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也卷入了向南迁徙的大浪潮，他们进入阿平宁半岛，成为罗马人的祖先；还有一批游牧入侵者进入了伊比利亚半岛，也就是西班牙半岛，他们成为高卢人的祖先，而高卢人则是法国人的祖先。由此可见，地中海世界的三个半岛——巴尔干半岛、阿平宁半岛和伊比利亚半岛——上后来出现的较高水平的文明，包括希腊城邦文明和罗马文明，都是北方游牧入侵者与爱琴海文明相杂交、相融合的结果。公元前8世纪以后崛起的希腊罗马文化可以看作是克里特文明或者爱琴文明之后的第二代文明形态，它与克里特文明之间的中介正是那些操持原始雅利安语的北方游牧民族。
往正南入侵的那一支操持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越过了伊朗高原，进入了两河流域。在此之前，两河流域的亲代文明变换了很多国家形态，从最初的苏美尔到阿卡德，到古巴比伦，到亚述，再到新巴比伦，尽管这些国家形态在变换，但是它都属于同一种文明，基本上都属于闪米特语言系统的文化。但是到了公元前600年前后，有一些从北方来的操持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渗透到两河流域，最主要的有两支：一支叫做米底人，另一支叫做波斯人。当然，在米底人和波斯人进入两河流域之前，还有一些操持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来到过这个地区，比如像赫梯人、胡里特人、喀西特人等，他们都是操持原始雅利安语的北方游牧民族。但是他们建立的那些国家，时间都比较短暂，很快就瓦解了，没有从根本上中断两河流域文明的闪米特文化传统。到了公元前600年前后，随着米底人和波斯人的入侵，整个古代的两河流域亲代文明就彻底解体了。亲代文明解体的结果，导致了一个新的文明形态，也就是波斯帝国的产生。因此，波斯文明可以看作是继两河流域文明之后出现的子代文明，在它与两河流域的亲代文明之间，也有一些游牧入侵者作为文明形态嬗变的重要中介。正是由于那些操持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与两河流域的闪米特文化相融合、相杂交，才导致了第二代的波斯文明的产生。
然后再往东，还有一支操持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向东南进入了印度河流域。这些身材高大、皮肤白皙的北方入侵者，取道伊朗高原冲入到印度河流域，摧毁了由那些身材矮小、皮肤黝黑的达罗毗荼人建立的哈拉巴文明，然后在文化融合的基础上，创立了一个古代的印度文明，也就是以吠陀教和婆罗门教为标志的古代印度文明。这个古代印度文明，最初也可以称为婆罗门教文明，到了公元前6世纪的时候，从婆罗门教中又以改革的方式产生出了佛教和耆那教，然后到公元4世纪以后，又产生了印度教，从而成为一个“宗教的万花筒”。这个古代印度文明，就是印度的第二代文明形态，它也是北方来的游牧入侵者与当地哈拉巴文明融合、杂交的结果。
克里特岛、两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的三个亲代文明，都在公元前3000纪末期以后的游牧民族大入侵的浪潮中，以文化杂交的方式蜕变出新的文明形态，产生了希腊罗马文明、波斯文明和古代印度文明等第二代的文明。三者发生文明形态嬗变的重要中介，都是来自北方的操持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这些野蛮入侵者与当地土著文化相结合，产生了一批新的文明形态。这是亚欧大陆西边的这三个文明在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第一次大入侵和大融合中发生形态嬗变的基本情况。
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第一次大入侵（2）
然后我们再往东边看，在中国这边，先秦时代的夏商周文明在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第一次大冲击中幸免于难，原因很简单，因为在中国与西部的其他文明之间，有着崇山峻岭，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这样一道一道的高山险阻，把操持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向东入侵的浪潮遏制住了，所以他们没有越过帕米尔高原来到我们中国，没有对中国黄河流域的夏商周文明形成威胁。但是，虽然中国亲代文明当时没有受到操持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的入侵，在大体相当的时间里，中国夏商周文明却受到了蒙古利亚人种和汉藏语系内部的一些游牧民族的入侵。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早在商代，来自西北方的游牧民族就频频地威胁和骚扰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这些西北的游牧民族在商代时被中原农耕文明的人们贬称为鬼方、鬼戎、昆夷、猃狁等，到秦汉时期又形成了统一的匈奴部落。当时人们把来自西北的这些游牧民族通称为戎狄，西边叫戎，北边叫狄，西戎北狄构成了黄河流域文明的主要威胁。从商代开始，什么昆夷啊、鬼方啊、猃狁啊这些戎狄民族就不断地骚扰着中原逐耕地区，《诗经·小雅》中就有“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说的就是西北戎狄入侵所造成的中原人民的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悲惨状况。再往后，到了周代，在西北边境广置烽火台，就是为了防止西北戎狄民族来犯。大家都知道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当时的烽火狼烟就是周朝防止西北戎狄民族侵犯而设置的预警系统。周幽王为了博得爱妃一笑，烽火戏诸侯，失信于天下，后来西北的一支游牧民族犬戎入侵，将周幽王杀死在骊山之下，周王室东迁洛阳，开始了东周列国时代。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西北方的那些诸侯国，如秦、赵、燕等，为了防止西北游牧民族的侵犯，都修筑了坚固的城墙，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就把这些国家的北城墙连接起来，筑成了万里长城。它的作用，还是为了防犯西北游牧民族。所以我们说，从商开始一直到西周，再到东周列国时代，西北的戎狄民族始终对中原形成了一个大威胁，他们不断地对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发起战争，有时也进行和平交往，双方形成了一个相互冲突和融合的漫长过程。那么这个冲突与融合的过程，经过春秋战国时期这样一个动乱时代，最终就导致了中国第二代文明的出现，这就是秦汉帝国。秦汉帝国作为中国的子代文明，其产生的情况虽然与西域几个文明嬗变的情况不尽相同，但是仍然是游牧民族与农耕世界冲突、融合的历史结果。
在人类最初的五个亲代文明中，我们已经讲了四个文明发生形态嬗变的情况，其中有三个是受到操持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入侵的影响，另一个则是受到操持汉藏语言的游牧民族入侵的影响，这四个亲代文明都在与游牧入侵者的文化杂交过程中，发生了文明形态的嬗变。这就是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第一次大入侵和大融合的历史效应。讲到这里，大家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在人类最初的五个亲代文明中，还有一个到哪儿去了？埃及到哪儿去了？
埃及由于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在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第一次大冲击浪潮中幸免于难。大家知道，埃及地处地中海岸，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不善舟楫，不习水性，很难越过地中海去侵犯埃及。因此埃及除了在公元前17世纪前后受到闪米特语系的喜克索斯人的一次短暂入侵之外，再也没有受到其他游牧民族的冲击。这件事在当时看来好像是埃及的幸运，其实却是埃及的巨大不幸。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里指出，埃及在公元前1600年喜克索斯人被驱逐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死掉了。埃及文明的悲剧就在于它的纯洁性，正是这种纯洁性使得埃及文明很早就丧失了发展的动力，很早就成为了一具文明木乃伊。大家都知道，在生物学中，过于纯化的物种的生命力是非常脆弱的，文明也是如此。汤因比认为，埃及实际上在公元前1600年就已经死去了，已经丧失了任何自我更新的能力，但是这样一个死而不僵的巨大尸体，从死亡到收尸入殓，竟然用了1600年的时间，一直要到罗马帝国把埃及变成自己的一个行省，古代埃及文明才最终结束。而在此之前，埃及已经相继被波斯人和希腊人所统治，实际上早已成为一具绝嗣的文明木乃伊和金字塔而已。我觉得非常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古代埃及文明的典型象征就是木乃伊和金字塔，而这个文明本身的命运恰恰也就是成为一个文明的木乃伊、一个文明的金字塔，或者用汤因比的话来说，成为一个“文明的化石”。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古代埃及文明彻底消失了，它没有在与游牧民族的“文化杂交”过程中发生形态嬗变，成为一个绝嗣的文明。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埃及这个地方就先后被波斯化、希腊化、基督教化和伊斯兰教化，今天的埃及已经成为伊斯兰教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古代的埃及文明则由于绝嗣而永远地成为了一个“文明的化石”。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亚欧大陆的文明格局，在经历了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第一次大入侵和大融合之后，从五个亲代文明中经过形态嬗变而演化出了四个子代文明，这四个子代文明从西到东，分别是希腊罗马文明、波斯帝国、古代印度文明，以及中国的秦汉帝国。与此前的亲代文明相比，这四个子代文明的地域范围也大大地扩展了，文明的域界向北扩展了约十个纬度，充分体现出我们刚才讲过的文明发展演化的“时间效应”和“空间效应”，即文明形态的嬗变和文明地域的扩展。这就是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第一次大入侵和大融合所产生的历史效应。
学生提问：赵老师您好，刚才在您讲的文明发展过程中，您特别提到了印度的文明，我觉得印度在整个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是非常特殊的。现在有一些学者，他们把文明分为强势文明和弱势文明。印度文明的发展过程虽然是多灾多难的，但是到现在为止印度文明仍然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您觉得印度文明究竟是一种强势文明，还是一种弱势文明呢？
很难说它到底是一种强势文明，还是一种弱势文明，强势和弱势的问题要辩证地看。因为我们在文明演化过程中常常可以看到，那种比较喜欢侵略和扩张的文明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强势文明，而那些受侵略、被征服的文明好像是一种弱势文明，但是实际上许多被看作是弱势的文明往往具有一种以柔克刚的力量，久而久之反而把强势的文明给同化了。印度文明就是如此，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虽然长期被外族统治者所统治、所奴役，但是它始终能用自己的东西来同化外来的统治者。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说一种以柔克刚的文明比那些直接进行暴力征服的文明和野蛮，可能更具有生命力，更加强势。所以一个文明到底是强势还是弱势，这个问题要从长期来看。我们刚才也讲了，人类的几个亲代文明，它们最初都是很弱小的，经常受到强悍的游牧民族的入侵和奴役。但是结果呢，那些外来入侵者在征服和统治它们的过程中，反过来被它们的文化所同化了。以我们中国为例，可以说从商周以来，多少次地遭到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那些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建立了多少个蛮族政权，但是时至今日，我们今天还能找到匈奴人吗？还能找到鲜卑人吗？还能找到契丹人吗？甚至连满族人，也被中原文化同化得差不多了。这个结果恰恰说明了历史往往会通过一种以柔克刚的方式而发展，这也是文明发展的一个有趣的效应。在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冲突中，当那些蛮族入侵者征服了一个文明地区之后，他们往往反过来会被自己征服的那种文明所征服。这种历史效应在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数千年的冲突过程中经常可以看到。当然，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对非西方世界的征服不属于这一种类型，因为现代西方文明确确实实具有强势地位，这种强势就表现在，现代西方文明无论是在物质层面还是制度层面上，都要比仍然停留在农耕文明状态中的非西方世界要高得多。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的东西是可以比较的，当我们东方世界还处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时，西方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当我们还处在专制统治之下的时候，西方已经率先进入了民主政治。仅就这些方面来说，西方文明无疑要领先于非西方文明。但是精神层面的东西不好比较，很难说谁高谁低、谁强谁弱。比如说，我们很难说到底是基督教的价值观念更好，还是儒家伦理的价值观念更好，抑或印度教的价值观念更好。精神层面的东西不好比较，也没有办法比出高低之分来。因为每一种文明的精神层面的东西，如它的宗教信仰和基本价值理念，都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这些我称之为“高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的东西，汇聚了一个文明的精神根基和历史血脉，因此具有它自身的历史合理性。
英雄时代的文明格局（1）
亚欧大陆的四大子代文明出现以后，我们看到一个新时代来临了。如果我们把第一批文明即亲代文明的时代叫做神话时代，因为那个时代的迷信色彩比较浓郁，尊神事鬼的意识非常强烈，那么我们就把第二代子代文明的时代叫做英雄时代，因为在第二代文明中，除了印度之外，其他的三个文明都非常富于扩张。波斯人喜欢打仗，罗马人就更不消说了，希腊人固然早年奉行自由主义和分离主义，但是自从马其顿帝国崛起以后，亚历山大就开始把金戈铁马一直推向了东方，推到了印度河流域。我们中国的秦汉时代大家都了解，也是一个重武轻文的时代，秦汉时代的人们都推崇武力，大丈夫当效命于疆场，报效国家，要“马革裹尸还”，不应该久事于笔砚之间。秦汉帝国的时代精神，大家从班超投笔从戎的故事中可见一斑。秦汉之际多悲歌慷慨之士、杀身成仁之人，在中国历史上，素来有所谓“雄汉盛唐”之说。汉代文化偏重于阳刚，“雄”是雄壮，就是浑雄壮丽，具体表现为崇尚军功、穷兵黩武；而“盛”则是指一种博大的文化胸怀，唐代文化繁盛，广开西域通商之路，形成了一种万国来朝的恢弘气象，更加偏重于和平交往。可见与唐代相比，秦汉时代的中国人也像波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