妥善的办法来。
在兄弟失和后，周作人又如何表现呢？从表面上看，他比鲁迅平静得多，他照样地作文，上课，出席各种会议。但是，在1923年7月25日所写的《自己的园地·旧序》里，他重复了7月18日给鲁迅的字条里所说的“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这样的话，表达了自己对理想
中美好人生的幻灭感。
1924年6月，在兄弟间大打出手后的第二年，周作人写了一篇《破脚骨》。据章川岛说，这是针对鲁迅的。在文章中，他暗示鲁迅是个“无赖子”，并且作了一连串的“考证”：“破脚骨官话曰无赖曰光棍，古语曰泼皮曰破落户，上海曰流氓，南京曰流尸曰青皮，日本曰歌罗支其，英国曰罗格……《英汉字典》中确将‘流氓’这字释作劫掠者，盗贼等等也。”从一向温和的周作人笔下流露出这样恶毒的咒骂，足见他心中怨恨之深。
不过，兄弟二人虽然绝交，但并不妨碍向同样的敌人开火。1925年早春，鲁迅收到女师大学生许广平的第一封信。当时，正值女师大驱赶杨荫榆校长风潮，鲁迅是学生崇拜的文学讲师，许广平便怀着崇敬的心情向他求援。于是，鲁迅起草了《关于女师大风潮的宣言》，以女师大前任校长许寿裳的名义发表，周作人明知道是鲁迅执笔的，却也毫不犹豫地签上了名字。最终，学生们获得胜利，鲁迅也获得了许广平的爱情。
1927年，张作霖军政府绞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周作人一边悲愤地写下《偶感》，捍卫李大钊的名誉，一边把李大钊的大儿子李葆华藏在八道湾，转送日本留学。对周作人的这种勇敢精神，鲁迅大加赞赏，并把它写在给周建人的信里。
而周作人的情绪此后却一落千丈，他日益遁入散淡闲适的书斋生活，提倡“闭户读书”，主张“苟全性命于乱世”。渐渐地，京派作家群诞生了，周作人便是这个群体的精神领袖。
在对待日本的态度问题上，周作人处在日本人的包围之中，依然把日本视为第二故乡。苦于无法与周作人直接沟通，鲁迅只好给八道湾的门客章廷谦（川岛）写信，请他劝说周作人南下。章廷谦看完来信，感慨不已。然而遗憾的是，周作人却没有丝毫反应。于是，鲁迅对周作人的又一次眷顾，被无声无息地撞了回来。
而此时的鲁迅已是病入膏肓。1936年10月19日清晨，鲁迅与世长辞，享年55岁。
消息传到北京，周作人并没去上海，却在北大法学院礼堂参加了纪念会。鲁迅病逝第2天，周作人恰好有一堂《六朝散文》课，他没有请假，而是挟着一本《颜氏家训》缓缓地走进教室。在长达1个小时的时间里，周作人始终在讲颜之推的《兄弟》篇。下课铃响了，周作人挟起书说：“对不起，下一堂课我不讲了，我要到鲁迅的老太太那里去。”这个时候，大家才发现周作人的脸色非常难看。
1937年7月7日，日军围攻北京。8月4日，胡适劝周作人不要卷入政治漩涡，但周作人不愿意随北大南迁。1939年夏天，周作人正式下水，从此，沦落为汉奸。
抗战胜利后，周作人因为卖国罪被判死刑。胡适等人使尽浑身解数，把周作人从枪口下夺回来。1947年，周作人由14年徒刑改为10年。
1949年，周作人从老虎桥监狱提前释放，暂住上海，开始了黯淡的余生。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周作人就被“红卫兵”关在一个小棚里，叫他交代问题。这时，周作人已经站不起来了。1967年5月6日，周作人在八道湾猝然死亡，终年83岁。
第7章 投湖自尽：大师王国维的无奈选择
1927年6月2日上午，一位学者模样的老者，身着中式服装，鼻梁上架着深度的近视眼镜，雇好洋车，从清华大学出发，一直到达颐和园。他购好门票入园，步行到排云殿西的鱼藻轩前，面对着昆明湖水，若有所思，但态度异常镇定，还从怀里掏出烟盒，取纸烟一支，吸之至尽，然后向湖内纵身跳下。管理人员听见有人落水，连忙跑去，把他救了起来，却又不懂急救之法，于是，两分钟以后，老者气绝身死。
入殓时，人们在老者的里衣中，发现他写给第三个儿子贞明的遗书一张，纸已湿透，但字迹完好。遗书非常简短，只有122字。全文如下：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父字。”
这个老者就是王国维。
清华四大导师之一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又字伯隅，号礼堂，晚年改号永观、观堂，浙江海宁人，是我国近代最富创见性的学术奇才，享有国际盛誉的大学者。他学贯中西，在哲学、文学、戏曲史、甲骨文、汉晋木简、敦煌文献、西北地理、蒙元史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并在诸多学术领域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梁启超因此称他是“学界重镇”，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人物，并誉之为中国现代文化的“金字塔”，就连一向苛以誉人的鲁迅先生也认为：“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回顾王国维短暂的一生，人们不禁发现，这位清末民初的匆匆过客居然留下了让人叹为观止的辉煌成果。
1903年，年仅26岁的王国维任通州、苏州等地师范学堂教习，讲授哲学、心理学、逻辑学，从此踏上治学之路。在王国维的早期著作中，他从哲学入手，写了《叔本华之教育及哲学学说》、《叔本华与尼采》、《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论近年之学术界》等篇什，开天辟地地将西方哲学引入中国。虽然王国维曾说过“哲学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的话，但叔本华、尼采、康德的哲学思想，几乎已经融入他的血液，成为他立于哲学高地分析中国文化的“基石”。
1907年起，王国维任学部图书局编辑，从事中国戏曲史和词曲的研究，著有《曲录》、《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等，重视小说戏曲在文学上的地位，开创了研究戏曲史的风气，对当时文艺界颇有影响。特别是他的《人间词话》，首先提出了“境界”之说，从而把古典诗论引入到一片全新的美学视野，为中国诗学、中国美学研究做出了“里程碑”式的伟大贡献。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王国维随著名学者罗振玉东渡日本，旅居京都。1913年起，王国维在京都转治经史之学，专攻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古史地学，先后致力于历代古器物、甲骨金文、齐鲁封泥、汉魏碑刻、汉晋简牍、敦煌唐写经、西北地理、殷周秦汉古史和蒙古史等等的考释研究，还做了很多古籍的校勘注疏工作。王国维的后期著作，包括《说商》、《殷周制度论》、《敦煌所出汉简跋》、《魏名经考》、《唐写本失名残书跋》、《水经注跋》等，对从商周到元明，两千年的中国历史中许多疑难处都作了周密的考证，尤其是对于甲骨、竹简、钟鼎的辨析诠释，贡献卓著，填补了古代史研究的一片空白。王国维治史严谨，考证精湛，信而有征，不囿成见，主张以地下史料参订文献史料，多能发前人所未发，对史学界有开一代学风的影响。其独到的治学方法，更被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归结和评价为：“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而“移一时之风气，示来者以轨则”。
■ 清宫南书房在京都期间，王国维常常到东山脚下的永观堂散步。1916年元月，王国维踏上回国的路程，为纪念他在日本的这些岁月，他从此便改号观堂。1921年王国维自编并出版了他的代表作《观堂集林》。
1923年春，当时溥仪小朝廷要选海内硕学之士，王国维经推荐，到北京充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为文职五品。
不久，冯玉祥“逼宫”事件发生，王国维结束了“南书房行走”的工作。胡适、顾颉刚等人邀约他出任新成立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王国维坚辞不就，仅同意担任清华大学教授。在清华大学期间，王国维以其精深的学识、笃实的学风、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朴素的生
活影响了清华学人，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并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成为“教授的教授”。
自沉昆明湖
1927年，正值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开始不久，北洋系统的冯玉祥、阎锡山先后易帜。北洋政府分崩离析，京畿之地草木皆兵。此时，王国维任教的清华校园也失去往日宁静。其实，王国维虽然日常言行无异常，但言及时局，辄神色黯然，有“避乱移居之思”。而当时，他的知音罗振玉已携眷东渡，好朋友梁启超也正在津门养病。生性孤僻的王国维与他人少有交往，惟与清华研究院主任吴宓过从颇密。
6月2日，王国维像往常一样，吃完早饭便去了研究院。到校后，他先记起自己忘了把学生们的成绩册带到办公室，于是就让研究院的工友去家中取。此后他遇到研究院办公室秘书侯厚培，便与侯聊起下学期招生安排的话题，他谈了许多自己的设想和建议，过了许久才与侯分手。临别时，王国维向侯厚培提出借三元大洋，但侯厚培正好未带现洋，只能借给他五元钱一张的纸币。王国维从没有带钱的习惯，这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大家对此并不以为怪，也就没有人询问他干什么去。王国维拿了钱走出校门，叫了一辆由清华大学组织编号为35的人力车，径直要车夫将他拉往离清华园不远的颐和园。到颐和园时，大约是上午10点左右。王国维给了车钱，并嘱车夫在园门口等候，便径直走进颐和园。初夏时节，颐和园青山绿水，郁郁葱葱。不过临近中午，园内游人稀少。王国维来到排云殿西面的鱼藻轩驻足许久，这时，他点燃一支纸烟，慢慢地抽完后掐灭了烟头，便从鱼藻轩的石阶上猛然纵身跃入湖中，此时大约11时左右。当时有一园工正距王国维投水处不远，听到落水声后，急忙跑来解救，捞出来后约一二分钟的时间，王国维就断气了。尽管鱼藻轩前的湖水深不过二尺，但湖底满是松软的淤泥，王国维自沉时头先入水，以致口鼻都被泥土塞住，闻声而来的园工们又不懂急救之法，王国维最终因窒息而死。当园工们将王国维从水中救出时，他的内衣还未湿透。
一代国学大师就这样匆匆离去。
时至中午，王国维雇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