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征召入伍，这些事前想象的重要性就会立刻显现出来。军方也承认，要想打胜仗，煽动这些想象至关重要。在部队眼里，最好的战士一定是能够想见杀戮快感的那些人。事实上，军方曾频繁拨款，资助拍摄美化战争的电影。一战时，电影作为“现代”战争的新式武器初次登台。当时最重要的影片得属《索姆河战役》（1916）和《昂克尔河战役》（1916）。虽然这两部影片声称要表现英伦士兵为国赴死的豪情，但是实质不过是悄悄聚集在威灵顿宫的一些画匠、写手出于宣传目的的产物而已。上映第一周，就有数十万人争相观看。二战时，电影作为宣传机器在战争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一个美国的例子是当时颇受欢迎的《美国为什么要出兵》（1942），这部系列片共分七集，是美国陆军参谋部下令拍摄的，导演是弗兰克·卡普拉。该片嫁接了新闻片的一些镜头和敌军影片的片段，辅之以旁白与动画。与所有这类影片一样，它也严格地区分善恶。观看者不只是士兵，影片还在全国放映。越战期间，美国国防部又做了一批说教片，比如《为什么是越南？》（1965），就是为消灭越共而拍摄的。与二战时一样，这些影片不仅在军中放映，还组织大中学生观看。从这时起，国防部摒弃了二战时的好莱坞风格，不再追求戏剧效果，而是悄悄突出了人种学方面的内涵，重点也开始转向越南对美援的依赖，包括医药、教育、技术各方面。在《一场独特的战争》（1966）、《一个越南村庄的再生》（1967）等影片中，美国观众可以看到越南的乡村“生活”即景。拍给即将开赴越南的士兵看的影片要更刺激。在影片《你的越南军旅》（1970）中，旁白激起了观众，使他们直面战地情谊、军旅险恶与短兵相接的场景，比如一枚枚炸弹从B52轰炸机上扔下的炸弹的画面（炸弹顺次爆炸，正合背景爵士乐的节奏）。详细情形，见克劳迪娅·斯普林厄，“军事宣传：二战、越战期间的国防部电影一览”，《文化批评》，3期（1986年春季号），页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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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宣传片是训练体系的一部分。就像二战时拍摄的《拜坦》、《瓜达卡纳岛纪事》直到今天仍被军方用来激发人们的战争想象，打消疑虑，从一战到越战，情形也是如此。一名新兵在上战场前看了《索姆河战役》，他跟战友讲，看完电影他才知道此去之艰苦。他直言，“只凭想象的话，你一定满心糊涂。”罗兰·菲尔丁，《战地情书：法兰西、佛兰德，1915—1919》（伦敦，1929），信的落款是1916年9月5日，页109—110。有记录表明，二战中放映的《不列颠之战》（1944）曾让观者激动过一把，“看了真想杀了那帮狗娘养的”。卡尔·霍夫伦德、阿瑟·伦姆兹代恩、弗雷德·谢菲尔德，《测试大众传媒：卷三》（普林斯顿，1949），页93。当时的民意测验显示，看过《美国为什么要出兵》和美国陆军部每两周播映一次的新闻片的军人，要比没看的人更为亲战。海军霍华德·罗姆少校，“作为教育载体的电影业”，《心理健康杂志》，30期（1946年1月号），页9—20。关于用电影作训练手段，详见“随军精神病医生之于鼓舞士气”，1944年1月，页3，伦敦档案局公民来访接待处21/914。
早先战事的影像记录，尤其是美国西进运动中的冲突记录，也能增进人们对战争的认识。英国和澳大利亚（包括美国）的士兵都把自己想象成勇士，现代战争因而得以与历史上的冲突相连接，也负有了征服他族的使命，而且是以“文明开化”的名义。一战中，美军攻击机掠过胸墙，即有人比之以出入无形的北美印第安人：“即使费尼莫·库珀笔下的苏人、黑脚族人，也没有如此矫健身手，”罗伯特·威廉·麦凯纳如是说。罗伯特·麦凯纳，《透过帐门看去》，1919年首版（伦敦，1930），页87及89。二战中，最刚强的兵士常被赋予传奇色彩，好像当年追击印第安人的牛仔。勇武如阿瑟·沃默思上尉（他一人杀死上百日军，人谓“一人军”）者，自比为其父南达科他州牧场上的牧牛人。他坚持认为，跳进战壕时应“高叫，这样才像牛仔”。见于约翰·弗洛赫蒂，《勇气与光荣》（费城，1942），页34—59。当时有人描述从敌尸搜罗纪念物亲亵至极，或可“妆饰庞蒂亚克［1720？—1769，美国奥塔瓦印第安人酋长，1763—1765年间率部落联盟抗击占领五大湖区的英国人，史称“庞蒂亚克战争”——译注］的发绺”。比尔·斯蒂文斯，受访于玛丽·莫特利（编），《隐身兵：二战黑人士卒体验录》（底特律，1975），页78。类似例子，见是书埃迪·罗宾逊的访谈，页113—114及尤金·斯莱吉，《与老友在珀莱琉和冲绳的日子》（纽约，1990），页120。拿一份记录着600多部越战电影的名录，可证实“牛仔追印第安人”游戏重要性的例子俯拾即是，近的有《南国天使》（1988），片中主人公头戴牛仔帽，手舞套索；蒙塔格纳德人似印第安人般狂啸；摩托车手冲锋陷阵，如驭良驹；远的有20年前首映、约翰·韦恩主演的《绿色贝雷帽》。这完全是西部片的翻版，越共分子活脱就是印第安人，不过把“什么合法程序？只一颗子弹就能搞掂”换成了“越共无好人，死了的除外”。影片《小巨人》（1970）更是把越战径与西进中对印第安人的大屠杀相提并论。
整个越南好像成了印第安人的家园，在那里最为人景仰的莫过于有着“公爵”之称的约翰·韦恩。例见马可·贝克，《那片土地：亲历者眼中的越战》（伦敦，1982），页12及17；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269；T。凯利，其访谈收奥托·雷拉克，《非是金戈铁马——海军陆战队在越南：口述实录》（堪萨斯，1992），页267；詹姆斯·琼斯，《惨淡的红标线》（纽约，1962），页242；朗·科维奇，《生于七月四日》，1976年首版（埃尔兹伯里，1990），卷首引语及页39，42—43，58及67。1971年7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协会称他“最好地体现了‘美国人’一词的含义”。艾伦·艾勒兹，《约翰·韦恩与美国电影业》（伦敦，1976），页11。他成了影视圈最受欢迎的男演员，连王牌飞行员、海军上尉蓝迪·卡宁恩（他后来承认，击落越军米格战斗机是一种享受）也以自己的作战标记是“公爵”为豪，因为那已成了约翰·韦恩的代名词，其原因（据卡宁恩说）是“我尊崇他的美国信念”。蓝迪·卡宁恩，收卢·德伦多，《……击落米格：空战越南》（卡罗尔坦，1974），页47。看了约翰·韦恩主演的《硫黄岛岁月》（1949），菲利普·卡普托也想象自己杀上敌军滩头阵地的情形，后来他果真加入海军陆战队，并开赴越南。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6。驻越美军中，效颦最甚的莫过于其特种部队，尽管约翰·韦恩那套二战中的进攻手段已不适应越南的游击战。连女性观众也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如卡罗尔·麦卡琴就因为沉醉于约翰·韦恩的电影而加入了女子海军陆战队。彼得·索德伯格，《朝鲜战争中的海军陆战队女兵》（康涅狄格，1994），页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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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说来，战士们透过想象的镜头来看待自己的征战经历，就不足为奇了。但实际情况总没有电影院中的图像如意。年方弱冠的澳大利亚军官加里·麦凯看到敌兵中弹的情形，甚至有点失望：“和电影、电视上不一样。那人中弹后根本没有大叫，只是嘟哝了一声就倒下去了，挡都挡不住，”他阴郁地说。加里·麦凯，《在好兵连：一个人的越战》（悉尼，1987），页162。更多的失望描述，见无名越战老兵，受访于马可·贝克，《那片土地：亲历者眼中的越战》（伦敦，1982），页50；朗·科维奇，《生于七月四日》，1976年首版（埃尔兹伯里，1990），页148—149；琼·奥普林格，《一个步枪排长的越南山地回忆》（北卡罗来纳，1993），页12—13。或者就像空军飞行员休·邓达斯承认的，他的初次战斗体验“想来就让人作呕”，与事先设想的完全不同。休·邓达斯，《起航：一空军飞行员的战争岁月》（伦敦，1988），页3。也有人稍安于现实与理想的差距：比如潜艇下沉时不就跟好莱坞电影里演得一样吗？两飞行员访谈录，见空军海克特·伯莱索少校，“两个人在二十二分钟”，收《滑流：英国皇家空军文选》（伦敦，1946），页11。朝鲜战争时，一次飞机爆炸，飞行员竟“激动不已”，因为“跟电影上看到的一模一样”。空军飞行员达格·卡特，其访谈收鲁迪·托默迪，《没有号角，也没有战鼓：朝鲜战争口述实录》（纽约，1993），页171。刚刚19岁的杰弗里·R。琼斯也参加了越战，而几年前他还沉溺于战争电影和“牛仔追印第安人”的游戏。杰弗里·琼斯，“传略”，1986，页4，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另见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71及唐纳德·吉尔克里斯特，《要塞突击队》（爱丁堡，1960），页5—6。越战中，一名观察机驾驶员每帮助炮兵击中一次敌军，都会“像牛仔一样大喊大叫”。托拜厄斯·沃尔弗，《军旅险恶：战败记》（伦敦，1994），页131—132。另见琼·奥普林格，《一个步枪排长的越南山地回忆》（北卡罗来纳，1993），页57。
曾有人把杀人比作拍电影。一战时，英军皇家燧发枪团就命令埋伏在一家农宅中的机枪手“给灰魔拍特写”，就好像那天是加冕日，要“狂拍一通”。他接着说：
农场就好像成了“大屏幕”，从水渠的桥上往下看去，那景象绝对忘不了。“灰魔”成百地倒下去，然后又一批批地冲过来送死。引自E。哈代教士，《英国战士：勇气与幽默》（伦敦，1915），页37。
1918年，《星条旗》杂志引用一名中士的话说，打仗“就像过电影”，步兵“态度安详地向前推进，没人敢阻拦……他们队形严整，小步疾行，未敢松懈”。“搞电影的人看到这场面，一定乐坏了，”另一名中士感叹说。中士亚历山大·伍尔克特，“随潘兴出征”，《星条旗》，1918年9月20日，引自赫伯特·米特冈（编），《全民武装：从内战到朝鲜战争——一个美国士兵的独白，载军报〈星条旗报〉》（俄亥俄，1959），页110。一名不愿提供姓名的加拿大受访者也赞同这种说法。二战中他曾持枪扫射一艘潜艇上的30名德国兵，以此练习枪法。据他讲，当时的情景“跟电影里一样，就看着他们向镜头冲过来，还没到就向左右倒下去”。无名加拿大士兵，收巴里·布罗德富特，《战时岁月1939—1945：全体加拿大人的回忆》（安大略，1974），页89。或见尤金·斯莱吉，《与老友在珀莱琉和冲绳的日子》（纽约，1990），页56及79。在《那片土地：士兵心目中的越战》（1982）一书中，一名刚满18岁的无线电技师告悔道：
我就爱在壕沟里看别人丧命。你听着可能觉得不爽，可我就爱这么看着，也不管外面怎样，就这么枯坐着，手里捧着自制的热巧克力，跟看大片一样。马可·贝克，《那片土地：亲历者眼中的越战》（伦敦，1982），页58。
菲利普·卡普托也说过，杀越共实在太爽了，有如看电影：“你身体的一部分做着一些事，其后果你身体的另一部分远远地看得正清楚。”杀人者的注意力不会落在血肉模糊的尸体上；相反，自视为大戏主角的士兵们，会觉得自己是勇猛的武士。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290及305—306。这种“离情”或者“脱节”，能使人变得心安理得。只要想象自己是在幻境，在言谈中就可以避开那些难言的惨状，不仅是别人丧命，也包括自己送他们上黄泉路。
上面许多引文都提醒我们，影片不仅再现、而且也创设了战斗场面。这些影像是如此震撼，以致士兵在打仗时甚至会以为是在拍戏。二战中，威廉·曼彻斯特曾惊讶于太平洋战场上士兵对小道格拉斯·范朋克、艾热尔·弗林、维克托·麦拉格尔、约翰·韦恩和加里·库珀等人的模仿。威廉·曼彻斯特，《告别黑暗：太平洋战争回忆录》（波士顿，1980），页67—68。记者迈克尔·黑尔在谈及海军陆战队员的越战表现时曾说，他们如果知道有摄制组在一旁，“就一定会盘算自己的下步动作，身着带皮领的制服，踩着踢踏舞的步点，带着一身勇武与踌躇，冲进枪林弹雨，还注意不让脸上的丘疹被摄进去……没有丝毫马虎”。迈克尔·黑尔，《战地直击》（伦敦，1978），页169。另见汉斯·哈尔施塔特，《“绿色贝雷帽”：神兵天降》（伦敦，1988），页133。哪怕到了1983年的格林纳达，美军士兵冲锋时仍俨然瓦格纳的模样，仍在模仿罗伯特·杜瓦尔在《现代启示录》（1979）中的队长扮相。威廉·布洛伊勒斯，“好战心理探幽”，《士绅杂志》（1984年11月号），页56。
当然，这样的噱头一般长不了。17岁就加入海军陆战队、随后参加了越战的乔希·克鲁兹对此作如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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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韦恩真够厉害。看了他的片子，我们就都以为自己也刀枪不入了。带着这种想法，我们到了……越南，当时人人都想着，“嘿，这下好了，能把他们都干掉。反正我们不会伤着，没人能把我们怎么样。”他们就这么想，直至看到了真相，才知道自己没法应付。“事情不应该这样的。没人事先跟我们打招呼。到底怎么回事？那家伙怎么反弄得我满身是血，而且怎么大叫个不停？”乔希·克鲁兹，其访谈收基姆·威伦森，《一场恶战：越南战争口述实录》（纽约，1987），页61。另见戴尔·班兹及“纳尔逊”，受访于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