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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士兵，扛一杆法国产步枪，连弹夹都没有，看上去只有滑稽，能有什么作为？突然，面前跳出个灰不溜秋的家伙——一身暗灰军装，带点儿绿，帽子像盆一样扣在头上。我们这个黑人士兵手里还捧着那杆破枪。枪不到二十磅重，但凭着他的一身蛮劲，还是个挺怕人的物件。地上满是毛瑟枪和没爆炸的手榴弹，但这时他血管里流淌的好像都是远祖野蛮的鲜血。他不是数学家，也不是语言学家，更不是一知半解的智者。他好像又回到了尼罗河上游的河谷，成了那里的一名部落成员。他已无暇顾及现代战法，却有着明确的目标——求生。那没有了枪夹的法国步枪在空中兜了半个圈，向那盆一样的帽子砸了下去，砸在了穿绿灰军装士兵的头上。约翰·奈尔斯，《唱歌的士兵》（纽约，1927），页109—110。
“天狼星”无疑是英雄，但同时也是原始人，没有足够的理智，不知道利用地上没有爆炸的手雷和被人丢弃的毛瑟枪。这样的故事还有其他讲法，听起来更有种族主义的意味。后来成了著名道德反战者的T。科德·开齐普尔在1914年11月的一封信中有如下描述：
老黑真没治。他们老是割断受伤德兵的喉咙——他们的挎包里也不是没有查出过德国兵的头颅！他们的任何行动——哪怕是点管烟——都要想半天，这在我看来已近乎猴子，而不太像人。而不知道为什么，我却喜欢上了他们。走过他们时点下头，他们回报你的将是世上最灿烂的笑容：皓齿、厚唇、黑眼，共同组成了这无比迷人的存在。T。开齐普尔来信，落款1914年11月15日，收开齐普尔，《两线作战》（伦敦，1918），页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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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种族特点判定尚武精神，对爱尔兰人和美国黑人都不适用。爱尔兰人富于攻击性、美国黑人消极被动的说法对两者都产生了负面影响。人皆称其勇猛，使爱尔兰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爱尔兰军事史》（1996）一书中，戴维·菲兹帕特里克写到，好战是“有关爱尔兰人不多的成见之一，在这个好战的时代竟获得了广泛认同”。戴维·菲兹帕特里克，“军国主义在爱尔兰，1900—1922”，收托马斯·巴特利特、基思·杰弗里（编），《爱尔兰军事史》（剑桥，1996），页379。他只说对了一般：在战时，攻击性强固然受人推崇，但勇武也有不同类型，爱尔兰人的勇武最终竟使他们极度不适于自治。战争并不总能为个人的骁勇提供释放的途径，这时常会导致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杀戮：爱尔兰人在战场上的成功倒可视作其生理、政治不甚发达的指剂。战时对勇武的推崇与平时不受重视间巨大的反差，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错误理解了进化论“人类之所以打仗，是其天性使然”的论点。打斗是我们继承自“兽性”的遗产。虽然我们无法摆脱身上的动物本性（当然，好斗是进化所不可或缺的），但最好斗的种族一定处在进化链的较低端。威廉·麦克杜果并不是第一个提出本能是人类行为基础的学者。他大量参考了威廉·詹姆斯，《心理学原理》，卷2（伦敦，1910），页383—441及劳埃德·摩根，《习惯与本能》（伦敦，1896）。尽管在战斗中可以赢得无限荣光，爱尔兰人等所谓的“勇武民族”在文明的阶梯上只能分配在一个较低的档次。
如果爱尔兰人拥有与英格兰人不同的勇武精神这一说法可以成立，那将对战斗理论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一点通过研读关于最受爱尔兰士兵欢迎的论者迈克尔·麦克多的著作可以看出来。1916年出生在利么里克的他，是在天主教平信徒社团受的教育，其后做了《自由民日报》和《泰晤士报》的记者。除在一战时写有两本书外，他还是威廉·奥布莱恩和丹尼尔·奥康内尔的传记作者。到1924年，麦克多已是下议院记者团主席。他关于一战的两本书在塑造战时爱尔兰人形象方面的影响无人能及。
在写作《前线的爱尔兰人》（1916）和《爱尔兰人在索姆河》（1917）的背后，麦克多是有着自己的政治意图的。他希望通过证明爱尔兰人在战场上的威猛来鼓吹爱尔兰自治。这在《前线的爱尔兰人》一书中有非常明确的表述。在书中他用很大篇幅摘引了一封苏格兰士兵的信，信中满是对爱尔兰士兵（特别是来自芒斯特省和都柏林的士兵）英勇行为的赞扬。
我不是爱尔兰人，也没有任何爱尔兰亲戚，这你都知道——特别是我对给予爱尔兰“地方自治”还有相当的保留意见；但在［加利波利］目睹了一切——爱尔兰人的英雄气概真是无人可比——后，平心静气地老实说，他们都是些优秀的人，给他们所代表或所曾代表的国家怎样高的地位也不为过。我的上帝啊，那场面真壮观！……没错，一个养育了这些人，不，这些超人的种族，就像这些爱尔兰人一样，为帝国作出了如此功勋，是最有理由要求甚至取得其国家的自由和自治权利的。该信最初刊登在苏格兰一家不知名的报纸，1916年1月转载于《书简》并收进迈克尔·麦克多，《前线的爱尔兰人》（伦敦，1916），页71。
但不是每个人都对历史作如是观。尽管无人可以指摘麦克多按自己的需要裁剪素材，但他并不认为某种尚武的特征就一定比其他都要好。举例来说，他毫不含糊地批评了认为爱尔兰人比英格兰、苏格兰或威尔士士兵更勇敢的说法：“他们都很勇敢，没有高下之分，但其勇武的外在表现却很不一样，这也不该有任何异议——换句话说，有区别也是在量上，而不是质上。”迈克尔·麦克多，《爱尔兰人在索姆河》（伦敦，1917），页58。事实却是，不利于为爱尔兰争取自治的正是麦克多等人用以甄别爱尔兰人和英格兰人勇武特质的那些言语。1916年，哈罗德·斯彭德给出如下解说：
爱尔兰士兵身上有一种让人惊恐的特质，一种热情，一股冲劲。人们总称他们为“导弹部队”；这一称呼颇能说明一些问题。那些对爱尔兰人管理日常事物的能力持怀疑态度的人倒是最乐于承认其在战场上的猛烈和英勇。哈罗德·斯彭德，“爱尔兰人与战争”，《当代评论》，110卷（1916年11月），页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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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其他民族的情况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点。许多用来描述爱尔兰士兵的词汇实际上也适用于其他民族。辛西娅·H。恩洛称之为“廓尔喀综合症”。辛西娅·恩洛，《异族士兵：分裂社群的国家安全》（哈蒙茨沃思，1980），页26。非洲黑人和印第安士兵据说“生性莽撞”，“攻强守弱”，非得强有力的领导才能保证其战斗力。例见R。巴塞特教士，“西非部队的牧师”，《皇家陆军牧师局杂志》，7卷49期（1950年7月），页24；埃德蒙·坎德勒，《勇武年代》（伦敦，1916），页57；E。肯尼迪教士，《不朽的第七师随军记》，第2版（伦敦，1916），页132—133；陆军H。麦克基格上尉，“自传”，1919年4月，页112，帝国战争博物馆藏；陆军J。梅瑞韦瑟中校、弗雷德里克·史密斯爵士，《印军在法国》（伦敦，1917），页8及471；鲁思·威尔逊，《吉姆·克劳参军记：美军黑人士兵研究》（纽约，1945），页44—45。如前所述，一战的许多著述都渗透着对重演论的简单诠释。正如胚胎的发育“重演”了物种的进化史，民族的发展——从幼年到童年、青年直至壮年——也类似这一生物的过程。详见皮埃尔·博维，《战斗本能》，J。格雷克译（伦敦，1923），页149。爱尔兰人和印第安人、非洲黑人、美国黑人一样，仍停留在儿童阶段。因此，麦克多在《爱尔兰人在索姆河》（1917）中这样写道：
指挥爱尔兰营的英国军官常常无法理解其手下——其率性而为、知人乐天、形象思维、热情洋溢。他们像孩子般任性，心情说变就变，这会儿还好好的，过会儿就翻脸不认人，有时完全莫名其妙：这对一心维持军纪，严肃、刻板的指挥官而言，自然是件头疼的事。迈克尔·麦克多，《爱尔兰人在索姆河》（伦敦，1917），页111。另见R。巴塞特教士，“西非部队的牧师”，《皇家陆军牧师局杂志》，7卷49期（1950年7月），页24及戴维·基林格雷，“‘帝国权杖’：英国非洲殖民部队体罚之争，1888—1946”，《非洲历史杂志》，35期（1994），页202有关西非士兵情况的介绍。印度军队的情况，见埃德蒙·坎德勒，《勇武年代》（伦敦，1916），页273—274及陆军J。米亚韦瑟中校、弗雷德里克·史密斯爵士，《印军在法国》（伦敦，1917），页110—111。
这话从一个本该往爱尔兰人脸上贴金的宣传家嘴里说出来，的确有点出人意料，但许多带过爱尔兰兵的军官一定会赞同这话。皇家爱尔兰燧发枪团的W。卡登·罗准将私下里说，爱尔兰兵就像“调皮的小孩”，受了长官责备会“生闷气”。陆军W。罗准将，“自传”，页8—9，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另见陆军H。儒尔当中校，《漫记》（牛津，1934），页305。自1916年始任康诺特第六特别行动营营长的罗兰·菲尔丁，在1917年6月14日给妻子的信中写道，“爱尔兰永远是爱尔兰。这片土地上生息着有着魁梧身材、却永远也长不大的孩子，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其政治诉求到底是什么。”菲尔丁还认为，爱尔兰人就像孩子般“易被逗乐”，也同样“容易沮丧”。罗兰·菲尔丁，《战地情书：法兰西、佛兰德，1915—1919》（伦敦，1929），页121，信的落款是1916年9月25日及1917年6月14日。从政治角度说，他们需要一个历史久远、处事稳重的父亲般的国度给予他们强有力的领导。
如果说尚武的民族为其骁勇的名声付出了巨大代价，那些不以武力闻名的民族处境还要悲惨。正如二战时有位黑人士兵埋怨的那样，打仗时“大家都是好兄弟，别人也搭理你。敌人突袭，你要是没有藏身地，白人士兵或许会让你到他的散兵坑避一避。”但这只是在打仗的时候，只要危险一过去，
来辆吉普，可绝不会捎你一程，而往前几步几个白人士兵就能搭他们的车。营地的白人厕所黑人不让用，你得自己挖坑。碰上这种事，你会怎么想？无名黑人士兵日记，引自陆军赫伯特·里普利中校、陆军斯图尔特·沃尔夫少校，“海外黑人部队的精神疾患”，《美国精神病学杂志》，103期（1946—1947年），页510。另见戴维·帕克斯，《美国大兵日记》（纽约，1968），页34—35及40—41，1966年3月10日及6月12日条。
一战时，一些黑人军团“烦透了”这种白人、黑人间的不平等，因为这已经使“虽为战斗部队的他们，几乎无法做为”。杰罗姆·道得，《黑人在美国人的生活中》（纽约，1926），页231—232。二战期间，竟然有人试图把红十字组织供给伤兵的血也分成“黑”和“白”两份。安森·斯托克斯，“美国战时的种族关系”，《黑人教育杂志》，14卷（1945），页549。在这种情况下，黑人士气低沉、表现不佳也就不足为奇了。伊莱·金斯伯格，《崩溃和康复》（纽约，1950），页103；伊莱·金斯伯格、约翰·赫默、索尔·金斯伯格，《精神病学与军方用人政策：二战经验的重估》（纽约，1953），页33；罗伯特·斯穆茨，“黑人社群和黑人潜力的开发”，《黑人教育杂志》，26卷4期（1957年秋季），页461—462；拉瑟福德·斯蒂芬森，“黑人士兵情感问题的种族方面”，《美国精神病学杂志》，103期（1946—1947），页493—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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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成见使晋升变得比登天还难：黑人指挥打仗肯定是“不称职的”，他们不懂战术，又没有指挥经验。杰罗姆·道得，《黑人在美国人的生活中》（纽约，1926），页235；戴维·帕克斯，《美国大兵日记》（纽约，1968），页52，1966年12月15日条；查尔斯·威廉斯，《黑人士兵趣闻》（波士顿，1923），页28及61—62。除第92师和第93师外，一战时几乎所有部队都是白人指挥黑人。即便在第92师，截至1918年11月，白人军官的比例也一般地从战争开始时的18％上升到42％。仅有的那些黑人军官也大多是从第369、370和372师调来的，要不就是刚刚从军官培训学校毕业的学员。这使在那些被抽调了黑人军官的部队的白人军官有了更多的升职可能，却严重削减了原先在第92师黑人军官的升职机会。查尔斯·威廉斯，《黑人士兵趣闻》（波士顿，1923），页28及61—62。类似的情况在二战时也有发生。美国参战时，美军中约7％的白人是军官，而只有不到半个百分点的黑人当上了军官。白人军官的比例逐渐升至约11％，而黑人军官的比例一直在低于1％的地方徘徊。白人和黑人士兵受教育水平的差异不应该成为原因：具备军官候选人资格的下限是“高级研究生证书考试”要拿甲等或乙等，达到这一要求的白人士兵有四分之一成为了军官，而黑人士兵只有十分之一。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适应部队生活，卷一》（普林斯顿，1949），页500—501。1943年时，近六成的黑人士兵所在连队的尉官是白人。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适应部队生活，卷一》（普林斯顿，1949），页502。只有白人军官可以进入最高指挥部，两次大战中皆然。只有一位黑人将军（本杰明·O。戴维）从基层做起，直到1940年总统选举前才刚刚荣升准将。时人普遍认为，戴维要是白人早就得到提升了，绝不会到1940年10月才因政治原因升任将军。见鲁思·威尔逊，《吉姆·克劳参军记：美军黑人士兵研究》（纽约，1945），页98—99。黑人认为自己在“为白人打仗”的想法广为流布、一些黑人军官无法掩饰对白人同事的鄙视、黑人列兵经常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