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委员和上海党政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从事情报、策划暗杀汉奸等活动。1940年他组织人民行动委员会，这是在国民党支持下的中国各帮会的联合机构，杜月笙为主要负责人，由此实际上成为中国帮会之总龙头。
在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成为上海叱咤风云的人物之后，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特别是杜月笙，运用高超的手段广交天下名流，织成了一张盘根错节、无所不在的庞大势力网，被人们称为上海滩的“厚黑教主”，其势力发展到巅峰时期，甚至已经超越了一手提拔他的黄金荣。而恰在此时，围绕着当时走红的坤伶露春兰的争斗，引起了一场风波。
■ 上海四大舞台之一——黄金荣的“荣记”大舞台露春兰本是黄金荣门生张师的养女，常来黄公馆串门，平日也喜欢去听戏。她生得聪明伶俐，没多久就学会几句老生戏和青衣。当时已经50多岁的黄金荣对露春兰一见倾心，决定让年仅14岁的露春兰在舞台登场演出，捧她出道。黄金荣对此不遗余力，一连两个月，亲自下戏馆为她捧场，又甩出大叠银洋，要各报馆不惜工本地捧露春兰。他还亲自为她张罗演主角、灌唱片。一时间，上海各大小报纸上纷纷刊出露春兰的俏影玉照。她的名声压倒了上海红伶小金玲和粉菊花。
浙江督军、军阀卢永祥的大儿子、上海滩出名的四公子之一卢筱嘉，最爱听戏，他看到报纸上大篇幅介绍露春兰，就一袭青衫，轻车简从，专程前往荣记大舞台。戏尚未开场，卢筱嘉就让跟班给露春兰送去一枚钻戒，约定戏散后同度良宵，被露春兰推说有约拒绝了。
偏巧这天露春兰一不留神，将一段戏文唱走了板。卢筱嘉在台下正没有好气，就阴阳怪气地喝了声倒彩。黄金荣正坐在正厅包厢里看戏，一声倒彩传来，气得他暴跳如雷，马上派人过去给了卢筱嘉两个大嘴巴。卢筱嘉见打手人多势众，自己只有两个保镖，就悻悻地走了。
过了几天，黄金荣吃罢晚饭，又带了四个贴身保镖耀武扬威地踏进了包厢。就在这时，卢筱嘉带领十几个便衣悄悄溜进了正厅包厢，用手枪顶着黄金荣的光脑袋，随后架了他就走。
后来，还是杜月笙和张啸林出面，打通了卢府内部关系，花了三百万款子，总算把黄金荣赎了回来。
黄金荣一手捧红露春兰之后，就想据为己有。但是他明白自己的老婆林桂生不会轻易答应，因她当年为自己发迹立下过汗马功劳。他知道林桂生非常信任杜月笙，于是就让他去游说。不料林桂生回答得非常干脆，要娶露春兰可以，除非自己出门。让杜月笙、张啸林等人没有想到的是，黄金荣真的提出了离婚。他给了林桂生一大笔生活费作为补偿后，就迫使她搬出了黄公馆。露春兰名正言顺地成了黄太太。黄金荣驱赶林桂生出门之后，杜月笙对黄金荣内心里非常不满，也对林桂生的遭遇感到不平。不过黄金荣的新婚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不到三年，露春兰就坚决地提出和黄金荣离婚，据传是与德孚洋行的买办薛恒产生恋情。随后，两人在法国律师魏安素事务所协议离婚。
一个买办敢夺在上海呼风唤雨的黄金荣之爱，很多人都推测是杜月笙在台后支撑。而在经历了这场风波之后，黄金荣和杜月笙在内心里也都彼此忌惮，不过，为了共同的利益，他们在表面上仍然相好如故。
大亨末日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杜月笙于1945年9月初返回上海，收拾旧部，重整旗鼓。这时，由于租界已被收回，国民党势力可以公开活动，帮会的作用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1946年12月，上海参议会选举议长，杜月笙经过多方活动，虽然以最高票当选议长，但因国民党不那么支持他，他当选后马上辞职。
上海解放前夕，杜月笙去了香港。据说，在1949年4月，离开上海前的杜月笙曾经来到黄金荣家辞行，并劝黄金荣也去香港，但是被黄金荣拒绝了。
流落异乡的杜月笙心情忧郁，朋友甚少，几乎整日呆在家里喝茶听收音机看看报纸，不久，就患了严重神经衰弱、心脏病。1951年7月，杜月笙中风偏瘫，他拒绝进医院治疗，对家人说：“苦难流离，备受刺激，生不如死。再说中风后遗症难愈，不要让我过手足不能动的
活死人日子了。”8月7日，杜月笙口述了遗嘱，将所有财产，包括不动产、债券、现金分配给各房夫人及子女，训勉儿女努力守成创业。8月10日以后，杜月笙进入昏睡状态，水米不进，弥留期间，他曾对家人交代：“把我的尸骨带回上海，葬在浦东高桥老家。”1951年8月16日，杜月笙在香港撒手西去。
与杜月笙不同的是，黄金荣选择了留在大陆。1949年，上海解放以前，黄金荣的夫人李志清席卷了黄金荣的金银珠宝离开上海往香港，后又到了台湾。这时，有人劝黄金荣也到香港去。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准备渡江解放上海前夕，蒋介石特别召见杜月笙，让其带信给黄金荣，嘱咐他“抓紧时机”到香港或台湾去，“以免遭种种不测”。
但是，82岁的黄金荣最终决定留了下来。他对人说：“我已经是快进棺材的人了，我一生在上海，尸骨不想抛在外乡，死在外地。”实际上，此刻的黄金荣，在上海还有难以割舍的东西。黄金荣一生，利用自己特殊的社会背景，脚踏黑白两道，苦心经营上海“大世界”游乐场十几年，使其成为名噪一时的沪上名胜。1948年春夏之交，他以巨资与沙逊洋行签订了“大世界”10年的租地合同。他担心，自己离开上海，一生心血经营的“大世界”将会成为无主财产，即使由养子继承，也极可能被共产党没收。
上海解放初期，黄金荣蛰居在家，深居简出，不问外事，也过了一段安逸日子。黄金荣每日享受三样东西：吸大烟、搓麻将、下澡堂。解放后，政府虽有明令禁止抽大烟，但是黄金荣早已经在家中藏了大量上好的大烟土，据说足够他后半生吸食。
当时黄家上上下下20多口人，都住在龙门路均培里一号。这是黄金荣发迹后造的一幢三层洋房，有几十个房间。黄的居室在二楼东端，附近房屋大多由他的门徒租住，可以互通声气，方便走动。除夏天避暑去漕河泾黄家花园住一段时间，黄金荣一直居住于此。上海市人民政府这时还允许黄金荣照常经营他的产业，如大世界、黄金大戏院、荣金大戏院等，每月都有一笔不菲的收入。
1951年初，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后，黄金荣的日子开始难过起来，市民甚至自发涌到黄宅门口，要求他接受批斗。一封封控诉信、检举信，如雪片般飞进市政府和公安机关，恳请政府为民报仇雪恨。在严峻的形势面前，连黄金荣的一些门徒也起而揭发，要求靠拢共产党，与黄金荣划清界线。
1951年5月20日，迫不得已的黄金荣在上海的《新闻报》、《文汇报》刊出了《黄金荣自白书》，他在“自白书”中，自称“自首改过”、“将功赎罪”、“请求政府和人民饶恕”，并表示要“拥护人民政府和共产党”，“洗清个人历史上的污点，重新做人”。上海滩第一大亨的“忏悔”，在当时轰动一时。随后，黄金荣响应政府的改造号召，开始扫大街，由于此刻的黄金荣已经是风蚀残年的老人，这项象征性的“改造”措施并没有持续下去。
■ 1951年，黄金荣在其兴建的大世界游乐场门前打扫街面，象征接受“改造”。
1953年，上海市政府按照“大世界”的复杂形势，决定对黄金荣的残余势力再行打击，将“五虎将”、“四大金刚”等残渣余孽一网打尽，使“大世界”的旧貌彻底换了新颜。黄金荣病倒了。一天，他将养子黄源涛喊到家中，口传了遗嘱，最后感叹道：“我的一生，都风扫落叶去了，唯有留下这个‘大世界’。不过，断气瞑目后，‘大世界’不可能再属于我的了。”几天之后，这个曾在上海滩显赫一时、叱咤风云的黑帮老大，一个从小瘪三起家跨越黑白两道的“流氓大亨”，便突然高烧不止，在昏迷了几天以后，闭上了眼睛，时年86岁。
第6章 兄弟阋墙：鲁迅周作人何故失和
1919年冬天，鲁迅与周作人结束长期的寄居生活，买下了北京八道湾11号。经历了多年的骨肉分离，鲁迅终于兑现了青年时代的誓言，兄弟三人大团圆，有钱同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一同赡养辛苦了一辈子的老母亲。此时，三弟周建人虽无收入，但是鲁迅和周作人都已是思想界明星，两人的月薪加起来，超过500块大洋，相当于今天的5万元。此时周氏兄弟都处在自己人生道路的关键时刻。在这样的时刻，他们本应互相支持、补充，携手共进，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兄弟二人却于一天早上宣布决裂。这样的结局，无论是鲁迅，还是周作人，都不曾料及，甚至可以说，是他们所不愿意接受的。
但事情毕竟还是发生了，而且来得那么突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兄弟失和
鲁迅是1881年9月出生的，他有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最小的弟弟妹妹早夭，只剩下兄弟三人。鲁迅12岁那年，祖父因为考场行贿，被光绪皇帝判了死刑。鲁迅的父亲变卖家产，保下祖父，却使周家急速败落。
1898年，周作人在杭州监狱服侍祖父，鲁迅却向母亲磕了一个头，去南京求学。1902年，鲁迅又飘洋过海，去了东京。在异国他乡，他更加怀念家乡兄弟，除了给在南京读书的周作人寄去自己的照片，还给在绍兴的周建人买了数不清的书。
在日留学期间，鲁迅曾经回来参加母亲给他包办的婚礼，妻子名叫朱安。但是，结婚后的第4天，鲁迅就带着刚刚通过公费考试的周作人启程，东渡日本，一走又是3年。
在鲁迅和周作人的留学过程中，他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鲁迅觉得充满屈辱，例如，在他后来的文章中写道，他因为成绩优异，被日本同学写信辱骂，因为他们觉得中国人是不可能取得好成绩的，一定是因为讨好老师，预先知道了考题。但周作人就不一样，因为一些与日本留
■ 1909年的鲁迅学机构交涉的事情，都是鲁迅代办的，在周作人的记忆里，根本没有受日本人欺压的事情。相反，周作人的《日本的人情美》等文章里充满了对日本文化的赞美和向往。特别是残留在民间的汉唐遗风更让他沉醉其中，不能自拔。另外，周作人在1908年就开始和他们的日本侍女羽太信子眉目传情，并终于两情相许，在1909年商定了结婚日子，更觉得日本是自己的第二故乡。周作人后来当了汉奸，和早年留学生活的感觉多少有些关联。
周作人留学的开销主要来自公费，一旦成亲，官费根本不够。为了成全弟弟的学业和家庭幸福，鲁迅回到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做生理和化学教师，每月收入甚微，不足自养，但他还是节衣缩食，给周作人寄钱。
1912年，鲁迅随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北上北京。鲁迅北上的同时，周作人夫妇也从日本回到绍兴。这个时期，鲁迅和周作人在事业上开始合作，一起以“周绰”的笔名发表作品。1917年，原来的民国教育总长蔡元培上任北京大学校长。鲁迅便向他推荐周作人，蔡元培欣然应允，聘周作人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周作人也不负众望，写出了《欧洲文学史》。可以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像样儿的西方文学史专著。
1919年冬天，周氏兄弟终于结束长期的寄居生活，买下了八道湾11号。这个地方在今天的新街口。经历了多年的骨肉分离，兄弟三人终于实现大团圆，他们还把辛苦了一辈子的老母亲接到北京一同赡养。
正当鲁迅与周作人都在事业和生活上蒸蒸日上的时刻，他们却在1923年的夏天，忽然断绝来往。从此，正如一位研究者引用《诗经·小雅》里所说的那样，“东有启明，西有长庚”，“两星永不相见”。这让人们想起鲁迅母亲鲁瑞曾经对许钦文四妹许羡苏说的一段话：“龙师父给鲁迅取了个法名——长庚，原是星名，绍兴叫‘黄昏肖’。周作人叫启明，也是星名，叫‘五更肖’，两星永远不相见。”原来，鲁迅与周作人在小的时候都曾经由家乡的法师给取过法名，鲁迅叫长庚，周作人叫启明，当兄弟失和的时候，他们的母亲回忆往事，才发现冥冥中似乎早已注定。
莫非，鲁迅与周作人失和竟是天意？如果不是，又是怎么回事呢？
查周作人与鲁迅日记，直到“失和”事件发生前夕，他们兄弟的感情都极为融洽。1923年1月，他们曾经共同邀请沈士远、沈尹默、张凤同年的3月8日，周作人还在《晨报副镌》上发表《绿洲七·儿童剧》，文章忆及童年时代与鲁迅一起在桂花树下自编自演儿童剧的情景，充满手足之情和对往事的美好回忆。
此后，他们还曾经共游中山公园，一起出席北大学生许钦文、董秋芳等组织的文艺社团春光社集会，并共同担任该社指导。
6月，兄弟两个合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署周作人译，内收鲁迅译作11篇，周作人译作19篇。
7月3日，周作人与鲁迅还同游东安市场，又至东交民巷书店，在日记中留下“买云冈石窟佛像写真十四枚，又正定本佛像写真三枚，共六元八角”的记载。
但是，在1923年7月19号，周作人却突然把一封绝交信丢给鲁迅。这封信很短，是这样写的：“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据说，这天晚上细雨霏霏。周作人曾经在《苦雨》里诉过深夜听雨之苦：“北京除了偶然有人高兴放几个爆仗以外，夜里总还安静，那样哗啦哗啦的雨声在我的耳朵已经不很习惯，所以时常被它惊醒，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