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二日《政治家》周刊第十五期登说：“早在台大念书的时候，施启扬即相当活跃，他和丘宏达、陈继盛、陈隆志等人，被认为是法律系最杰出的学生。在《大学杂志》全盛时期，他和陈少廷、关中、陈鼓应、丘宏达、李钟桂、许信良、张俊宏等人，都是国内一时的菁英，为文批评时政，广受瞩目。他也曾在《文星》杂志帮过一些忙。”说到施启扬和《文星》的关系，这是不确实的。施启扬从来没在《文星》杂志帮过忙，他只在留学德国时，写过一篇稿子——《从歌德学院到海德堡大学》。关于投稿给《文星》的事，一九六三年一月九日，他有信给吴章铨、魏廷朝、史静波，全文如下：
章铨、廷朝、静波兄：
新年如何度过？在台湾还是旧历年热闹吧！
除夕夜二十余名中国人在基督教宿舍聚餐，甚为难得。可惜有不谙中文之中国人，大家以中国话交谈，使他们颇感寂寞，
中国在东南亚有千余万华侨，中国若能强盛，这些华侨将是不可忽视之潜力。
最近看了一场令人愤慨的电影，名“Mondo
Cane”（狗的世界），意大利片，内容讽刺中国人吃狗肉，许多德国人看了都认为中国人不文明。本来文明与否原不以西方风俗作为价值判断的唯一标准，狗肉的营养亦许很丰富，但时值东西文化逐渐融合之际，许多文明的标准还是要以西方的观念为断。我不知有多少中国人喜吃狗肉，这些中国人显然在外国被认为不文明，
同时外国人误以为狗肉系中国人的普遍佳肴，把所有中国人都骂在一起，真是气人。
台湾最近有何消息否？报载留欧公费生生活费用每个月从一百美元提高为一百二十美元，这是对公费生最佳消息。教育部公费生（如翁岳生）每次都说DAAD学生待遇好，我们则谓之“国宝”（国家公费生）待遇好。
最近因涉及泄漏国家机密罪被捕之“Der Spiegel”（《镜报》杂志）发行人及编辑等已有公开审判之消息。Der
Spiegel系德国的《自由中国》，专摘发政府劣行，发行遍全国及国外，去年十一月间因再攻击国防部长Strauss，被指为泄漏国家机密，由司法部羁押在监，结果Adenauer内阁几因之垮台（全国大学、学术机关、学生团体均举行示威，我也跑去凑热闹），结果Strauss去职，内阁改组，
民心大失，Der
Spiegel则照常出版。至于发行人及总编辑因发表NATO军事演习之机密文件涉嫌犯罪，现仍侦讯中（出版人泄漏军事机密是另一回事，新任司法部长已下令速行公开审判），以后发展如何不得而知？
上次所寄稿件，如《文星》有意采用，所附照片一张可作插图，如未蒙采用则留兄等处作为纪念！
弟 启 扬 上
一十月九日 Heidbg
施启扬的文章，我把它登在一九六三年二月的《文星》第六十四期，全文六千五百字，稿费三百二十五元。这封信中提到德国学生为争言论自由举行示威，他“也跑去凑热闹”之事，可以看出施启扬的热情一面。在他留学期间，一九六四年，台北发生了彭明敏、谢聪敏、魏廷朝被捕案。这案当事人是他的老师和同班同学，听说他曾写信回来向台湾当局抗议。这一抗议，害得他在一九六七年回台后，被当局冷冻了好一阵子，使他深知利害，胆为之寒，他回台后，有信给我如下：
李敖兄：
近况可好，甚念！我已于六月底回国，将在法律系任教，现住在基隆路学校招待所，最近在正澄那里看了“大学后期日记”。
听赵天仪说你现在有车子，有时间欢迎来玩！专此并祝近安！
弟 启 扬 上
十月二十二日
根据我旧日记，收信后半个月，十一月六日，我跟施启扬见了面，五年阔别，相谈甚欢，中午连家立请于李园，有空中小姐王芳华、施启扬在座。十八天后，十一月二十四日，汪中磊请于美而廉，施启扬、张、陈二小姐在座。十二月三日，施启扬请我于李园，陈正澄、陈小姐、施敏雄夫妇、小蕾在座。十一天后，十二月十四日，与施启扬去中德文化协会看材料，请他于美而廉。……这段时间，是我和施启扬交往较密切的一段日子，他那时回台不久，颇为索寞。名片上印的是：
虽未投闲置散，但是并没蒙国民党当局重用。
到了第二年，一九六八年，他跟国民党当局的情况开始变化，他做了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兼任国民党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委员。这年五月十三日，他打电话告诉我，说看到四月二十三日的香港《大公报》，有张其义写的专栏文字，标题是《台湾的‘文星集团’事件》，可看出中共方面如何看文星被封，请我注意。这时他日渐“归正”，我则因文星已垮，处境日恶。这年十月二十八日，他和李钟桂在台北中山堂光复厅结婚，由国际关系研究所主任吴俊才证婚，在所有他的外省同学中，只请了我一人。
施启扬结婚后，夫妻两人，相激相荡，求仕之心越浓，物欲也越强。有一次我卖了一套《古今图书集成》给国际关系研究所，他居然从中要了我的红包！那是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六日，红包是当时价值新台币两千八百元的《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The International Ency 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虹桥书店翻印的，原版要当时美金五百四十元。为了使《古今图书集成》顺利卖成，我送他了。但是心里一直觉得不是味道。因为书是我直接写信给我的老师吴俊才卖成的，施启扬实在没有拦腰打劫的道理。我回想起他回台时一直表示羡慕我有小汽车的事，我想这位老朋友一定穷疯了。
有一次，有外国友人向我要台湾箝制言论自由的法令，为了使译名准确的出自法律行家之手，我到施启扬家，请他代译成英文。他犹豫了一阵，慢慢的翻译如下：
出版法 The Publication Law
社会教育法 The Social Education Law
戒严法 The Martial Law
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 Rules Governing the Control over the Newspapers； Magazines and Books during the Martial Time
内政部台（47）内警字第22479号函 Letter Of the Ministry Of Interior to Police Organizations ＇NO．Tai（47）Nei—Chin—Tze 22479＇
为了使他安心，我机警的当场照他的译稿抄了一份，不带他的笔迹出门。不料到了门口，他忽然冒出了一句活，他说：“李敖兄啊，也该为政府留点余地啊！”我听了，大吃一惊。我所认识的施启扬怎么说出这种话！我心里想，这位老兄大概跟国民党搭线搭得有眉目了。我很不高兴，义形于色，说：“启扬啊，这样的政府，它给我这种人留了什么余地呢？”从此以后，我就没再见过施启扬了，如今转眼二十年了。
一九七○年十二月十一日，每年一次的台中一中同学会在台北举行，这次是在桃太郎餐厅，我没有去，事前写信给老同学林益宣请假。全信如下：
益宣兄：
今天收到你寄来的台中一中同学会聚餐请帖，抱歉这次我不能来了。
从彭明敏偷渡后，我即被跟踪，直到今天，已十个多月。每天二十四小时，专车一辆，四人小组，侦视不停。我如来参加同学会，一定带给老同学们的不方便，于心何忍？
老同学中，谢聪敏也被跟踪，是三人小组。不过跟他的是警察，跟我的一开始是警察，后来改为警备总司令部的特工。
老同学中，“飞上枝头做凤凰”——在世俗眼中，飞黄腾达者——亦有之，施启扬是也，已官拜国民党中央五组副主任。启扬是好好的念书人，何苦如此？一定是书念得太多，念糊涂了，这话并非背后骂他，当他面，我也这么说过。
佛洛斯特（Robert Frost）说他选了更少人走的路，所以结果就大不相同：（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od； and I/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二十年前同聚一堂的老同学，如今竟“幽明异路”（这四个字没用错）如此，思念起来，好不可叹！
请代我向各位致意，如这封信给各位传观一下也无不可。
祝你好！
李 敖
一九七○年十二月六日
这封信写后三个半月，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九日，我就被捕了，这是我第一次政治犯入狱，前后坐了五年八个月的牢，在坐牢最后一年时，被送到土城“仁爱教育实验所”，开始被“实验”，也就是“洗脑”。为了优待也为了隔离，国民党把我和谢聪敏、魏廷朝、李政一四人开了专班。前后请来的国民党来“上课”的，有陶涤亚、毛树清、项乃光、周道济、王洸、屠炳春、林钟雄、任卓宣、柴松林等等，其中竟然还有施敏雄！施敏雄是施启扬的弟弟，本来跟在我和他大哥旁边，又吃饭又跑腿的，如今居然装做不认识，前来给李敖、谢聪敏、魏廷朝“上课”了，我感到一阵厌恶，我冷眼相向，一言不发。深觉施家兄弟，为谋干进，竟不入流如此也！
我出狱前，施启扬已由中央五组副主任调为中央青工会副主任、代理主任。我出狱第二个月，就升任教育部常务次长，后来又升为政务次长，再调为法务部政务次长。
一九八一年八月十日，我第二次政治犯入狱半年，这案子表面上是萧孟能告我，骨子里却是王升等政治力量介入整我（此案几年后已平反，萧孟能已因诬告被法院判刑，现正通缉中）。在入狱前六天，八月四日，我写了一封信给施启扬，内容如下：
启扬兄：
昨天中午收到台北地检处七十年执字第5000号传票，要我在八月十号下午三点报到服刑，我想了想，决定还是写这封信给你。
关于我又遭到冤狱的情况，我有“给黄少谷先生的一封公开信”发表，这里不详谈了，我要谈的是：在我这六个月的刑期中，你所掌管的监狱，究竟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对待我？监狱内部的情况，为你所深知，为我所略知，你是我三十二年的老同学，你我立场不同，但是交情应在，我以项羽最后“吾为若德”对老朋友马童的心情对你，告诉你：——我不愿在你任内写公开信给你，或写“台湾古拉格群岛”（the Gulag Archipelag）发表。我希望你依情理法注意我这六个月的牢居生活，我想这样对大家都好。
“浮云一别后，流水十二年。”我现在重读你写给我的四封信、重读你在大学时期的大作、重读你给章铨、廷朝、静波三位的信。……回想我们当年的交情，真有不胜今昔之感！呜呼启扬，知我心哉？
问你好，也问新娘子钟桂好。（写到这里，我又想起新娘子结婚那一幕，俊才老师证的婚，恍然如昨。我的冤狱，已告诉俊才老师，他有电话给我，说注意此事，顺便告诉你。）
李 敖
一九八一年八月四日
施启扬收信后，打电话给刘会云，详谈他跟我的多年交情，表示在他的权责范围内，一定对我照顾，请她转告我，事实上，他为了避嫌，我看不出他对我有何照顾，就一如魏廷朝后来坐牢，施启扬在立法院公开宣扬他同魏廷朝的交情，但实际上却对魏廷朝没有任何照顾一样。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早上，我在土城看守所篮球场运动的时候，狱吏跑来，说：“所长紧急通知，法务部次长到所里来了，想见见李先生。”我说：“可是，我不想见他啊！”传闻开来，上下人人称奇，都说李敖架子可真大。那次施启扬到土城看守所，是陪监察委员来的，顺便要见见我，结果吃了我大架子而归。事实上，施启扬真的有诚意要见人，可以直接从所长办公室走进押房来，但他不敢。我出狱后当天，一九八二年二月十日，就发表文章攻击监狱黑暗，引起轩然大波和监狱逃亡和暴动。第一是二月二十七日花莲看守所喧闹事件。由二十七名人犯闹起，看守所急电警察局请求协助。警察全副武装赶到，才告平定。第二是三月八日新竹少年监狱暴动事件。一千四百七十六名人犯全体出动，监狱急调镇暴部队（三个中队）及新竹警方各分局人员弹压，才告平定，暴动长达二十四个小时，监狱设备几乎全毁。法务部大官人（监所司副司长王济中）公开发表谈话，说作家李敖出狱写文章，引起社会大众注目，给了少年受刑人心理上的后盾，认为闹得越大，越能得到社会大众的支持与同情。所以，都是李敖惹出来的云云。同时，行政院长孙运璇在行政院院会里已对狱政表示疑虑，法务部长李元簇在院会里、立法院里、报章上、电视上，不断对我“点名批判”，官方为封杀我，尽量一面倒传播批判我的，而不不传播我的。但官方的一些议员，为了选票及其他，却忍不住这个好题目，立法院中游荣茂、李志鹏等国民党议员，提出质询，党外的当然也不放过。最好玩的是国民党立委温土
源（司法委员会召集委员），他在二月二十三日书面质询，反对对李敖做“迹近英雄式的报导”，“对青少年人来说，各报虽无奖励犯罪之意，亦恐有导引不当行为之可虑”。……在满城风雨中，施启扬初则沉默，继则加入法务部批判李敖阵营，说李敖所写，讯息多是间接得自传闻的。我立刻反驳他，我说这位法务部次长连监狱押房都不敢实际去看，他得到的讯息，又直接到哪儿呢？他比我还间接啊！
虽然如此，我的揭发狱政黑暗，终于促使了李元簇的下台，阴错阳差的，施启扬反倒成了受益人——升任法务部长。
施启扬的升任部长，基本原因，是他深知为官之道，为人全无锋芒与野心，又具有“崔苔菁”（吹牛，台湾人、青年人）的条件，且是外省人的女婿、德国的博士，自是国民党提拔的最佳样板。事实上。他的本质是十足的官僚，胆小怕事，但求做官，其他推托。他在法务部长任内，我写过几封信指责司法与狱政黑暗，不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