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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美国历史学家说人类历史从这里开始。到两千年前的时候，人类的历史最主要是神文化的历史。通过祭祀的历史，表达对神的尊崇、对神的屈服和恐惧。但是在距今两千几百年前的时候已经出现了伊索——希腊的奴隶。他虽为奴隶，却表达了对自由的强烈渴望。我们为什么说人文主义是自由、平等、博爱？在两千二百年前的时候，有个奴隶叫伊索，他表达了这种愿望。他第一个提出了对于奴隶和主人之间的关系的疑问，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文化事件。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当我们感受这一点的时候，从三万五千年一直到五千年，一直到两千二百年伊索出现的时候，我们应该对历史深深感动。然后到公元前900年到公元前800年的时候，已经出现了《伊利亚特》，已经出现了《荷马史诗》。我们不能只当《荷马史诗》是神话来看，那里有人文。应该看到在特洛伊战争的时候两军作战，一方把另一方的主将打死之后，将他的尸体在沙场上拖了一圈。你们应该看到这个片段，是吧？然后他的老父亲在夜里化装深入敌营，找到对方，说我以一个上了年纪的老父亲，以一个王的身份，放下了我的尊严，向你这个胜者乞求把我儿子的尸体还给我。而对方还了，这是什么？这就是早期的人文啊，人道主义啊。我们人类的文明心理是这么一点点发育起来的。到了公元前400年的时候，已经有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时整个希腊的文化、艺术、建筑，已经那样的发达了，非常辉煌。而就是在那时的绘画和雕塑中，人类开始表现自己不只是神的奴仆，在绘画时想到把自己，把自己的情人、朋友、父亲，把自己最亲爱者的形象画在天神们之中。人要争取和神平等的地位。小心谨慎地，不被察觉的。再后来，基督出现了。因此我们看西方文化，一直认为西方全部文化的支柱就是基督文化和它的科学，和它的人文哲学。我们习惯了都只不过把基督看作宗教。我对自己的观点还不敢确定，因此我不失时机，直到昨天还和我的朋友、复旦大学的另一位教授探讨这个问题。我说我的观点对不对，因
为第二天我要到清华来讲这个问题。基督教本身是人类相当重要的一次人文文化的体现。在此之前，天主教崇尚上帝，但是基督教之基督耶稣是人间母亲所生。基督还有个名字是“人之子”。因此天主教才要把基督教作为异教类来制止。我们看基督教里传达了一些什么。比如说，提出了如果战争不可避免，获胜一方对于所俘虏的儿童和妇女有责任加以保护。这不是人文吗？获胜一方要以仁慈之心对待俘虏，人不要去虐杀幼兽和怀孕的动物。人要热爱自己所赖以生存的土地和自然环境。当然圣经教条里是另外的话语。这些不都是今天我们要做的吗？富人要关注穷人的生活状态，要帮助那些患麻风病的人。富人有责任让穷人的孩子也同自己的孩子一样读得起书。因为穷人更穷的话，富人的生活不会更加幸福。这不是人文吗？
在公元以后那么长的时间里，宗教本身又走向它的极端，被王权所利用，因此才变成了另外的样子，这时才出现了《十日谈》，开始嘲讽被王权利用了的变质了的宗教。人类的文化一直在那么漫长的时期里一点点的积累，先是人文的迹象，接着是人文的祈求、思想，人文的思潮潜移默化地在一些绘画、诗歌、史籍中出现，然后经过文化知识分子的提升，变成了十八、十九世纪的人文主义，自由、平等、博爱。《悲惨世界》所要张扬的是这些思想。那以后又用了二百年的时间，来夯实它。如果我们对这些不了解，我们就无法判断，在大仲马和雨果之间，为什么我们今天一定要纪念雨果？在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和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之间，为什么《巴黎圣母院》得到的殊荣更高一些？因为《三个火枪手》不过是传奇故事加历史故事，而《巴黎圣母院》张扬的是那么激情的批判精神。又为什么在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和雨果的《悲惨世界》之间，我们对后者尤其另眼相看？乃因前者只不过表现了复仇心理，而后者表现的是人道主义信仰。因此我对我的学生说，其他系的学生我不管，你们是中文系的，你要知道这两本书的区别在哪里。《基督山伯爵》所张扬的是欲望，《悲惨世界》所张扬的是信仰。就是这个区别，你没看出来，就愧是中文系的学生。而我们面对的现实是什么样的？为富不仁的现象我们见得还少吗？为官不仁的现象，同胞和同胞之间的冷漠我们见得还少吗？许多发生在我们国家里的事情在其他国家里都是极为震惊的。还不说“文革”时期，就是当代发生的，随便只要想听的话，都是极为震惊的。因此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我不再想像自己是什么著名的作家，好像应该写出多么了不起的作品。我只是希望以我的笔，以我这样的年龄，以最朴素的方式，能够在传达朴素的人文文化方面，哪怕是一首小诗，一篇散文、随笔，做一点事情。我已经在做了，免得以后说起我们这代人时说“他们无作为”。剩下的时间给大家提问题，我讲得太沉重了，是不是？
《未死的沙威》第一部分读书与人生——在清华大学的演讲（4）
提问：
问：我手上有一本书是您写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现在快十年过去了，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您在这里把中国社会阶层分成了七个部分。而现在社会阶层的差距越来越大，刚才您提到西方社会的基督教信仰问题，我们知道中国没有传统的普遍的宗教信仰。那么政治信仰呢，有一个功利化和教条化的倾向。那么想问的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没有普遍信仰，人们内心没有共同的价值认同的国家，很多人热衷于通过制度设计来弥补这种社会阶层的分裂，您认为这可行吗？您认为文化在社会的整合方面能够发挥什么作用？
答：我在很多场合和一些政治人士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指出过他们思维上的不全面，就是认为通过政治制度可以达到人内心的情怀的培养。这是不实际的，此第一点。第二点，文化对于人性的培养，我们所要经历的时间恐怕不见得会比西方更短。好在我们现在方式很多。电视可以比纸质的传媒更快地来表达。但是电视文化也只不过把一个事件摆在我们面前，
而不能作为一种令我们感动的情怀来细化某事件。影视剧可以，但如果不允许深刻的批判，则没有人文文化的自然空间。说到我那本书，是非常有局限性的。但是我比较安慰的是，至少我比较早地把黑社会作为一个雏形的社会的现象提出来了。我来给你们举个例子。这期的《读者》上有我的一篇小故事，叫做《箫之韵》，这当然是虚构的。我经常虚构这样的故事，然后经常直接把自己介入，然后别人就说，你总是巧妙地利用这一点塑造了自己是一个好人的形象。我说：“如果我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坏人的话，别人就不相信了。别人不相信我是一个坏人。我们大家都是好人。”这故事是这样的：一个音乐学院毕业的女孩。她是学琴的，家境非常好，从来不知愁滋味，只不过有时候“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且就业也不成问题。她还要到国外去深造。在她放假的时候，本地有一个画廊开业了，她的父亲和画廊的谭老板是朋友。画廊要招收一个会奏乐的乐师。她近水楼台先得月。设想在画廊中有这样的音乐，环境是非常优美的。女孩去了，认识了一个青年，名字叫穆晓晓。这女孩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青年，他是那么的眉清目秀，而且谭先生给他们都买了白浮绸的镶黑边的吹奏时穿的服装。但是后来她发现一些奇异的事情。首先谭老板虽然日进斗金，但还是那么小气，他还要
把事业做得很大。他给穆晓晓的钱是很少的，但是你要随叫随到。我请了画家、评论家来座谈的时候，你得给我们伴奏，一小时给五十元或者一百元。穆晓晓怎样被聘的呢？在对众多应聘者都不满意之后，谭先生想起了他收到一封信，这封信说：“你能给一个天生的哑子一次机会吗？我不会说话，但是我能吹箫。”谭先生用手机给他发了个短信，问他家是哪里的，师从谁，是不是学院出身，他都答无可奉告。于是就吹。一吹就非常好，就留下他了。不久画廊门口又来了一个修鞋的老头，谭先生觉得我的画廊门口是不可以有人修鞋的，让手下人把他赶走。修鞋的就说：“这城市也要给我一个角落吃碗饭。”谭先生亲自去赶，老头再次相求，这时这个吹箫的青年出现了，老头就说：“小先生，你们都是搞文艺的，你面子大，替我给你的老板说说情。”可是穆晓晓不会说话，他只用目光看着谭先生，谭先生经不住他的目光，一想自己做老板的人，而且是文艺家，就说：“那好吧，你就在这吧。但是我们有一个条件，凡是到我这来的人，进来你就给他免费擦鞋。”所以有些人仅仅为了擦鞋也要来逛一下画廊，所以生意就非常好。谭先生的朋友们包括梁晓声之流就来夸奖他说：“谭先生真有眼力，他虽然是哑子，气质多好，而且箫又吹得好！”谭先生也非常自得。有一天谭先生晚上出来的时候，发现老头趴在窗边往里看。谭先生问：“都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走呢？”
老头说：“我也喜欢听箫啊！”谭先生愣了，南方封闭的窗子老头是听不见屋里传出的箫音的。但是他也没当回事。冬天到了，老头经常缩在门厅里，有次穆晓晓写了个纸条（谭先生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穆清风”，说一个男青年不要叫穆晓晓，太女人化。）说：“老板我可以送给那老大爷一杯热水吗？”老板一想：干吗热水？咖啡！那饼干、香蕉都给他吃吧！谭先生表现得非常好。老头千恩万谢。过了些天，有个台湾的富孀，带着保镖，带着秘书来签了一大笔合同，临走的时候说：“我要他。”要穆晓晓跟她到她住的地方去，为她吹箫。谭先生说：“那清风你就去吧。”因为谭先生刚签完合同。但是清风不去。这一切，那个学院派的女孩都看在眼里，她挡在门口，说：“清风不能去。”谭先生说：“你是我的雇员，我要你去你就得去。”后来老头也在门口说：“人家孩子不愿意去，你们干吗拖人家？”保镖就把老头修鞋的箱子踢翻了，也把老头踢了几脚。谭先生很恼火，清风你怎么这样！这时候女孩说：“老板你怎么这样？他们是什么人，凭什么他们可以带着一个青年去给她吹箫？就因为她有钱吗？”我们读书的时候为什么喜欢《简•；爱》，简就是这样对书中的男主人公说的：“以为我穷，以为我卑微，以为我难看，就以为我没有感情吗？我和你一样，心中是有感情的！”谭先生受到指责之后就当着两个青年的面，打手机告诉对方，合同全部取消，
还骂了对方：“你们这样是侮辱了我！”这时谭先生的形象在两个青年的眼中顿时高大了起来。又有一天，一个新加坡的画家来了，省市的领导都来了，画家非常满意，说：“我去过那么多画廊，只有这里有音乐，而且是现场演奏的琴和箫，不是洋乐，我喜欢！”谭先生也非常高兴。正在此时，马路中间传来喊声：“出事了！修鞋的老头被车撞了！”整个画廊肃静下来，哑子穆晓晓忽然说出话来，喊了一声：“爷爷！”而且是女孩子的声音。他跑出去，他看着一辆车刚刚开走，顿足大喊：“爷爷啊！”可是修鞋的老头并没有撞着，是别的一个老头。老头在边上说：“晓晓，爷爷在这呢。”这时候祖孙二人抱在一起哭了。但是谭先生气了：“原来你是女的，原来你会说话，原来你欺骗了我！走人！”祖孙俩就走了。那个女孩也走了。若干天之后，谭先生觉得自己做得是不是不对呢？这时候，那女孩打电话告诉他：“我早就知道她是女孩了，我还追求过‘他’呢。当我知道她是女孩以后，我愿意和她一起骗你。因为她和你艺术家在一起，有这份钱挣，她感到非常安全。一个女孩子以吹箫的状态出来闯江湖是多么不容易，她的爷爷只好她走到哪，陪伴她到哪。”谭先生说：“你去找她，找到的时候告诉我。”他们祖孙俩挣钱只因为她的姐姐在生病。有一天女孩打听到了晓晓的
下落，来找谭先生。谭先生发过誓，说：“晓晓不回来，我这里就不可能有别人在这里吹箫。”但是当女孩推开门的时候却发现，又有了另外的人在弹琴、吹箫。这事在谭先生那里，尽管他是搞艺术的，也已经淡忘了。电影厂的编辑们听到我讲了这个故事说：“我们来拍一部电影吧。梁老师你来写。因为法国要跟我们有文化交流，要一批风格现实主义的，内容生活一点的、人物底层一点的电影。”我说我没有时间，但是最后一幕我已经想好了，就是这个学院派的女孩在暑假的时候背着大琴，迎着落日，走在城市的尽头，她的心声说：“晓晓，不管这是不是你的真名字，我要找到你，我要帮助你！”但是我没有时间，我把这个故事在课堂上讲给我的学生听，我的学生觉得：老师你这是编的什么？因为老师在教写什么、为什么写和怎样写。我为什么产生这个念头呢？因为我确实有一些画家朋友们，我也确实到过一个地方，我也确实看到这样一个孩子，我跟她聊天，她毕业了才挣一千五百多元钱。而我同时想到另一件事，就是我以前出差的时候，在90年代初吃大排档的时候，有那么多南方乡村的小女孩在演唱，这时候我想起了《洪湖赤卫队》里的“手拿碟儿敲起来”的女孩，我们坐在那里一招手就过来，十块钱就点一支歌。我这个已经不是穷人的人经不起这个。主人还说“没唱好，梁老师不满意”，我梁老师早就满意了，是你们不满意！钱不给人家，女孩就哭，只好接着再唱。我仿佛从她们背后看到了一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