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后来情况变化了。诚如毛泽东1970年12月18日跟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所说：
“在过去几年中，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这种必要了，应当降温了。”斯诺写道：
“今天，情况不同了。主席说，所谓‘四个伟大’———对毛本人的称号———‘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圈去了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以及新党章中那三个副词，只剩下“继承、捍卫和发展”三个动词。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参与起草，深知毛泽东这一变化了的“政治行情”。
林彪、陈伯达当然也知道这一“政治行情”。那“四个伟大”，那三个副词，都深深打上“林”字印记。毛泽东说“四个伟大”讨嫌，三个副词讨嫌，实际上是说林彪讨嫌！
林彪在他的多次讲话中，一再称颂毛泽东为天才。
关于什么是天才，有没有天才，马克思是不是天才，毛泽东是不是天才……都是可以讨论的。天才无非是比普通人聪明些，智商高些。毛泽东确实比普通的中国人要聪明得多，智商高得多。
问题的关键，诚如毛泽东早在1966年7月8日那封写给江青的信中所一语道破的：
“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于是，在修改宪法时，为了那么一个副词———“天才地”，引起怀仁堂内一番论战。
这论战绝非关于天才的“学术讲座”，却是一场借此而爆发的政治格斗！
第六十八章 国家主席之争
在修改宪法时，关于要不要写上国家主席的条文，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论战。
本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设国家主席，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早就明文规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是毛泽东。1959年4月，当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代表会议举行时，毛泽东声言为了集中精力考虑一些重大问题，决定辞去国家主席职务（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曾于1958年冬向全党发出了毛泽东准备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说明缘由的文件），刘少奇当选为第二任国家主席。1964年12月下旬至1965年初，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又一次当选为国家主席。在“文革”中，刘少奇惨遭迫害，于1969年11月12日晨6时45分，死于河南开封软禁之地。在刘少奇死后，国家主席空缺。
谁继任国家主席呢？
按照当时的政治形势，只有两人可担此任：要么毛泽东，要么林彪。
毛泽东早在1958年就提出不当国家主席，如今年岁更大了，难道还会重新担任此职？
如果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则非林彪莫属了！
重读宪法中关于国家主席的条文，林彪对国家主席所拥有的不小的权力发生很大兴趣。
尽管在中共九大，林彪成为唯一的党的副主席，他的接班人的地位已明文载入党章，不过，这个副主席之职，还填不了林彪的权欲。因为他发现，党的副主席并没有多大实权：毛泽东是党的威望无比的领袖，一切党的重大事务必须由毛泽东拍板；至于政府，一切由周恩来主管。
林彪企望着当国家主席，而且看来唯有他可能当选国家主席———因为毛泽东既然早在1959年他66岁时便辞去国家主席之职，岂会在1970年他77岁时重新出任国家主席？
毛泽东当然对林彪的心态一清二楚。
黄河有九曲。政治舞台上的语言，要拐九十九个弯。
林彪明知毛泽东不可能再出任国家主席，可是却再三“提议”：国家主席请毛泽东“兼任”。
林彪以为，毛泽东一定会谦让，会说：“请林彪同志任国家主席。”一旦有了这样“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林彪理所当然成为国家主席。
毛泽东呢？也有他的高招。他明白，如果他自己不当国家主席，那就必定要提名林彪为国家主席。然而，他又不愿意提名林彪担任国家主席，于是，他干脆建议在修改宪法时，删去在原宪法中的第二章第二节，来了个“不设国家主席”！
明明双方剑拔弩张，可是，却都“化了妆”：林彪敦请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毛泽东建议不设国家主席。
1970年3月8日，毛泽东正式提议，召开四届人大，并修改宪法。毛泽东同时提议，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不设国家主席。3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开始了修改宪法的准备工作。
于是，陈伯达与张春桥在起草宪法修改方案中，产生了争论：陈伯达主张应当放入有关国家主席的条文，张春桥则主张删去原有的有关国家主席的条文。
3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修改宪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写出《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送呈毛泽东。毛泽东阅批了这一报告。
3月17日至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义，讨论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
林彪在苏州。他在3月9日让叶群给在北京的黄永胜、吴法宪说：“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
毛泽东不予理睬。
林彪只得自己出面，让秘书给毛泽东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毛泽东的答复很巧妙。他让秘书回电苏州：“问候林彪同志好！”
4月11日夜11时30分，林彪在苏州让秘书于运深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挂电话。当时于运深记下的林彪原话全文如下：
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
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 ※ ※
毛泽东不直接说不同意林彪当国家主席，而是说建议不设国家主席；林彪不直接说我要当国家主席，而是说国家主席还是要设，请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双方都用冠冕堂皇的理由，达到自己的目的。
※ ※ ※
林彪这三条意见，第一条是假话，第三条是真话，第二条是无所谓的话，他确实是不愿“担任副主席”了！
就在接到林彪电话的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给毛泽东写了请示报告。毛泽东对此作了批示：
“我不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这是毛泽东第二次毫不含糊地否定了关于设国家主席的意见。
4月下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借用《三国演义》中的典故，告诫林彪：
“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毛泽东谈笑风生，而他的笑声中饱含着尖刻的讽喻。
这是毛泽东第三次表明了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
林彪仍一意孤行。据吴法宪在1971年10月21日亲笔交代：
（一）1970年4月中旬和下旬，主席两次告诫林彪不要再提国家主席之后，5月中旬有一次我见林彪时，我问他对宪法修改有什么意见，他说：他主张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要我和李作鹏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写上国家主席一章。
（二）1970年7月，叶群曾向我当面说过：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三）1970年8月初叶群打电话对我说：林彪的意见还是要坚持设国家主席，你们应在宪法工作小组提议写上这一章。
……
陈伯达坚决站在林彪一边，成为林彪的“亲密战友”。1970年5月14日，叶群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同游长城。回来后，叶群赋诗一首，内中有句“相将奋起卫红旗”。据叶群自云：“相，陈伯达；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红旗，林副主席。”
这么一来，陈伯达成了林彪之“相”。
7月中旬，在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开会期间，毛泽东第四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毛泽东指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
其实，关于宪法中设不设国家主席之位，究竟为了什么，明眼人皆知。著名民主人士梁漱溟先生当时在全国政协机关的小组讨论会上发言，便点明了问题的实质：“比如设国家主席，一国的元首，不能没有。设国家主席是一回事，选谁当国家主席是一回事。国家主席不可不设，什么人当国家主席则可以经过法定手续来选……”如此明白的事，连“靠边站”的梁漱溟先生都看得清清楚楚，可是，国家主席设与不设之争仍在中共高层激烈地进行着——
—毛泽东不直接说不同意林彪当国家主席，而是说建议不设国家主席；林彪不直接说我要当国家主席，而是说国家主席还是要设，请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双方都用冠冕堂皇的理由，达到自己的目的。
不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中，态度并不一致：
毛泽东四次申明不设国家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态度非常明朗；林彪怀着争权夺利的目的，主张设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另三名常委———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则从不同的角度，主张设国家主席。
1998年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年谱》第一次透露了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真实情况：
“（1970）8月22日，到毛泽东处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讨论中除毛泽东外，其他四名常委均提出，根据群众愿望和要求，应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周恩来提出，如果设国家主席，今后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可以由国家主席授权。康生说，设国家主席，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我们在起草宪法修改草案时也这么希望，但又不敢违反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处在这一矛盾中，我们感到压力很大。陈伯达说，如果这次毛主席再担任国家主席，将对全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振奋和鼓舞。陈伯达讲后，林彪也附和。毛泽东在会上仍然坚持不设国家主席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
也就是说，在五常委之中，四人赞成设国家主席，只有毛泽东一人反对！
但是由于毛泽东的崇高威望，四常委最后还是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
第六十九章 兵败庐山
林彪气派非凡，上山之前，他的住处已架好六条电话专线。上山之后，两架云雀式直升飞机在山上待命。这位“副统帅”仿佛随时预防不测。庐山上的严峻形势，林彪未上山就已有所准备了。
※ ※ ※
雾锁群嶂，云漫众峰。庐山，浮云遮望眼，难识真面目。匆匆11载，弹指一挥间。
1970年8月20日，陈伯达从北京飞抵江西九江机场，又从那里上庐山，不胜感慨。11年前，在那次庐山会议———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他先是跟彭德怀站在一起，然后随机应变，倒打一耙，化险为夷。眼下，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即将在庐山召开，故地重游，11年前的余惊不时袭上陈伯达心头。
这次会议，按照事先通知的议程，共三项：讨论修改宪法问题；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战备问题。
成串的小轿车沿着盘山公路上行。155名中共中央委员、100名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带着秘书、工作人员，云集庐山。
中央委员们当然知道上庐山干什么。在工作人员之中，也有毫无所知的。
笔者曾访问过当年的中央政治研究室秘书史敬棠。据他回忆，陈伯达秘书王保春打电话来，要他准备出发，到哪里去，干什么，一概不知。
史敬棠在50年代，曾帮助陈伯达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在陈伯达那里工作过，后来，他调到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当秘书，而研究室的主任便是陈伯达。
史敬棠接到紧急通知，赶往中共中央办公厅，那里的工作人员把他送到机场。这时，他仍不知飞往哪里。
上了大飞机，看见机舱里坐着朱老总和董必武，史敬棠这才意识此行非同小可，更不敢随便打听。
大飞机离开北京之后，飞了好久，在一个机场着陆。这时，乘客改乘几架小飞机。越过一条大江（长江），降落在一个不大的机场上（九江机场，当时还不能起降大型飞机）。
换坐小轿车，直至上山时，史敬棠才明白到了庐山。
在庐山，史敬棠得到通知：“是伯达同志要你来。他住在半山。有事，会议秘书找你。”
另外，中共中央办公厅还告诉他：“你在你住的地方休息，看书。没有电话找你，不要外出。不要到处走。”
没多久陈伯达来电话，交给史敬棠一个奇特而紧急的任务：“马上查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天才的语录，查到越多越好！”
史敬棠毫无思想准备。倘若他事先知道上庐山是完成这个“任务”，他必定会从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带一整套马、恩、列、斯全集来。
他身边除了红色的《毛主席语录》，没有别的书。去附近的九江或者南昌图书馆去查吧，上了山就不准下山。
他寄希望于庐山图书馆。跑到那里一看，那是一个小型的图书馆，藏书不多。史敬棠把那里所有的马、恩、列、斯著作全抱了回来，在住处查找。查到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