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一职责是杀敌……说训练会使他们变得难以约束或“以开枪为乐”是站不住脚的。问题不在于让他们熄火，而是怎么让他们开枪，与某些步枪手的无精打采比起来，我倒宁愿他们热情过剩。陆军W。张伯伦上尉，“步兵实用训练”，《加拿大陆军军报》，4卷9期（1951年2月），页29。
换言之，战士们跌撞着步入战区，武器倒是有了，却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具备了实战不可或缺的“进取心”。厄文·蔡尔德，“士气：相关书目”，《心理学报》，38期（1941），页413。
这些有影响力的评论员倒是能引起人们对训练质量的关注，但更重要的是研究人员通过社会学方法得出的统计数据。二战期间，美国陆军上校S。L。A。马歇尔曾走访了太平洋中部战区和欧洲战区的400个步兵连，结果发现在一次完整的交火中，用步枪、卡宾枪、手榴弹、火箭筒、勃朗宁自动步枪或机枪向敌军或其阵地开火的士兵不超过15％。在他取样的这些战斗中，至少有八成的人是可以开枪的，而且几乎所有士兵（在某个时刻）都曾处在敌军射程内。而且，这些也不是“无关紧要”的战斗，每一场都关乎生死。况且只要“大致向敌人所在方位”开枪或者扔手雷就可以算作一次开火。即便把伤者、死者都算上，而且假定他们中主动开火的比例和生者一样高，“积极战斗人员”的比例也不会超过25％。战场上，最主动的要数那些使用重型武器的士兵，如勃朗宁自动步枪、喷火器、反坦克火箭筒等。地形、环境、经验、敌人种类及其火力是否精准等似乎都不能影响开火与不开火者间的比率，而且对训练有素、久经沙场的部队和其他部队间有何差别也无从区分。
马歇尔以发生在麦金岛上的一场战役（1943年11月攻占吉尔伯特群岛战斗的一部分）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在这场战役中，第165步兵团某营遭日军攻击。面对持刀的日本士兵，美军枪炮有半数被掀翻，阵前散兵坑中的美军有半数都牺牲了。幸好美军火力稍胜一筹，剩下的人才得以保存性命。战斗结束后，马歇尔采访了幸存者。即便把死者算上，没有坐以待毙而是绝地还击的也只有36人，而这些“勇士”中大部分又是使大家伙的。换言之，他们三五协作，用的武器也大多一样：要是机枪没子弹了就用步枪，再不济就换手榴弹。最让马歇尔不解的是，有的士兵已经发现了敌人，可就是不开枪；还有的人被围攻了，可就是不还击、自卫。更重要的，这帮被动挨打的都不是“愣头青”。战场经验惟一教给这帮军士的就是要“想尽办法增加火力”（这样就可以轮番上阵而用不着坚守阵地）——但战事一旦拉长，这样做无异于自杀。由此，马歇尔得出结论，最多有四分之一的人
会真刀实枪地干，其余的人除非本方占绝对优势或顶头上司时刻“监视”、要他增大火力，是不会开枪的。
第三部分：杀手养成杀手养成 4
尽管马歇尔实际采访的人没有他声称的多，而且受访士兵都否认曾被问到过开枪与否的问题，他的“数据”还是惊动了军方。军方既接受了马歇尔的结论，就不得不检讨训练中存在的问题。毕竟，这拨士兵按理不应是“懦夫”（他们呆在战场上不动是要被杀的，再说“消极作战人员”并不一定比他们积极的战友先开溜），他们只是不愿进攻罢了。陆军S。马歇尔上校，《人与火：未来战争指挥问题》（纽约，1947），页50，54—59及65。对马歇尔所用数据的评论，见唐纳德·格雷夫斯，“‘赤裸裸的事实一问即知’：二十世纪军事史家和战争叙事”，收戴维·查特兹、马尔克·米尔纳、J。威尔逊（编），《军事史和军人职业》（康涅狄格，1992），页49及罗杰·斯皮勒，“S。L。A。马歇尔统计出的开枪率”，《皇家整编军事学院院刊》，133期（1988年冬月）。马歇尔统计的失实直到1988年斯皮勒的文章发表才被揭露出来，但他的数据以后还是有人引用。很明显，这主要是因为统计数据和社会科学貌似权威，再有就是马歇尔惊人的结论，但还有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自己希望杀人没那么容易。
技术和人事
是什么导致他们不思进取呢？这个问题一个世纪来争论不休，但最重要的量纲无非有两个：一是技术，二是人事。有很多人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新式武器的使用消弭了早先保证士兵打仗的因素。一战前，曾有评论员坚持战争是艺术而不是科学，例见陆军W。罗斯中校的评论，“纪律和士气”，《澳大利亚军报》，5卷（1914年4月），页274。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毕竟1914年前英美澳三国的机动车数量都不多，只有少数几架飞机，没有坦克，没有远程轰炸机，也没有榴霰弹。但这种情况不久就有了改变。现在的部队已不能以紧密队形向敌军进发：远程武器已经把两军分开，战场成了地球上最寂寥的地方，而且实战中也不怎么防守了。其结果杰克·邓莱普有讨论，“心理学家和冷战”，《美国心理学家杂志》，10期（1955），页108—109及陆军J。莱格特上尉，“战争中人的因素”，《澳大利亚陆军军报》，183期（1964年8月），页24。没过多久，战场在物理学家和工程人员的设计下已渐趋工业化，这时“人事”的重要性是提升而不是降低了。评论见海军杰克·邓莱普中校，“人的调整以适应机器”，《陆军战斗部队军报》，5卷3期（1954），页2；陆军A。格林中校，“军界变革”，《澳大利亚陆军军报》，61期（1954年6月），页6—7；韦尔纳·兰代克，“社会学研究和国防体制”，《社会学和社会研究》，26卷2期（1941年11—12月），页103—104；陆军J。兰特里少校，“人力因素之于战争的影响”，《澳大利亚陆军军报》，107期（1958年4月），页6；陆军S。莱格少将，“当兵的、搞科研的或社会名流”，《澳大利亚陆军军报》，65期（1954年10月），页6；陆军J。莱格特上尉，“战争中人的因素”，《澳大利亚陆军军报》，183期（1964年8月），页24；马修·李奇微上将，“人——最重要的武器”，《澳大利亚陆军军报》，79期（1955年12月），页17；厄文·施米格尔，“社会学在陆军中的地位”，《社会学和社会学研究》，26卷6期（1942年7—8月），页503。
远程武器的使用被马歇尔指为士兵消极懈怠的主要原因。初战后的士兵，反复向他倾诉自己“没看见任何人”，而且发觉自己在“和幻影作战”时不免“心慌意乱”。训练中他们见识的都是“有血有肉的人，是人就会有破绽”——他们没料到会遇上一群“似乎不存在”的敌人，太诡异了。他们甚至害怕因在看不见的（很可能就是不存在的）敌人身上浪费弹药而挨骂。他们越是感到孤立无援，就越迷惘，而其英勇作战的可能性也就越小。陆军S。马歇尔上校，《人与火：未来战争指挥问题》（纽约，1947），页44—48。
第三部分：杀手养成杀手养成 5
积极性不高的另一个原因在人。一战打到一半，军官早已不是曾在英国桑赫斯特、美国西点或澳大利亚邓特鲁恩长期受训的“社会化武士”了，不能指望他们“即时做出正确决断”。陆军L。基格尔中将，《陆军师进攻训练》（伦敦，1916），页2。一般认为，英国的公学制度是造就训练有素、战斗力强的军官的佳壤。但截至1945年，英国陆军军官学校的学员只有三分之一是从公学毕业。这一数据是在1945年7—8月间招收的1218名合格军士的基础上统计得出的：陆军J。斯帕罗中校（辑），《士气》（伦敦，1949），页22。至于其他军种，问题就更严重了，因为他们大多对战场上的勇武态度暧昧。而且正规军与新加盟的民兵不太合得来，因为后者年龄要长些，受教育程度也高，而且与其原先战友相比，更多是来自中产阶层。随着所有人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一战时，只有9％的美国白人士兵读过中学或大学，到二战时这一数字已涨到41％：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适应部队生活，卷一》（普林斯顿，1949），页58。此外，第一章讲过，这些“新”兵头脑中的战争景象与实际相去甚远，也是个问题。士兵对于怎么杀敌，心中各有一套——而其想法与官方训练手册上推荐的应急做法又不一样。比如他们可能会把左轮手枪当棍子，来揍德国兵，而不会选择去抠扳机。G。布雷特，“回忆录”，页46，帝国战争博物馆藏。有的士兵一心就想着炸敌人，而没有先把人射伤，由于这一疏忽，自己也有了性命之忧。N。迈基，“武器和靶子”，《陆军季刊》，33卷（1937年1月），页313。为了避免弄得到处是血让人看了恶心，他们还多愿把敌人勒死，而不是开枪。K。加里，“法国致母书”，1916年1月，页25，帝国战争博物馆藏。要他们“恨”敌人，他们还真恨不起来。见第5章。关键在于，他们是此前是平民，当兵也就这么一阵。英国陆军元帅韦弗尔伯爵1945年讲得好：“早先的兵那叫精干，现在的兵欠练。”陆军战地元帅韦弗尔伯爵，“好兵”，《好兵》（伦敦，1948），页43，最初发表于《泰晤士报周日刊》，1945年8月19日。传统的负面刺激（像惩罚、恐吓）也不管用了，这些人来当兵本来就老大不愿意，把他开除他当是好事，而且比起上阵几乎必死无疑，倒宁愿在大牢里呆着。日益机警的国内民众倒也赞同这种想法，而且有的战争是打着民主、自由的名义，这时为提高战斗力可以采取的激励措施就更受限制了。
当然，军方尽可以不顾新一代士兵的那许多敏感，强迫那些怠工的士兵按要求行事。很多时候，军方也确是这么做的。在第五章，我们将看到一些特别野蛮的“仇恨训练”法。新兵的基本训练就足够恐怖，哪怕在强征兵看来也是。其中最严的要数美国海军陆战队了，这方面的例子，见克里斯琴·艾皮，《工人阶级的战争：美国士兵在越南》（教堂山，1993），页98；乔治·巴克，其访谈收格伦·爱德华滋，《越南：心中的战争》（南澳大利亚州，1992），页45；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8—10；R。艾森哈特，“小姑娘，这你不该容忍：现代战斗训练隐藏的心理事项探讨”，《社会问题杂志》，31卷4期（1975），页13—23；J。汉森、A。欧文、迈克尔·麦登，《相似处：士兵见闻及现代战争口述实录》（纽约，1992），页44—45。但即使在其他部队，动粗也大是家常便饭。所有这些训练的基本过程都一样：就是先把新兵弄垮，然后再把他们塑造成合格的士兵。其基本原则包括非个人化、统一着装、限制隐私、强制交往、紧缩日程、剥夺睡眠、重新编队、心理迷向、任意裁断和严刑峻法。描写最详细的，见彼德·布恩，“新兵基本训练中的心理社会学现象”，《精神病学》，30卷2期（1967年5月），页187—196；唐纳德·邓肯，《新兵团》（伦敦，1967），页97—98；阿瑟·菲迪希、莫里斯·施泰因，“部队生活中的认同涣散”，收施泰因、菲迪希、戴维·怀特（编），《认同和焦虑：大众社会中的个体存活》（伊利诺伊，1960），页493—506。有些训练方法要求士兵拷问犯人，其残暴程度是差不多的：施暴层级可能略有不同，但性质是完全一样的。性质一样（层级不同）的描述，见米克·海瑞特斯法特罗斯，“逼供：屈打成招一例”，《应用社会心理学报》，18卷13期（1988），页1107—1120及厄文·斯陶布，“拷问及其施行者的心理学和文化研究”，收彼德·苏德菲尔德（编），《心理学与严刑逼供》（纽约，1990），页49—76。第六章的中心人物美国陆军中尉威廉·卡利曾参与了美军在美莱［越南一村庄，1968年5月美军曾在这里屠杀平民500人，事发后曾以对游击队的大捷掩盖，一年后真相终于暴露，引起美国公众愤怒，加速了美军从越南的撤出——译注］的大屠杀，他是这样描述（佐治亚州）本宁要塞的军官学校是怎么训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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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觉得，有件事我们在那儿学了20年，其实不对。那就是杀人，是一身短袖圆领运动衫、宽松运动短裤打扮的陆军中士教给我们的。我们围坐在一起，他就踢我们的肾：真的，差几公分就要人命了。那太可怕了：一人一脚，谁都无法幸免，我就想，这下完了。死定了。他是真踢，一点不含糊，要不就使招空手道，把人砰的一声掀翻在地：紧接着就教我们下一步怎么做。一脚踩下去，就在两眼正中：当然，下手都有分寸，看着就要把鼻子踩到脑袋里似的。再就是踹心口：胸腔那一块，要把碎骨压到肺里去。最后一脚踩心脏，直到把它碾碎。陆军威廉·卡利中尉，《尸数》（伦敦，1971），页27。
类似的技术不止越战时美军在用。早在1919年，列兵史蒂芬·格雷厄姆在英国陆军受训时就抱怨过，那简直是场噩梦，“无休止的羞辱，脏话连天”，目的就是要把人贬为物，“直至每个人都百分之百的听话”。他还说：
被人揍；威胁你；给你取外号；叫你在班里人面前自己练自己，让你出丑，做累人的动作，班里其他人都可以不做了，就你一人得做下去；被人往耳朵里吐唾沫；让人架着从阅兵场这头走到那头；被军官污蔑，刚要为开口讨公道又被喝令闭嘴——所有这些都在消磨你的尊严，让你觉得自己渺小，甚至不过是当炮灰的料。
他还记得训练要求用手拍枪，直到拍出血来，作为训练人心狠手辣的一种手段。史蒂芬·格雷厄姆，《近卫团的列兵》（伦敦，1919），页25及58。教官的一般态度可从澳军一次关于刺刀训练的讲座中看出来。在这份“盟军地面部队太平洋西南海域训练方略五”（1943）的材料中，教官们不得不强调
新法完全建立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