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彻底消灭”，6—8％的人希望他们“吃够苦头”，65—68％的人认为只应惩罚其领导人而不应牵连普通民众）。对日本人的态度相差就大了。希望把日本人“消灭干净”的在欧洲战场的比例要比太平洋战场高许多：前者是61％，后者是42％。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战时与战后，卷二》（普林斯顿，1949），页158及164—165。第一份样本包括太平洋战区现役步兵4064人、地中海战区591人和在意大利的1766人。第二份样本包括太平洋战区现役步兵4064人、欧洲战区1022人和在美国的472人。换言之，留守美国本土的士兵对敌人最恨之入骨，驻欧洲的美军对日本人的仇恨要超过在太平洋战场实际与日本人拼杀的士兵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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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定量研究都表明，仇恨的表达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与对手的实际、心理距离，二是战斗经验。和敌人的距离远近显然很重要，最没有个性的杀人方式（如打炮）是最难激发仇恨的，因为它杀起人来最少受个人感情的影响。例见落款1915年7月18日的信，收马克·瑟文，《重型炮和攻城炮在法国的用途1914—1918》（伦敦，1930），页63。尽管多数士兵认为，促使他们用刺刀的原因是“自保的本能”多过仇恨，G。霍尔，“士气在战时及战后”，《心理学报》，15期（1918），页282。另见查尔斯·伯德，“离家上阵：士兵心理研究”，《美国心理学杂志》，28卷3期（1917年7月），页339及G。霍尔，《军心：一举一动的至高标准》（纽约，1920），页66。他们也大多承认要比“拿机器杀人的士兵”有更多的仇恨。斯图尔特·霍尔布鲁克，《无人更勇敢：今日美国战争英雄》（纽约，1942），页90。一战时的野战炮兵亨特利·戈登承认对德国人不抱有同情，但也申明并不恨他们。他认为这是因为他不必在无人区匍匐探雷。亨特利·戈登，《一去不返：一名野战炮手在佛兰德，1917—1918》（伦敦，1967），页74。二战时，诺曼·科普伦注意到，如果一个人要“和另一个人比拼刺刀”，这时恨对方要相对容易些：
对手和你相距不过一米；正用种奇怪的语言诅咒你；一看就知道是个外国人；瞪大的眼里不是恐惧就是愤怒；更别说一举一动还尽显杀机。
但自动步枪、机关枪和烈性炸药“扩展了死亡的空间”，使它变得无关乎人的感情，甚至可以不带偏见。“要对自己绝少谋面的人产生愤怒不是件容易的事，”科普伦最后写道。诺曼·科普伦，《心理学和士兵》（伦敦，1942），页58。类似的事情在炮手、陆军中尉肯尼思·H。库斯兰身上也有发生。他从没机会“直面”活着的德国士兵，慢慢地也就“不以为自己是在杀人了”。库斯兰认为战斗是
一种奇怪的客观感觉；敌人不过是靶子。我对他们从没有敌意，反倒敬他们是勇士。但我的职责是要打败他们，赢得战争。陆军肯尼思·库斯兰中校，“一次大战1914—1918：一名炮兵的回忆”，日期不详，页61，利德尔·哈特中心藏。二战的例子，见玛丽·莫特利（编），《隐身兵：二战黑人士卒体验录》（底特律，1975），页179。
与敌人的社会、心理联系也同样重要。上战场的每个士兵都有自己的经历，仇恨因而难以生根。尤其是在欧洲打仗，许多士兵在平时对后来的敌人有所了解，这多少会影响他们的态度。机载枪手A。G。J。怀特豪斯就永远不能忘记，他的枪下鬼原先可都是自己的朋友啊！他盯着第一个死于他枪下的人凝望了许久，若有所思。“对，他们是德国人，可不知怎的，我为他们感到难过，”他回忆说，这一切在他看来，好像“一场梦——都是假的。我从没恨过他们，那时萦绕在我脑际的是菲克·西曼，是查理·罗特纳果，是兹尼德尔先生，他是名小学老师。唉，还有好多呢，都是我在新泽西认识的德国人。”A。怀特豪斯，《身近天堂，如在地狱：皇家陆军航空队高射炮兵历险记》（伦敦，1938），页43。
除了过去的平民经历，不久前的战斗经历对士兵对敌人的情感反应也有影响。平民会更多宣扬对敌人的仇恨，所以很多论者认为，读或写关于杀戮的事反倒比亲身参与更容易激发仇恨。奥利弗·埃尔顿，《C。E。蒙塔古：回忆录》（伦敦，1929），页197；G·菲尔德，《和平主义和良心抗拒》（剑桥，1945），页67；弗雷德里克·基灵，《基灵书信回忆集》（伦敦，1918），页285。战机驾驶员和其他机组人员倒能欣赏、尊敬被他们炸死的敌人，在他们下葬时也常极尽哀荣，但百姓对敌人只有蔑视，认为给他们高规格的葬礼无异于崇敬“撕人魔”杰克。［1888年8至11月间在伦敦东区杀死至少7名妓女而身份始终不明的一杀人犯——译注］。詹姆斯·斯派特，《空中实力和战争对错》（伦敦，1924），页319；《每周快件》，1916年9月10日；《每日邮报》，1918年5月4日和7日。王牌飞行员、空军上尉艾伯特·保尔曾击落德机47架，他父亲曾鼓励他，“让他们都见鬼去吧”。保尔回答说他不把德国人视作恶魔：“我对德国人没什么坏印象。他们都是好人，不过胆子太小，可他们也都尽力了，”他这样告诉自己的父亲。R。吉尔南，《空军上尉艾伯特·保尔》（伦敦，1933），页60。1915年5月4日，J。H。厄尔利给家里回信，之前他们给他寄了份剪报。在信中他责备家人，“这里可没有‘野蛮的德国人’。”他还写道：
我们的怒气也许应该大些，可能是因为那些直让人愤怒的事与我们的切身环境相比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吧。也是因为我们与沙袋后面那些可怜虫感同身受，他们的生活一定跟我们一样，是一派胡闹。打仗让人厌恶，它浪费了我们的生命。要是热衷于此，你的战友只会把你当作傻瓜！J。厄尔利，“战争日记1914—1918”，1915年5月4日信，剑桥郡档案局B1/HG/J/2。另外，对战争体验越深的平民（比如遭过空袭的人）越不会对报仇有兴趣。有个大范围调查发现，要求为德军轰炸英国城市报仇的人中，最坚决的都来自坎伯兰郡、威斯特摩兰郡和约克郡北部行政区等地的乡村，而这些地方并未受过空袭。不列颠民意学会因此在1941年4月作出结论说：对复仇性轰炸的支持态度与个人的空袭体验成反比。引自史蒂芬·加勒特，《二战伦理和空中力量：英军空袭德国城市》（纽约，1993），页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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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非战斗性群体被认为尤其容易对“敌人”产生仇恨：即妇女和地方军成员。1967年出版的一本越战小说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没有比受过良好教育、有着自由信仰的年轻女子更嗜血的生物了。”丹尼尔·福特，《发生在穆克瓦的一件小事》（伦敦，1967），页23。伦敦泰维斯托克诊所的执业医师莫里斯·赖特在1939年时曾对开战之际泛滥的仇恨表示过担心：
如此粗野的仇恨、残忍、暴虐一下子倾巢而出，是我从未见过的……最原始的暴虐在报章、普通人的谈话中得到了无疑的释放——在我看来，尤以在女性身上最为显著，平日里攻击本能在她们那儿受压抑最深。莫里斯·赖特，“战争对平民的影响”，《柳叶刀》，1939年1月28日，页189—190。克利福德·艾伦在“战时的情绪变化”，《柳叶刀》，1940年5月11日，页901中认为二战中的施虐行为要比一战少，并认为年纪大的人（和后方的人）最容易对敌人施暴。
女人手中没有武器，其攻击欲要得到满足，只有靠男人代她们去杀戮。J。格雷，《战士们：战场回想》（纽约，1959），页135及弗雷德里克·基灵，《基灵书信回忆集》（伦敦，1918），页259—260，与R。恩索尔书，1915年12月23日。
英国地方军的训练手册中有些材料，其对“灌输仇恨”的论述，整个二战未有能出其右者。正规军特别希望可以限制地方军的作用，尤其不愿看到他们成为嗜杀的游击队：见“1942年8月29日在地方军连长培训班上的讲演：地方军的军事角色”，页4，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199/2487及陆军G。沃克少校，“游击战和地方军”，1942年4月30日，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199/387。汤姆·温特灵恩（他曾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发表了他1941年为地方军训练写的讲稿，里面他教士兵用小刀无声无息地杀人，告诫他们永远不要生擒敌人，并且强调打起仗来没有任何规矩好讲。汤姆·温特灵恩，《地方军是好样的：在奥斯特利公园地方军训练学校讲演集》（伦敦，1941），页3—4及27。同年，诺曼·德穆思在《袭击德国鬼子》中也教别人如何了无声息地杀人。他的书被英国本土部队总司令评为甲等，强烈推荐大家去看，而且可以用训练款购买。地方军总司令，“地方军第41—1942号指示：注意事项”，页3，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199/872B。德穆思要大家对杀人不要有任何“顾虑”。“不要忘了集中营，”他激烈地说，“不要忘了纳粹的极端变态心理”：
记住，他们来犯时如不把他们干了，这些自阿提拉［约406—453，匈奴皇帝，人称“天谴”，他即位后统一了蒙古各族，西征东罗马帝国，大军所到之处非死即奴，将疆界推至多瑙河畔，并收取岁贡，后杀死了自己的兄弟，独揽皇权，逼迫拜占庭帝国割地臣服，每年进贡——译注］以来最可憎的东西就会把我们的家园夷为废墟，屠戮我们的百姓，奸淫我们的母女姐妹……打他们，不然他们就会打你。问问你自己，我们被他们虏走的人在德国过得是怎样的日子——然后用刺刀戳他们，直到把他们刺死。这是我们的惟一要务。
他反复强调，地方军成员务必要“使自己适应”杀戮，并建议教官把士兵带到“当地的屠宰场，让他们尽情地看。开始时他们会厌恶这么做，这时就要再三反复，直到他们不再反感。”他建议让地方军士兵拿他们“杀人的刀”先在牲畜身上体验一下“身体上的那股韧劲”（“他们会惊诧于杀人所需的力气之大”）。诺曼·德穆思，《袭击德国鬼子：侦察、追踪、伪装手册》（伦敦，1941），页64及84。
接下来的四本教材是在1942年写成的，都有德穆思的语气。在《地方军成员及军士总体战训练手册》中，陆军少校M。D。S。阿默对德穆思书中的训练方法表示了赞同，并鼓励地方军成员多去屠宰场，好在畜体上练习刀法并熟悉用手、脸来擦拭血迹。陆军M。阿默少校，《地方军成员及军士总体战训练手册》（伦敦，1942），页46。同年，皇家加拿大炮兵部队的E。哈特利·莱瑟中尉写了《赤手空拳》一书，意在教授地方军成员如何高效地“搞定德国佬”。书中写道：
不管这件事多么让人生厌，它总得有人去做，而且要做就要干净利落；记住，德国人做事总是很利落的：我们要打败他们，只有按他们的牌理出牌，因为他们永远不会来将就我们。跟他们讲公平竞争、正派体面根本就是对牛弹琴。一般英国人都不会落井下石，但和德国佬打交道，就得忘掉我们长期以来熟悉的那一套礼节；纳粹分子生来就不懂什么是体面。这不只牵涉到如何打败德国佬；还事关你、你妻子和你孩子的性命。陆军E。莱瑟中尉，《赤手空拳》（奥尔德肖特，1942），页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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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露骨的恶意在这种题材的作品中并不鲜见。在《硬功夫》一书中，锡德尼·达菲尔德和安德鲁·G。埃利奥特要地方军成员忘掉有些教员所说的“刺刀在现代战争中已属多余”的话。正相反，因为刺刀可以肉搏，尤其是在夜间、雾中、街头或是其他弹药不够用的场合，它的用处正前所未有得大呢。此外，为了防身，他们还建议所有士兵都配备匕首。他们同意莱瑟的观点，即作为地方军成员不狠点不行：“消灭敌人”是他们的惟一要务，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抛弃“英国人”的绅士打法（他们举的过时的“英国”做派的例子包括俘虏敌人和“堂正大度”的各种观念）。锡德尼·达菲尔德、安德鲁·埃利奥特，《硬功夫：致地方军成员及英国军队士兵》（伦敦，1942），页9，11及42。 1942年，埃利奥特还为地方军写了本训练手册。这本名为《地方军全书》的小册子是他和“J。B”及“科学工作者”共同编写的，进攻性更强，要士兵不要去管指挥官将道德律令加诸战场的任何努力：地方军的嗜血不应被正规军的那一套束缚住。比如他们建议地方军成员把钢盔的后面锉尖以攻击来犯的侵略者，并把尖端涂上颜色，“这样指挥官就不会知道了”。对军方的不信任在论及武器时就更张显了。《地方军全书》嘲笑“老家伙们”拒不接受非传统的观念。接下来，埃利奥特形容了他们是如何贬低他关于怎样搞定哨兵的主张的：
既然这通常是悄悄进行的，那最好是用石弓和钢头箭。这样在十米远的地方就能放倒他，而不用匍匐到他跟前……由于在进攻者到位前被发现的可能性很大，所以我宁愿用弓箭而不主张上前把对方掐死。安德鲁·埃利奥特、“J。B”、“科学工作者”，《地方军全书》（伦敦，1942），页28及65。
1943年，社会心理学家马克·梅提出平民更易产生仇恨，因为他们要经历抢购公债的风潮，得收集“废铜烂铁好杀日本人”，行动受限，要忍受物质匮乏，还要担心家人生命安全。马克·梅，《战争与和平的社会心理学分析》（纽黑文，1943），页66。另见费利克斯·多伊奇，“平民的战争恐惧症及其治疗”，《精神分析季刊》，13期（1944），页303。但前线的人也得忍受类似的限制。同年，格雷戈里·齐布尔克在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发言中指出，老百姓之所以仇恨敌人，是好抑制自身对死亡的恐惧。但他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