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鸣：一战斗师越南体验》（新南威尔士，1993），页95及威廉·内格尔，“你记得什么时候？”，页3，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有评论员说，哪怕仅仅是因为苏联和德国的步枪手还配备有刺刀，也要保留刺刀训练。空军R。里德斯通少校，《带血的刺刀：白刃战全攻略》（奥尔德肖特，1942），页Ⅶ。还有人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刺刀仍是战场上的重要武器，因为它没声，所以要悄悄行动时还是无可替代。陆军C。多金斯上校，《步兵夜间行动》（奥尔德肖特，1916），页14，25—27；安德鲁·埃利奥特，《射杀：救命书》（伦敦，1941），页52；“为骑射手准备的刺刀”，《陆军评论》，第1卷（1913年7月），页87。打丛林战或是打游击，刺刀就更重要了。陆军O。伯迪上尉，“灌木、丛林战与现代武器”，《陆军季刊》，8卷（1924年7月），页315及P。道森，《二战军备发展事略》，页10，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夜里用刺刀很保险，因为近身作战使它不太可能误伤自己人。“为骑射手准备的刺刀”，《陆军评论》，1卷（1913年7月），页87。是和步枪相比较而言。要是子弹用完了，或是枪卡住了，它就是最后保命的东西了。空军R。里德斯通少校，《带血的刺刀：白刃战全攻略》（奥尔德肖特，1942），页Ⅶ；“步兵武器发展进度报告”，1952年11月19日，页4，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15178；斯宾塞·威尔金森，《战场初尝教训》（伦敦，1914），页64—66。
第三部分：杀手养成杀手养成 12
但之所以要保留刺刀，其实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在军队，愿意进攻的战士总是受到最高的奖赏，这就决定了刺刀的地位一定高过子弹。炸弹、手雷也好，子弹也罢，都使人倾向于退缩，只有刺刀会强迫士兵前冲，跳出战壕去和敌人拼命。放枪只能把敌人“逼回去”，而不能把他们“逼出来”，1919年的一本训练手册这样提醒各排长。它的理由是，“自信能拿刀杀人的才会上阵杀敌”。战争部，《步兵排训练》（伦敦，1919），页4。类似的说法，见陆军O。伯迪上尉，“灌木、丛林战与现代武器”，《陆军季刊》，8卷（1924年7月），页319及陆军J。维利斯斯图尔特上尉，“刺刀”，《陆军评论》，1卷2期（1911年10月），页311。1915年，英国战争部也公开表态，只有对自己“刺刀本领”有把握的士兵才可能“接近敌人”。战争部，《前线纪事：第三部分》（伦敦，1915），页10。另见关于白刃战的讲座，收阿尔弗雷德·唐斯，“布伦特伍德南军讲习所上课笔记，1916年10月16日始”，未编页，伯明翰城市档案馆。刺刀可以让人变得更“嗜血”。阿尔弗雷德·唐斯，“教导篇：白刃战”，1916年10月16日，伯明翰城市档案馆；“为骑射手准备的刺刀”，《陆军评论》，1卷（1913年7月），页85—86；战争部，《1917年攻势步兵排训练指示》（战争部，1917），页11—12；战争部，《青年军官注意事项》（伦敦，1917），页22。就连敏锐的评论家如富勒，虽然知道历次战争中刺刀几乎没起什么作用，也接受了有必要进行刺刀训练的观点，理由是它可以鼓励士兵多杀伤。J。富勒，“战争科学的基础”，《陆军季刊》，1卷（1920年10月—1921年1月），页94—95。
这样的观点不仅仅是一战时的昙花一现。在此后战事中也有类似的意见提出来。例见陆军M。阿默少校，《地方军成员及军士总体战训练方略》（伦敦，1942），页37及空军R。里德斯通少校，《带血的刺刀：白刃战全攻略》（奥尔德肖特，1942），页1—2。挥舞“冷钢”，才能让敌军心寒。“为骑射手准备的刺刀”，《陆军评论》，1卷（1913年7月），页85—86；“地方军指示号581943；杂记：战区纪事”，1943年，发给排长，页7，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199/872B；空军R。里德斯通少校，《带血的刺刀：白刃战全攻略》（奥尔德肖特，1942），页2；战争部，《1952年地方军训练》（伦敦，1952），页37。安德鲁·G。埃利奥特在给英国地方军编的一本小册子里更是一针见血：
碰上单个的德国兵，只要能拿刺刀或钝器搞定的，就不要用子弹。试想如果次日清晨敌人发现哨兵或侦察兵被肢解了躺在那儿，该是多大的打击。安德鲁·埃利奥特，《射杀：救命书》（伦敦，1941），页52。
1944年时，（英国本土军队总司令）富兰克林上将曾给全英训练部队的司令员作指示说刺刀进攻练习非常重要，它可以教会士兵“勇猛”和“短兵相接的勇气”。此外，他还把逃避训练的人贬为“只会学女生尖叫”。“本土军队训练：英国本土部队总司令（富兰克林上将）对全英训练部队司令员的讲话”，1944年12月7日，页3，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199/840。《喋血刀锋：肉搏战全攻略》（1942）一书建议不要把“小伙子”当作“姑娘”看待。空军R。里德斯通少校，《带血的刺刀：白刃战全攻略》（奥尔德肖特，1942），页Ⅶ。某越战老兵在回忆肉搏战训练时也说：“他们在向我们兜售能驱散恐惧的护身符呢。”威廉·梅里特，《河水回流的时候》（雅典，1989），页18。
军训心理学
部队新近有一批人在全力打造“能驱散恐惧的护身符”。前文已经提到，自然科学创设的（为人文科学所拒斥的）空寂、非人的战场，却从政治和逻辑上为一门“人类科学”提供了施展空间：这就是社会心理学。不管自然科学工作者怎么否认（通过使用行话或将战士相互隔离），前线的战士都很清楚，战争就是杀人。对他们来说，有着巨大杀伤力的武器不是没有人情味的工具，而是朝夕相处的伙伴。所以尽管自然科学家对士兵的情感体验视而不见，社会科学工作者却不敢怠慢，以他们的喜怒哀乐为自己的研究中心。他们希望向各级指挥官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即如果一名军官没有受过心理学的训练，无法消解军队机械化和千人一面带来的负面影响，他就是懂得再多枪炮射程和弹道方面的知识也没有用。“陆军训练营学员心理课程”，《心理学报》，15期（1918），页130。
行为学家劝说士兵杀人的作用少有史家提及，就是提到也只是轻描淡写、一带而过（比如放在“士气”的小标题下）。比如詹姆斯·德雷斯克尔、贝克特·奥姆斯特德，“心理学在部队：近时运用及未来趋势”，《美国心理学家》，44卷1期（1989年1月），页43—54就没有提及。但也有例外，如彼得·沃森的《心理战：心理学在战场的使用与误用》（伦敦，1978）。这不足为奇：因为其在他们职业发展史上不值得大书特书，而且作为一项技能也不是特别为市场看好。这些知识由军队转向民间的情况，见乔安娜·伯克，《肢解男性：男人的身体、英国和一次大战》（伦敦及芝加哥，1996）及C。卢提克，“心理学在战时和战后”，《诊察心理学刊》，8卷1期（1944年1—2月），页1。多数现代评论家想让我们相信，智力测验、人力调配以及人机效率的研究似乎占据了心理学家战时所有精力。摘要见詹姆斯·伯克，“莫里斯·詹诺维支及部队与社会关系社会学研究的开端”，《部队和社会》，19卷2期（1993年冬季），页167—185；约翰·卡森，“甲等军，高级军，在找智能军”，《ISIS》，84卷2期（1993年6月），页278—309；莫里斯·詹诺维支，“社会科学研究对美军的影响”，《部队和社会》，8卷4期（1982年夏季），页507—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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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社会科学家虽已将注意力从理论和应用研究转到如何鼓励“有效战斗行为”上来，其先辈则远没有这么忸怩。正如心理学家E。F。M。德宾和J。博尔比在其合著的《进取心和战争》中所说：“正如物理学家的职责是研究各种力的作用规则，如电流和引力，社会心理学家的责任是要描述和分析自古以来凡人都有的杀伤欲背后到底有什么心理因素在起作用”。E。德宾、J。博尔比，《进取心和战争》（伦敦，1939），页Ⅴ。审慎的心理学家或有和平主义倾向的人，当然可以找到远离刀光剑影的消灾所，在那里尽显自己的才华；可仍有不少战争贩子全身心地拥抱了所谓的军国事业。历史也证明，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是心理学家和其职业代言人向原先迟疑的官长进言，主动请缨要求撩拨民众参战热情的。D。罗兹，“心理学和武装部队”，《澳大利亚心理学报》，10卷1期（1958年6月），页43。
开始时，军方对平民介入持明显的矛盾和怀疑态度。见劳伦斯·拉迪恩，《驾驭军队：美国陆军的社会控制》（康涅狄格，1977），页142。他们担心平民会对“兵力部署加以可怕的影响”。A。沃克，《澳人在二战——五辑：医疗；卷一：临床问题》（堪培拉，1952），页672及705及陆军J。威舍特少校，“随军心理学家纪事——1943年1月至1944年1月，特别有关于前方的记载”，1944年1月23日，页1，收陆军少将欧内斯特·考维尔爵士，“书信文集”，（韦尔肯医史研究所）当代医学文献中心藏。心理学家的出现，告诉新兵该怎样勇猛作战，容易被老百姓误解，而且会造成军队内部的沮丧心理，其结果也同样让人害怕。例见詹姆斯·格瑞格爵士致爱德华·布里齐斯爵士信，1942年10月28日，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11972。在军官训练中插入太多的心理学内容会使培养出来的指挥官“懂学问，能打仗，可总也成不了将军”。陆军R。丘比斯少校，“一座军事艺术学院”，《澳大利亚陆军军报》，162期（1962年11月），页40。正规军的将领对心理学的预言功能也深表怀疑。
直到20世纪初的几十年，“人的因素”才得到了广泛认同；而此前，这方面的论述只有在文学中才能找到。比如一战前夕，陆军中校W。L。罗斯在《澳大利亚军报》上发表了一篇12页的文章，探讨战斗力的概念——不是借助相关学科，而是通过分析拉迪亚德·吉卜林、罗伯特·勃朗宁、乔治·艾略特、萧伯纳、约翰·罗斯金、乔治·梅瑞迪斯、托马斯·卡莱尔、威廉·德·摩根、亨利·纽博尔特、马修·阿诺德、“一位日本作家”和先知以西结等人的作品。陆军W。罗斯中校，“纪律和士气”，《澳大利亚军报》，5卷（1914年4月），页273—284。很可惜，这些作家说，人不是机器。而战斗是不可测的：懦夫可能有“狮子”般的勇敢，恶霸却会在战壕里发抖。陆军布莱尔·斯帕克斯上尉、陆军奥利弗·尼斯准将，“战机驾驶员的精神病检查”，《美国三军医疗杂志》，7卷6期（1956年6月），页811—812。其论点是：预报技术虽不完善，精神病学家仍不可或缺。一般的战士对上述研究成果不太感兴趣。他们中许多人倒愿意用生物学的神经冲动来解释：广为人知的进化论、本能学说，加上士兵在战场上会为某种能催发生命活力的兽欲所控制、因而无法自持的理论，要比过于文气的社会控制学说平淡无奇、了无生气的解释有吸引力得多。
尽管有各种抵触，到二战时，社会心理学早已把历史和文学踢了出去，占据了军事报章的相关讨论。认为可惜者有之，如陆军I。坎贝尔准将，“该不该研究军事史？”，《澳大利亚陆军训练备忘录》，49期（1947年6—7月），页49—51。他是澳大利亚陆军总部军事训练负责人。心理学进入军事领域并非一蹴而就，它始于20世纪最初十年，并曾受到富勒的很大影响，而他（我们在前面提到）对群体和本能心理学有着广泛的研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月里，富勒取得了一些成果，把对将官进行心理学培训写进了英国陆军条例的修正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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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元帅韦弗尔伯爵，《好兵》（伦敦，1948），页103：“训练和演习规章”1932年有修订。在这些年里，训练手册逐渐开始加进心理学方面的内容，陆军C。戴利中校，“部队士气的心理学分析”，《陆军季刊》，32卷（1936年4月），页60。但直到二战前，心理学仍未能在军队中谋得稳定的一席。这时，一些重量级人物像陆军元帅韦弗尔伯爵（在英国）和威廉·C。威斯特摩兰［1914—，美国陆军上将，曾任西点军校校长，越战中任美军司令，后任美国陆军参谋长——译注］（在美国）公开呼吁，要求增加对官兵的心理学培训和帮助。陆军元帅韦弗尔伯爵，《好兵》（伦敦，1948），页103—104，1933年训话及W。威斯特摩兰在美国军医协会第69次年会上的讲话，载“心理健康——指令的一方面”，《部队医务工作》（1963年3月），页211—213。另见诺曼·迈厄，《军事心理学》（纽约，1943），页ⅪⅩ及J。希梅尔德，《军事指挥建议：军官、准尉、军士操演要略》（悉尼，1941），页27。二战时，大量的心理学专家参与了战时的工作，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取代自然科学家成为美国全国科学研究委员会、研究信息中心等重量级研究机构的座上宾。唐纳德·马奎斯，“发动心理学家为战争服务”，《心理学刊》，41期（1944），页470。及至1919年，心理学家詹姆斯·安吉尔已取代天文学家G。海耳成为美国全国科学研究委员会主席；（其重要部门）研究信息中心主任罗伯特·耶吉茨也是位心理学家。欧美各国的军事心理学课程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媒体也推波助澜，大力介绍相关科研成果。许多心理学家承认，战争可以让他们“把科研和实际联系起来”，这对他们职业地位和前景非常重要。弗朗茨·萨默尔森曾这样理论，“一战智力测验及心理学的发展”，《行为科学史刊》，133期（1977），页276。正如刘易斯·M。特曼［1877—1956，美国心理学家，因有关智力测验和早慧儿童教育的研究而闻名，长期在斯坦福大学任教，首创“智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