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陈伯达的主持下，“中央文革”的这几位“秀才”讨论着社论的主题。他们揣测着毛泽东的意图，根据不久前毛泽东对王力的评论文章和戚本禹文章的“最高指示”，确定社论的主题是“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宣传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经过通宵奋战，四位“秀才”赶出了社论。陈伯达把社论的题目定为《伟大的历史文件》，以《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
紧接着的一段，是王力提出来的“三个阶段”和“三个里程碑”。这一段话后来被广为引用，成为对毛泽东晚年的极左理论的“高度评价”。
这一回，四位“秀才”摸准了毛泽东的思想脉络，所以把稿子送往毛泽东那里之后，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毛泽东亲笔改写了关于斯大林的一大段文字。
在这篇社论末尾，起草者们还记得，毛泽东加上了一段重要的话，发表时用黑体字排印。因是毛泽东自己写的，所以他写成“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倘若是“秀才”
们写的，则必然写成“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下面是毛泽东添加的一段话：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经过毛泽东亲自改定，《伟大的历史文件》一文在1967年5月18日发表了，陈伯达总算松了一口气。
不过，毛泽东在篇末所加的那段“最高指示”，在全国引起了颇多的猜疑：“第一次”
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现在大约又要开始“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这时候的陈伯达，又活跃起来，又到处发表讲话了———他已从一场政治暴风雨中走出来。他与毛泽东之间又恢复了来往，不过，毛泽东已不像一年前那样看重他了。
1967年6月1日，陈伯达派出王力、关锋、戚本禹来到中共中央宣传部。王力代表“中央文革”讲话，宣布“党中央决定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来接管中央宣传部”。
一个“小组”接管了中共中央的一个部，“中央文革”威风凛凛，气势逼人，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了。“中央文革”所辖的宣传组、文艺组、教育组，相当于中宣部、文化部、教育部。除了一些最为重大的事由毛泽东或林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决定之外，日常工作的大权已落在“中央文革碰头会”手中了。
第五十章 批斗刘、邓、陶
毛泽东一走，周恩来一走，“中央文革”以为天赐良机，马上做了一个不小的“小动作”……
为了纪念《炮打司令部》一周年，又掀起了狂暴的批刘高潮。
上百万人涌向天安门广场，在那里举行声势浩大的“批斗刘邓陶誓师大会”。
※ ※ ※
炎暑来临了。1967年7月13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平常，毛泽东是不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这天，据说毛泽东想到武汉游长江，因为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眼下快一周年了，他要再游一番。他临行找“中央文革”谈话。
在这个会上毛泽东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这就叫文化大革命。”
“秀才”们赶紧记下毛泽东的这句话。照毛泽东的意思，“文革”再进行两年，便可鸣金收兵了。
当天晚上，毛泽东乘坐专列，离开了北京。汪东兴、杨成武、郑维山随行。
翌日清晨，为了安排好毛泽东在武汉的活动，周恩来乘飞机从北京飞往武汉。
毛泽东一走，周恩来一走，“中央文革”以为天赐良机，马上做了一个不小的“小动作”……
陈伯达与江青、康生、戚本禹在毛泽东、周恩来刚刚离开北京，便对刘少奇发起了突然袭击。刘少奇的子女刘平平、刘源、刘亭亭在怀念父亲的《胜利的鲜花献给您》中，记述了他们当时目击的情景：
当天晚上（引者注：指1967年7月18日），几十万群众围在中南海的四周，上百个高音喇叭不停地喧闹。在江青、康生、陈伯达、戚本禹的直接策划下，中南海的“造反派”把爸爸妈妈分别揪到中南海的两个食堂进行批斗，同时抄了我们的家。在斗争会上，不许爸爸说一句话，强按着他低头弯腰站了两个小时。爸爸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难以忍受这种折磨。他掏出手绢想擦一下汗，被旁边的人狠狠一掌，把手绢打落，汗水滴在地上……
7月18日好不容易熬过去，另一个灾难性的日子又来到了———1967年8月5日。整整一年前的这天，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给了刘少奇致命的一炮。为了纪念《炮打司令部》一周年，又掀起了狂暴的批刘高潮。
上百万人涌向天安门广场，在那里举行声势浩大的“批斗刘邓陶誓师大会”。
中南海也鼎沸了。本来，只是批斗刘少奇的，由于陈伯达加了“邓陶夫妇”四个字，使邓小平夫妇、陶铸夫妇也受到批斗。
中南海的批斗会分三处，分别在刘、邓、陶所住的院子里举行。三位夫人陪斗。据陶铸夫人曾志回忆：“斗陶铸的有300多人，我被拉去陪斗。我看见有几个人把陶铸的脑袋使劲往下按，把他的双手反剪着，陶铸则进行着反抗，拼命把头昂起来，于是几个人围上去对准他一阵拳打脚踢，额头上顿时鼓起几个鸡蛋大的肿包。为了拍实况纪录片，这场残忍的闹剧足足持续了三个小时。我俩心碎神疲地回到家中……”在邓小平家院子里，邓小平和夫人卓琳也受到了造反派们的批斗。
刘少奇在结束批斗后，回到办公室，他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要秘书转达他的抗议：“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
在那样的岁月，宪法被视为废纸，刘少奇的抗议无济于事。
据王力回忆，7月18日晚，当中南海的造反派在“中央文革”支持下揪斗刘少奇时，毛泽东正在武汉召集会议，讨论武汉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李作鹏、汪东兴、杨成武和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毛泽东对武汉两大派问题（即“三钢三新”与“百万雄师”）发表讲话。毛泽东正在讲话，汪东兴接到北京长途电话，说中南海造反派在斗刘少奇。江东兴当即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说：“我不赞成那样搞，那样势必造成武斗。还是背靠背，不搞面对面。”毛泽东让汪东兴把他的话转告在北京主持工作的林彪。
陈伯达、江青、康生装聋作哑，依然煽动造反派发动8月5日的斗刘、邓、陶夫妇的大会。
就在“中央文革”的脑袋发烫之际，武汉爆发了反“中央文革”成员王力的大游行。
第五十一章 “七·二○事件”
“文革”才进行了一年，武汉分裂了，两大派对立着，大规模的武斗一触即发。王力的话，支一派，打一派，激怒了“百万雄师”，成了“百万雄师”的攻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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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桩震动全国的事件———“七·二○事件”，在武汉发生。
毛泽东想去武汉畅游长江，武汉乱糟糟，已不是一年前的模样。那一次，毛泽东横渡长江，五千人随他伴游，十万人伫立两岸欢呼，何等的壮观、气派。“文革”才进行了一年，武汉分裂了，两大派对立着，大规模的武斗一触即发。在如此混乱的局面下，毛泽东断然不能游长江了。毛泽东在那里，处理那棘手的两大派问题。
“中央文革”当时在武汉的唯一成员是王力。1967年6月下旬，毛泽东派谢富治和王力前往西南，解决云南、四川、贵州三省的问题。自从阎红彦含冤而逝之后，云南一片混乱。谢富治过去当过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所以毛泽东派他去。王力是作为“中央文革”
成员派去的。比之于关锋、戚本禹，王力的实际工作经验要丰富。谢富治提出增加余立金，毛泽东又建议增加李再含。于是，一行四人，前往西南。另外，还有“北航红旗”四名红卫兵同行。
7月13日晚，正在重庆的谢富治接到周恩来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要他火速飞往武汉。
电话中，周恩来未说原因，只说武汉有“紧急任务”。其实，那是因为毛泽东要去武汉，调谢富治到武汉，为的是保证毛泽东的安全———毛泽东记得，驻守武汉的部队原是谢富治指挥过的。谢富治提出王力、余立金和“北航红旗”红卫兵是否同行？周恩来同意了。
7月14日上午，周恩来从北京飞抵武汉；中午谢富治、王力等从重庆飞抵武汉，住东湖宾馆；晚，毛泽东坐专列抵达武汉，周恩来前往车站迎接。毛泽东、周恩来、谢富治、王力等到达武汉，除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等知道以外是绝密的行动。
14日晚，周恩来没有安排谢富治、王力去车站接毛泽东。谢富治说是要上街看大字报，带着王力去了。谢、王都是“文革”中的“红人”，常在各种场合抛头露面，很快就被人认出。于是，武汉两大派都贴出大标语欢迎谢富治、王力。本是“绝密”的行动，一下子就走漏了消息。但是，两大派都不知毛泽东、周恩来在武汉。
15日一早，毛泽东召见谢富治、王力，听取他们关于西南问题的汇报。毛泽东说，他要坐镇武汉，以解决武汉问题。
毛泽东要周恩来出面主持武汉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听取武汉情况汇报。会议从15日开至18日，参加者不到30人。
18日晚，毛泽东召集会议，确定了关于武汉问题的三条方针，即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性错误（注：指武汉军区支持“百万雄师”）；“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要以他们为核心来团结其他组织；“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不过，毛泽东还说：“都是工人，我就不相信一派那么左，一派那么右，不能联合起来？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
7月19日晨，周恩来飞往北京。当天，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刘丰、萧前等来到武汉水利学院。那里是“钢工总”的总部。谢富治和王力在讲话中，透露了昨夜会议所定下的三条方针。王力还说：“相信武汉的问题是可以就地解决的，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谢富治、王力的讲话，使“三钢”、“三新”这一大派“热烈欢呼”。
消息飞快传出去，谢富治和王力的讲话录音到处用高音喇叭广播，武汉轰动了，“百万雄师”愤怒了！
“百万雄师”不敢碰谢富治，因为谢富治毕竟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王力作为“中央文革”的“大员”，说什么“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那“钢铁”不就是指“三钢”那一派吗？王力的话，支一派，打一派，激怒了“百万雄师”，成了“百万雄师”的攻击目标。
武汉街头贴出了声讨王力的大字报：《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深思几个为什么？》。大字报指出：
“王力自窃据中央文革成员以来，一贯以极左面貌出现。在他插手的四川、内蒙、江西、河南、湖北、浙江、云南等省，均出现大抓‘谭氏’人物（引者注：“谭氏”指北京红卫兵领袖人物之一谭力夫），大搞武斗，大流血，大混乱，大破坏，工厂停工，这是为什么？王力是不是挑动群众的罪魁祸首？把王力揪住，交给湖北3200万人民，与各兄弟省革命组织一道，进行斗争，挖出这颗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打倒王力！王力从中央文革滚出去！”
7月20日凌晨，支持“百万雄师”的武汉八二○一部队六辆卡车急驶，后面跟着四十几辆“百万雄师”的卡车，车上装满手持长矛的造反队员，他们要造王力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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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雄师”敢打”中央文革”的“大员”王力，江青、陈伯达、康生以为，这正是个好“题目”，“中央文革”可以借此做一篇大文章。林彪定下了调子：“武汉‘七·二○事件’是反革命暴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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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冲入武汉军区大院，另一部分冲入东湖宾馆。正在睡梦中的王力，被突然抓走，押往军区四号楼，拉到三楼的一间六平方米的小屋里。“百万雄师”的负责人要王力签字，承认他们是革命群众组织。王力说：“我没有权签这个字。哪一派是不是革命群众组织，由中央决定。”王力又说：“‘百万雄师’至少是群众组织，而且是一个很大的群众组织。”显然，王力不承认“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
王力的态度，使“百万雄师”怒气冲天。如王力所回忆的：“突然涌进了一些人，不知是什么人，连他们（即指“百万雄师”）的负责人也控制不住，动手打了我，把手表和钢笔也抢了，打得一塌糊涂！”这位“大秀才”的踝骨被打断了！
“百万雄师”总动员，出动数千辆卡车排成四路纵队，举行浩浩荡荡的游行。“打倒王力”之声，震撼着武汉三镇。这便是“七·二○事件”。
消息立即传到北京，传到钓鱼台，传到江青、陈伯达、康生的耳朵里。“百万雄师”敢打”中央文革”的“大员”王力，江青、陈伯达、康生以为，这正是个好“题目”，“中央文革”可以借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