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五章 总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理论家”的最高任务，无非是要使最高领袖满意。“理论家”最擅长的，是揣测毛泽东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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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了“王、关、林”，丢了写社论的三支笔。戚本禹虽说也是一支笔，不过，毛泽东已经显露出对这位“戚大帅”的不满情绪。在王力、关锋倒台之后，戚本禹的倒台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一般的《红旗》杂志或《人民日报》社论，无须“理论家”亲自出马。眼看着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节要到来了，而1967年的11月7日非同一般，是苏联十月革命胜利整整50周年纪念日。毛泽东嘱咐要写一篇社论。这一回，“理论家”责无旁贷，与姚文元合作，共同写作这一篇“大文章”。
各式各样的纪念文章，说穿了，无非是“借题发挥”罢了。借苏联十月革命胜利50周年这个“大题目”，陈伯达和姚文元要“发挥”什么呢？
“理论家”的最高任务，无非是要使最高领袖满意。
“理论家”最擅长的，是揣测毛泽东的意图。
王力在倒台前曾向陈伯达透露过毛泽东的重要意图：1967年2月，毛泽东曾交给王力一个任务，即“文化大革命”是怎样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毛泽东对王力说：“要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道理，归纳归纳，看有些什么理论根据？”
毛泽东以为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另一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而“文化大革命”的最根本的理论，便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王力根据毛泽东的意图，借《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20周年之际，写了《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理论武器》一文。此文送陈伯达审阅时，陈伯达知道王力文章的“来头”，一字不改，便以《红旗》杂志社论的名义，醒目地发表在1967年第10期《红旗》杂志上。
就在这篇社论发表两个月后，王力被打倒了。
陈伯达重读王力写的社论，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和姚文元一起研究，又一次总结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陈伯达和姚文元写出了《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一文，署“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名义。
陈伯达和姚文元写好之后，生怕再遭《红旗》杂志“八·一”社论的命运，先在“中央文革”内讨论，作了修改，然后呈送毛泽东审阅。
谢天谢地，毛泽东很快就审阅了社论，并在陈伯达、姚文元送审社论的那个信封上写了一句话：“内件已阅，修改得好，可用。”
这一句“最高指示”，使这几个月经受一系列风波折磨的陈伯达松了一口气。于是，这篇社论便在1967年11月5日由新华社播发，翌日全国各报都全文刊载，成为全中国人民的学习文件。
社论的核心，就是陈伯达、姚文元“整理”的“主席思想六条”：
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
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
第五十六章 制造冀东大冤案
被列入‘冀东专案名册’受审查的干部1604人，被定为和列为叛徒、特务、国民党、走资派等问题的737人……唐山地、市遭受迫害的干部、群众84000余人，其中被迫害致死的2955人，致残的76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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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11月29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审判庭第一审判庭审问了陈伯达，调查了他制造“冀东大冤案”的罪行。
以下是当时庭审的记录：
审判员李明贵问：“被告人陈伯达，起诉书控告你，1967年12月26日，你在唐山说，中共冀东党组织‘可能是国共合作的党，实际上可能是国民党在这里起作用，叛徒在这里起作用。’现在我问你，1967年12月26日，你在唐山市是不是讲过这些话？”……
答：“我也不记得我讲过这句话，我不记得了。”
法庭宣读了李准记的陈伯达1967年12月26日上午在唐山市接见唐山地区各县、市代表团、地区革筹小组及驻军大会上的讲话记录（节录）：“过去你们冀东这个党就是很复杂的，可能是国共合作的党，实际上可能是国民党在这里起作用，叛徒在这里起作用。你们矿派（引者注：“矿派”是当时唐山市群众组织的一派）要结合的一个人，他自己就承认原来是国民党县党部委员，这个人就是原市委第一书记杨远，还有一个女的是市长，叫白芸，她的丈夫我知道，是个大庄园主，解放后在你们唐山建立一个大庄园……”
宣读后，法庭又播放了陈伯达当时讲话的录音。
播放后，陈伯达说：“这些讲话是到了那里以后，东听西听，总是经过有什么汇报，我信任了”，“事情发生这么大，这些胡说八道的话，发生了这么大的案子，八万人呢，两千多人的命呀！八万多人的冤（陈伯达流泪），我完全不知道，我完全无所动心，完全没有表示，没有对组织上说什么，对我自己也没说什么，因为我不知道嘛……有人说我，我当时当了那么一个名义，说话是惊天动地……我听了也惊天动地”，“说错话，看什么错话，一种是很严重的，一种是轻微的，我的话是很严重、很严重的……对于这件事情，我的的确确不记得，的的确确忘了，这忘了，当然是大罪了。是罪很大的，我并不想减轻我的罪。”
检察员曲文达讯问被告人：“你在唐山讲冀东地区这个党是很复杂的，是国共合作的党，是国民党、叛徒在这里起作用，你有什么根据没有？”答：“我已经说过了，这些话，我一点根据都没有，我是凭空，那天晚上凭空听来的话……”
问：“你这是给冀东党定性，是不是？冀东地区的党，是革命的党，说成是反革命的党，是不是这么一个问题呢？”
答：“我没有说是反革命的党。”
问：“那你说是国民党、叛徒在这里起作用，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
答：“起作用这是有可能的呀！起作用，是有的组织起作用，有的地方组织起作用。”
问：“冀东党在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当中，作了那么大的贡献，抗日战争坚持下来了，哪一个国民党、叛徒在那里起作用的党，能作这样的事情呢？”答：“你说的很对，很对。”
接着，法庭宣读了刑安民、李致和、苏维民、赵连辅1980年8月1日的证言。其中谈到：“1967年12月26日陈伯达来后，在唐山搞了一个杨白反党集团，杨远，白芸，张达同志被定成敌我矛盾。送到农场劳动改造，吴良俊同志被判刑20年，方正同志被公安机关长期拘留，并株连了大批的党员和干部。在搞杨、白专案的同时，认为杨、白的班底是从老冀东发展演变而来的，一方面上追杨白的根子，大搞‘冀东党’，一方面下挖杨白的社会基础，大搞‘肃反动流派’运动……被列入‘冀东专案名册’受审查的干部1604人，涉及到中央29个部门和24个省市，被定为和列为叛徒、特务、国民党、走资派等问题的737人……唐山地、市遭受迫害的干部、群众84000余人，其中被迫害致死的2955人，致残的763人。”
法庭还宣读了中共唐山市委第一书记杨远1980年9月29日证言（节录），他陈述了1967年12月26日陈伯达在唐山讲话后，自己遭受残酷迫害和亲属受到株连的情况。宣读后，审判员李明贵问：“被告人陈伯达，你听到了吗？”
陈答：“听到了。”
审判长曾汉周说：“冀东这件事，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是你讲话起了作用造成的。”
被告人陈伯达说：“这个没有问题。”
冀东大冤案不仅使84000多人受诬陷、遭迫害，而且使已经长眠于冀东烈士陵园的238名烈士竟然也无一例外地受到清查！
第五十七章 戚本禹垮台
毛泽东在决定打倒王力、关锋时，已对戚本禹十分不满。终于，在1968年1月14日，戚本禹也“请假检讨”了！1968年1月26日，春节前夕，王力、关锋被押入秦城监狱。戚本禹、林杰也先后被投入秦城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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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2月，当凛冽的朔风吹过北京街头，一大批新贴出的大字标语，已经在对准“戚大帅”猛轰了！
王力、关锋、戚本禹，人称“中央文革”的“小三”（陈伯达、江青、康生被称为“中央文革”的“大三”）。如今，“小三”中倒了两个，只剩下“小三子”了。唇亡齿寒，随着对王力、关锋的批判的深入，许多事涉及戚本禹，“小三子”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在“小三”之中，戚本禹年龄最小，他生于1932年，当时不过35岁，林彪称之为“小将”。王力生于1922年，比他大11岁。在“文革”开始之际，戚本禹不过是一个科长。
戚本禹虽是“中央文革”的一名“小将”，可是“能量”却不小。有时就连陈伯达也得让他三分。
笔者在1988年夏访问戚本禹时，他也是一件汗背心，大大咧咧，仍是当年模样。戚本禹此人在“文革”中蹿得甚快，从《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跃为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出入中南海，掌握核心机要。
1983年，北京市人民检察分院“京检字第42号”起诉书，曾列举了戚本禹在“文革”中的主要罪行：
1966年6月16日，由戚本禹起草，和关锋共同联名签署了给江青、康生、陈伯达的信：“彭德怀到三线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的活动”，“直到现在还是一面黑旗”，“要彻底消除这个隐患”。同年12月26日，即彭德怀被戚本禹指使的学生从四川挟持回到北京的前一天，戚本禹写信给江青：“彭德怀现在已经被红卫兵抓住，一、二日内即要押送回京。
北京的学生，已经做好了斗争的准备。”
1967年1月12日，在钓鱼台16楼，戚本禹召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些人开会。戚本禹说：“中南海冷冷清清，外面轰轰烈烈”，“刘、邓、陶在中南海很舒服，你们为什么不去斗他们”。还说：“你们可以贴大字报揭发朱德，可以去妇联点火揭发康克清。”在戚本禹的煽动下，当晚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七八十人闯进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家，对他们进行围斗。也有人闯进朱德家，围斗了康克清，并在中南海西门等处，张贴了诬陷朱德的大标语、大字报。
1967年7月中旬，江青、康生、陈伯达等擅自决定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进行批斗。7月18日凌晨，戚本禹贯彻执行他们的批示，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南海机关的一些人开会说：“前几天中南海围斗了刘少奇，规模小，有人围斗他总是好，但是火力不强”。
“对刘、邓、陶要面对面斗争”，“这是你们相当时期头等重要的任务”。“要使他们威风扫地，要杀气腾腾，可以低头弯腰”。戚本禹作了具体布置：“搞几个战斗组织，有的搞刘少奇，有的搞邓小平，有的搞陶铸。王光美、卓琳也要搞。”在戚本禹的组织、煽动下，当天中南海三百余人批斗了刘少奇、王光美，强迫低头弯腰。此后又多次批斗了刘少奇和王光美，邓小平和卓琳，陶铸和曾志，进行人身迫害，并先后抄了他们的家……
毛泽东在决定打倒王力、关锋时，已对戚本禹十分不满。在上海，毛泽东说：“先抓王力、关锋，把他们分割一下，看戚本禹有无转变。”
在打倒王力、关锋之后，戚本禹的根基也不稳了。
戚本禹处于内外交困之中，“打倒戚本禹”之声越来越高。陈伯达在《红旗》杂志编辑部里透露风声：“在《红旗》杂志，除了我之外，在揭发王力、关锋的问题时，所有的人都可以揭！”陈伯达的话，意味着戚本禹的问题也可以揭发。
终于，在1968年1月14日，戚本禹也“请假检讨”了！
这么一来，“中央文革”只剩下组长陈伯达、第一副组长江青、副组长张春桥、顾问康生和唯一的组员姚文元，总共五人！
在戚本禹被打倒之后，“打倒王、关、林”的口号改成了“打倒王、关、戚、林”。
王、关、戚、林都是陈伯达手下的“大将”，他们的垮台，大大削弱了陈伯达在“中央文革”中的势力，他感到形单影只了！不过，说实在的，在这几员“大将”得意之日，也并不买陈伯达的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