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这个控制我们室内生活的东西，起着大致相同的效果。电视是美国人最喜欢的麻药。美国是世界上电视消费量最大的国家。大多数家庭都有两台或者更多的电视，尽管没有什么值得观看的电视节目，但其中一台至少平均每天工作7小时。正如布鲁斯·斯普林斯廷几年前在歌中唱到的那样：“57个频道，却没有什么值得看的节目。”但是，电视已经变成家庭生活的组成部分，我们既爱它，又恨它。没有时间顾及孩子的家长，将电视机当作免费看管孩子的保姆。上了年纪的人和因疾病被困在家里的人，靠电视做伴，靠电视连通外面的世界。各个年龄层的观众，在忙碌了一天之后，坐在电视机前，天真地谈论着“频道冲浪”。他们在奔波了一天之后，通过电视来寻求精神安慰。
我们知道，看电视太多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我们甚至嘲笑电视是“傻瓜显像管”。研究表明：人的大脑在睡眠状态要比看电视节目时更活跃；我们看电视时的判断能力要比阅读书籍时下降许多。同时还考虑到，如此之多的美国政策，都是通过电视播放出来的，因而这种被动的看电视的状态就十分危险。同样令人不安的是，我们正在日益忠诚于电视所传达的价值观：暴力主义、消费主义、贪欲主义、自我宣传癖、纠纷等等。一个12岁的孩子，平均在电视上看到过8000个谋杀场面。研究表明，这种孩提时期的感官刺激，将导致人成年后的攻击行为和暴力犯罪的概率明显增加。当然，除了播放垃圾节目之外，美国电视有时也播放娱乐节目和启发性教育节目，但是这种情况十分罕见。媒体传播者的主要目的就是吸引观众的目光，出售他们的产品。因此，广告和欺骗一般情况下要战胜智力和智慧。我们的电视癖已经使我们的文化贬值了，使我们的大脑变得迟钝了，并促使我们的社会分化成了孤立的个人主义。但是，要摆脱这个习惯，我们似乎无能为力。
神圣的上帝与非神圣的上帝制造更好的捕鼠器
1908年，西格蒙德·弗罗伊德访问美国回国之后，他不断地抱怨美国缺乏文化品味。他的一位同事问他，为什么如此仇恨美国这个地方？“恨美国？”弗罗伊德回答道，“我不是仇恨美国，我是后悔！我后悔哥伦布为什么要发现美洲大陆！”
这位精神分析学之父说出了很多外国人想要说的话，他认为，美国人或许是富有的，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如何利用财富。他对美国人的评价：友好，却俗气；聪明，却浅薄；富裕，却孤独。他们被物质财富所淹没了，从而缺少家庭、朋友和社会的温暖。他们的道德观念很古怪，似乎认为性行为可耻，而暴力光荣。最需要指出的是，他们生活的目的是为了工作，而并非工作的目的是为了生活。根据美国人的行为准则，欧洲人每年两周的休假时间是不文明的自我虐待行为。一位瑞典社会工作者看起来像是英国男演员亚历克·吉尼斯的同胞兄弟，他叫德特勒夫·舒尔茨，曾对我说：“我们要坚持我们的休假制度！生命太短暂了，不能一生都用来工作。”
他说得太对了。然而，使美国人变成了世界上第一工作狂的根深蒂固的动力，是来源于我们的历史，我们从小受到教育所形成的价值观，无情地推动着我们现代文明朝着不可估量的方向发展，变成了强大的经济结构和技术现代社会。我应该指出的是，美国人不一定就喜欢这一切，我们只是已经习惯了这一切。我们当中一些人，已经被这种永远马不停蹄的社会生活搞得筋疲力尽了。诚然，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一件新鲜的小玩意，譬如像电子邮件、无绳电话、掌上电脑都为我们带来了更多的自由和方便，但是也使我们的科技社会与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相距更遥远了。我们常常抱怨所承受的压力，抱怨没有更多的时间来陪我们的孩子们玩耍。我们怀念我们过去的田园生活，怀念更平静的生活方式。但是到头来，我们还是变成了社会的傀儡，我们既不承认社会给我们造成的全部损失，也看不见生活当中真正可以选择的余地。
那句美国人信奉的格言暴露了问题的实质：“时间就是金钱。”从一开始，我们文明的主要抱负就是肆无忌惮地追求财富。因此，在生活中其他方面所花费的时间就相对减少了。同时，我们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新教，倡导了一种工作的伦理，它使任何不努力工作的人，会有被他人远远抛到后面的内疚感。这样做，确实取得了一些令人羡慕的成效。金钱至高无上的价值观，以及对于金钱的无限追求，已经使美国的经济获得了相当可观的动力，带来了发明和创造，从而改变了世界。但是，我们肯定在一些方面也到了精疲力竭的地步。
人们曾经将美国看作是一个宗教自由的避难所。早在这之前，美国曾经是寻找出路的人们所崇拜的地方。1540年，西班牙探险家科罗纳多带着发家致富的梦想，第一个闯入“这个新世界”，随后他在这里待了3年，寻找虚无缥缈的“7个金城”。历史书籍中大量记载了1620年以来到这块圣地的朝拜者。而事实是，大多数欧洲移民是带着改善经济状况的愿望来到美洲的。财富梦激励了我们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一次移民运动，1849年的淘金热，吸引了数百万人来到加利福尼亚，就像20世纪初欧洲人掀起的为了美好生活向美国大量移民的浪潮一样。
当今的美国人与其他国家人民的区别在于对枪支的溺爱，其根源也可以追溯到我们的经济历史。因为，从我们一开始追求财富时，使用武力就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外国人感到害怕和恐惧的是，在美国允许普通老百姓携带枪支，甚至还颁发枪支许可证。外国人认为，这种自由使用枪支的现状，很可能导致国家的高犯罪率、校园枪击事件，以及其他的谋杀案。“9·11”事件之后，所有枪支的销售量大幅度增加。特别对欧洲来说，我们对于死刑的狂热，也使许多人感到惊恐万分。然而，枪支和暴力很早就在美国历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而且这种枪支文化从来没有衰退过。在偏僻的边疆，人们需要自卫的武器。因为在那里要经常与美国的土著人打交道，防御武器常常不可缺少。在美国，正像自由的存在早于权力一样，在有效的强制法律出现之前，火器已经普遍存在了。对捍卫生命财产、土地分界线与对水的所有权的争端，可以通过火力的较量得到很好的解决。在西部野蛮的荒漠地区，光天化日之下的抢劫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尤其发生在矿区，因为在那里聚集着大量的财富。
在19世纪90年代，奥斯卡·王尔德访问了美国，他在当时号称世界上最富有的城镇科罗拉多州的一个盛产铅的村庄发表演讲。在他开始讲演之前，台上抢先上演了一场序幕：两个本地人被指控犯了谋杀罪，进行公开审判，并且面对一大群观众被执行了枪决。王尔德对此感到十分震惊，他接下去开始演讲关于艺术伦理学，叙述本维努托·切利尼的自传。后来，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他的听众“似乎很兴奋，但是我却受到了责备……因为我没有把切利尼带来。我解释说，他已经在不久之前就谢世了，接着就有听众问道：‘是谁将他枪毙了？’”
身处边疆的人，几乎不在乎语言上讽刺与赞美的微妙差别。美国人很豪爽，很直率，他们不会为自己追求财富的欲望而感到羞耻。无数名到过美国的人都议论说：美国人喜欢根据金钱来评价事物的价值。19世纪80年代，英国外交家莱佩尔·亨利·格里芬评述道：“美国人满足于体积大的东西，如果一个东西的体积不大，它必须是很值钱的东西才受欢迎。在芝加哥密歇根大街有两栋结构非常漂亮的房子，领着我参观的人说，它们每一栋都价值50万美元。赞扬一匹良马，不是着眼于它具备哪些良好的体格特征，而赞扬它的高贵之处是因为它花了数千美元。”
如果说，美国人对于金钱有过分的自豪感，其原因可能是因为那些钱常常是他们自己辛苦挣来的。而在欧洲，财富一般都是继承下来的，社会的机动性非常有限。一般情况下，你出生的时候属于哪个阶层，你去世的时候仍然还是那个阶层，你的子女的情况也同样是一成不变。这也发生在中产阶级的家庭中，因为多数人没有选择权。有时候，根据法律和传统规定，长子可以继承父亲的全部财产，其他人则什么遗产都没有。因为如果将遗产平均分配，每个人分到的份额就太少了，不足以维持生计。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风险和令人振奋的机会。边疆的财富是向所有人开放的，任何人只要有勇气，敢于奋斗、冒险与拼搏都能够得到它。美国大体是这样，财富对所有的追求者都敞开着大门，他们当中，只有最佳的选手才能赢得最多的报酬。
因此，商业在美国要比在欧洲更为重要，更受到人们的尊敬。控制欧洲统治阶层的大财阀们，将商业活动蔑视为有损于个人尊严的工作。但是，它毕竟意味着进行一种劳动的生活，而不是自在和悠闲。在美国，商业却没有任何贬义的含义，相反，它是通向经济蓬勃发展之门，通向富贵发达之路。独创性和事业心就像启动资金一样重要，去制造一种比竞争对手更好、更便宜的产品，这样一来，在市场上你就能够吸引你的顾客。或者说，要创造一种人们希望的全新产品，使人们慷慨地花钱，争先恐后地去购买这种新产品。
因此，推销术变成了美国商业活动中的核心部分。例如，对于某种产品的质量，实际上已经到了无法再提升的地步了，但是至少可以使它宣传起来更好一些，这就是推销术。就这样，美国最终变成了世界上商品广告、公共关系和营销领域的领路人，这并非是一种巧合。或者说，油嘴滑舌的梦想家和迷人的骗子艺术家，在我们国家扮演了非常突出的角色。从亚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剧中遭受厄运的威利·洛曼，到马克·吐温书中的热闹的恶作剧者，还有马戏团的经理P·T·巴纳姆，他非常著名的大话就是：“每分钟都有一个大傻瓜出生。”在马克·吐温的书中，为首的人物是汤姆·索耶斯，他假称邻居的孩子们不会完成将栅栏刷白这样好玩的事情，因此诱骗他们帮他刷白栅栏。
美国人追求财富的热情也助长了实用主义。假如某一个主意不能赚钱，那么要它又有什么价值呢？知识的任何价值全部体现在它的应用上。威廉·詹姆斯在他的《实用主义》一书中，以更准确的术语详细论述这一信念。这本1907年出版的书，也许是对美国人人生哲学的最重要的贡献。它将这种崇高的理论留给后人，美国人想要建造一个更好的“捕鼠器”。
现代的世界，对于美国的科学成就充满敬畏。但是，正是这种应用科学技术把我们的天赋反映出来了。在美国历史上出现的许多划时代的发明，都证明我们是天才。我们第一个重要的创新产生于1807年，当时罗伯特·富尔顿发明了第一个实用的商业汽轮船，它使得美国的水路交通发展成为大型贸易运输的核心，它推动了美国工业化的发展，以及向西部的扩张，从而使美国成长为一个经济巨人。1834年，塞勒斯·麦考密克发明的收割机，彻底改革了农业结构，使收割小麦的效率增加了两倍多。两年之后，约翰·迪尔发明的钢铧犁，使坚硬的土地可以耕种粮食了，为美国的中西部变成世界的粮仓奠定了基础。1844年，塞缪尔·F·B·摩尔斯发明了电报，从东、西海岸将美国广阔的大陆连接起来。后来，美国人开发了整个世纪最重要的、可以论证的两大技术进步：1876年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发明的电话以及1879年托马斯·爱迪生发明的电灯。
在新的世纪里，威尔伯·赖特和奥维尔·赖特兄弟俩，在1903年第一次成功地驾驶了第一架飞机。1911年，弗雷德里克·泰勒将工厂生产分解成可离散的步骤，使每一名工人具体负责一个步骤的操作，从而使生产环节发生了彻底的变革，结果泰勒创造了可以提高工厂生产效率的装配线。亨利·福特使这样的装配线更加完善，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生产工人的数量被缩减了，他们似乎变成了机器中的一个个齿轮，有明确的岗位，专一的职能。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工商业对科学研究投入的资金越来越多，所得到的回报是在工业领域里全面开花，创新项目频频获得突破：无线电、电视、电影、塑料、抗生素，以及大量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其他医学产品的开发，还有核能、电子学、X射线、计算机等。这些突破不仅为它们的母公司赢得了大量的直接利润，而且还全面促进了美国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人们生活标准，刺激了产品出口，并且创造了现代工业文明。
最大的成就产生于1969年，当时的美国在与苏联的登月竞赛中获得了胜利，第一个将人类送上了月球。在开罗，新闻记者和学者阿卜杜勒·穆奈姆·赛义德·阿里对我说：“美国人登月的举动，给埃及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少是对我们那一代人。它充分证明了美国的科学和经济实力。”登月竞赛也大大刺激与影响了21世纪的科技开发项目，例如卫星、计算机、计算机技术等，从而，进一步加快了日常生活的紧张步伐。阿里强调说：“我们的报纸每天都报道美国人的发明和诺贝尔奖获奖者的故事。”他还补充说：“一些埃及人怀疑美国想通过其先进的技术剥削我们，但是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现在用的计算机是比尔·盖茨的文字处理程序，我从这个程序中受益匪浅。老实说，我看不出来他是怎样剥削我的。”
比尔·盖茨可以被看作是美国市侩的象征。一个怪诞可笑的搞计算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