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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张云生常常接到福建口音的电话：“我是陈伯达。我想和叶群同志讲个电话。”
陈伯达不大去毛家湾，怕的是太显眼，容易引起别人注意。他通过叶群这条“热线”跟林彪联系。三天两头，陈伯达跟叶群之间的电话越打越多，有时一谈就是个把小时！
陈伯达在电话中闲聊时说了几句想吃海螃蟹，区区小事一桩，叶群却马上以“林办”名义打电话，让空军用飞机运来，送到陈伯达那里……
第六十三章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案件
在“杨、余、傅”事件之后，“文革”从初期的大轰大嗡逐渐转入中期的“清理阶级队伍”和“整党”。
196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把这个厂树为“清理阶级队伍”的“样板”。从此，“清理阶级队伍”便作为毛泽东关于“文革”的“伟大战略部署”，在全国城乡展开了。
这时，陈伯达抓了个“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案件，紧追“后台”……
事情最初是在1967年10月发生的。那时，在北京出现一份不同寻常的传单《中国共产党非常中央委员会致全党的公开信》。
这封《公开信》力透纸背，深刻地剖析了正在进行着的“文化大革命”，指出这是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经济上、文化上对党和国家的大破坏。
《公开信》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中央文革”的陈伯达、康生、江青在那里兴风作浪。指出陈伯达是叛徒，康生是托派，江青是野心家。还指出撑这些“左派”的腰的是林彪。
《公开信》甚至指责了毛泽东，说他过分注重个人权力，遇事多疑，而且反复无常，往往从一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公开信》热情赞颂了在艰难中为国为民分忧的周恩来……
这份传单一在北京出现，立即惊动了“中央文革”，惊动了谢富治那个公安部。谢富治把《公开信》作为“大案”来抓。
谢富治调集了公安部的行家们集中力量突击侦破。才一个来月，1967年10月20日便在天津破获此案。
原来，作案者是天津一家煤球厂的一个工人。作案者供认：“从头到尾，从始至终，都是一人干的，没有任何人参加。”
据作案者说，他自己起草了《公开信》，自己刻蜡纸，自己油印了80多份。1967年10月8日后半夜，亦即10月9日凌晨，他来到北京外交部街，把传单分别投进了附近的几个邮筒。
经过公安人员鉴定笔迹及对油印机进行鉴定，确定是由那位天津煤球厂工人所写、所印的。
这一案件，公安部的专案人员以为可以结案了。
陈伯达却摇头：“我不相信这件事就那么简单，肯定有后台！”
1968年4月28日下午，陈伯达和谢富治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待厅接见专案组人员。陈伯达指着墙上挂着的“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大字标语说：“宜将剩勇追穷寇，你们要学习……抓到了刻蜡版的人是起点，不是终点。老板不是一般人，一般人干不出来。不是仅仅一个人搞的，可能有一个组织。”
陈伯达接着说：“抓了几个煤球工人，煤球工人不熟悉党的情况。不行。我的意见你们不算破案。要像富治同志讲的，你们要追，要很严肃、很认真的穷追，追到哪个就是哪个。”
陈伯达还说：“要追穷寇嘛，我看这里面有好几层，说不定有十八层，不是一两层，也不是两三层。”
这么一来，专案组就开始“追后台”，企图破获一个“反革命组织”。
追了几个月，进展不大。1968年8月19日、12月6日，陈伯达和谢富治又两次接见专案组，给他们打气。
陈伯达很明确地说：“就是要往上追，总而言之，不管你三七二十一，搞到谁就是谁。”
陈伯达拿着《公开信》，故意问道：“这个反革命信上讲，有一个人可以出来当权。谁是这么一个人啊？”
谢富治马上点明了：“根子就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人！”
吴法宪把话讲得更是明白：“还不就是那第二号大走资派嘛！”
陈伯达见他们说出了自己的意思，补充道；“你们要追穷寇！追穷寇！”
在陈伯达作了这么一番“指示”之后，专案组“立足于有，去审讯”。也就是说，先确定了有“后台”，然后“追穷寇”。
这么追来追去，在1968年12月竟追出了一桩离奇的通天大案———“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在严厉的逼、供、信之下，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周慈敖被迫按照专案组的意图交代：在北京，成立了“中国（马列）共产党”。据云，“伪党”的中央“书记”是朱德，“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是陈毅，“总理”是李富春，“常委”
有朱德、陈毅、李富春、徐向前、叶剑英、贺龙、廖承志、杨成武等，“委员”有王震、萧华、余立金、伍修权、王炳南、刘伯承、谭震林等等。又云，这个“中国（马列）共产党”
在1967年7月，曾秘密地召开过“代表大会”……
只是这个假案编造得太荒唐，而且牵涉面太大，又没有真凭实据，专案组追了一阵子，也坠入迷雾之中，无法真正立案。这样，在1969年8月，不得不把有关“伪党”的档案封存，不再“追穷寇”了……
1980年11月28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就这一问题，对陈伯达进行了严肃的审问。
第六十四章 起草“九大”政治报告
中共“九大”，是一次权力再分配的会议。中共高层的权力之争迟迟未能明朗化，于是原定在1968年国庆节前召开的中共“九大”也就迟迟开不起来。毛泽东只得提议，先开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作为召开中共“九大”的预备会议。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发布了一段“最高指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毛泽东的这段话，为召开中共“九大”定下了基调。
会议再一次批判了“二月逆流”，把“四帅”“三副”说成是“一贯右倾”。会议通过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
会议的公报宣告：“全会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这样，中共“九大”的准备工作也就紧打紧敲开展起来了。
为中共“九大”准备的主要文件共两项：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报告。
谁来起草报告，意味着谁在党内有多大的势力。围绕着由谁来起草，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斗。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是不会去执笔起草这两个文件的。似乎顺理成章，应当由“第四号人物”、“理论家”陈伯达去起草。何况，陈伯达是“大手笔”，一系列党的重要文件曾出自他的笔下。
张春桥、姚文元先下手为快，早已把修改党章之权抢到手。
不过，在陈伯达看来，起草政治报告，非他莫属。
可是，毛泽东却指定由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人起草。
这时候的陈伯达，常住米粮库胡同家中，已经不大去钓鱼台了。他与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之间，已产生很深的裂痕。他与林彪的日益接近，使这一裂痕日益扩大。他已很难跟张春桥、姚文元合作。
陈伯达如此回忆道：
“九大”前，原来决定要我和张春桥、姚文元共同起草政治报告稿。我不愿同张、姚等人合作。起草人名单上，是我列在前面。我就自己着手，并组织几个人帮助搞材料。
在我起草的稿子上，我写过关于“刘邓路线”的话。毛主席看过，说了一个重要批示：
“邓小平同志打过仗，同刘少奇不一样，报告上不要提他。”记得，毛主席的话，我向周恩来同志报告过。
张春桥几次打电话要我到钓鱼台去，和他们一同搞。我说，你们可以搞你们的。结果，他们就以康生带头的名义，搞出一个稿子。
实际上，起草人的名单虽是毛泽东定的，却叫林彪出面来抓起草工作———因为毛泽东已指定林彪来作政治报告。1969年2月下旬，林彪在毛家湾召见了三位“大秀才”———
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林彪说了自己的一些意见。这时，张春桥、姚文元对陈伯达说：
“你先动笔吧。需要我们时，就随时找！”
陈伯达在米粮库胡同埋头于写政治报告，与钓鱼台分庭抗礼。
他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的题目是《为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全文分十个部分。他送给毛泽东审看的是第一部分和全文的提纲。当时，他还未写出全文。
陈伯达向中央请假一个月，全力以赴起草政治报告。
陈伯达深信，凭他的这支笔，完全可以独自写出政治报告。他不理张春桥和姚文元。
张春桥和姚文元着急了。他们借口陈伯达写得太慢，会影响“九大”的召开，准备另搞一摊，另外起草一份政治报告。
陈伯达得知张、姚的动向，就把自己的提纲和已经写完的三个部分，拿出来讨论。
会上，张春桥、姚文元批评陈伯达的初稿是鼓吹“唯生产力论”。
于是，张春桥、姚文元拉了康生，决定另起炉灶。
康生很刁，推说自己生病，不参加具体讨论。张春桥、姚文元以为这是夺取起草权的好机会，花了一个星期就突击出一份政治报告来。
这时，康生开腔了，他给林彪打了电话：“春桥、文元写的稿子，我看了一遍。我觉得，作为接班人向‘九大’作的报告，这个稿子的分量是不够的。但是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他们就能拿出有一定水平的初稿来，还是不易的。我看它可以作为进一步讨论修改的基础，因为它的基本思路是能站住脚的。”
康生又得到江青的支持，使陈伯达完全处于孤立的境地了。
※ ※ ※
很快有了回音。他派人送去的那个牛皮纸口袋，从中南海退回来了。陈伯达如五雷轰顶，毛泽东不拆信，意味着他的稿子不屑一看！“我当场就哭了，哭得很厉害，很厉害。我一辈子都没有那样哭过！我很伤心，很伤心！……”
※ ※ ※
终于，江青得知毛泽东对陈伯达写的初稿有过批示，而陈伯达竟不告诉她，更不告诉康生、张春桥、姚文元。
江青、康生大怒，说陈伯达“封锁毛主席的声音”！
陈伯达与江青、康生大闹起来。陈伯达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在“九大”前，江青和康生出谋划策，以所谓我“封锁毛主席的声音”为借口，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搞了一个大会，到会的人在大厅里几乎坐得满满的。
江青自己宣布：她是会议主席，“陈伯达作检讨”。
她同康生两人“你唱我和”。我只说了一句话便被打断。
江青说：“陈伯达不作检讨，不让他说了。”她也不让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发言。
当时工作人员一般都穿军装，我在会上穿的也一样。江青提出要摘掉我衣帽上的帽徽领章。
我看，这个会是为打倒我而开的会，没有什么可辩，就大喊一声：“大字报上街！”
（即赞成打倒我的大字报上街）。
叶群在会上高呼：“拥护江青同志！”
江青联合康生，差一点要把陈伯达打倒了。在这个节骨眼上，最令陈伯达吃惊的是，叶群居然会高呼“拥护江青同志”。
不过，会议刚刚结束，叶群马上又悄悄地向“老夫子”打招呼：在那种场合，她只能那样喊！
开了那次批评会之会后，陈伯达依然不服，他还是写他的那份政治报告，不愿跟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合作。
这么一来，就有了两份不同的政治报告。毛泽东在这两份政治报告中必须作出选择：要么用陈伯达起草的，要么用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
借助于江青在背后的活动，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交由中央讨论。这当然意味着他们写的政治报告一旦获得通过，将会被大会所采用。
陈伯达在讨论的时候，抓住机会，也对他们的稿子提出意见。这时候的张春桥，已经不把他这个“组长”放在眼里，与他公开吵了起来。
陈伯达依然故我，还在写他的政治报告。他企望自己写的政治报告，能够得到毛泽东的赞许。一旦毛泽东认可了，他的稿子就会被采用。他非要争这口气不可。这倒不是为了一篇稿子，他知道，一旦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的稿子被正式采用，那就意味着他这位“理论家”一钱不值！
与此同时，在钓鱼台，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也在全力以赴，一遍又一遍地修改他们起草的政治报告。
离“九大”召开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两派“大秀才”还在那里斗法！
陈伯达改了一遍又一遍，总算写出了政治报告。他恭恭敬敬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连同他写的政治报告，装入一个大牛皮纸口袋。然后，把牛皮纸口袋亲手封好，写上“即呈毛主席”。
陈伯达在家静候佳音，他深信，自己如此用心，花了一个月写出的政治报告，一定会受到毛泽东的嘉许，“九大”一定会用他的稿子，他毕竟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的“理论家”，写过那么多中央文件，他的稿子必定会比康、张、姚的稿子高明得多！
很快有了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