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颉利一口气跑到了阴山以北的碛口（今内蒙古四子王旗西北），没有力气再往前跑，只好暂时在此设立牙帐。惊魂甫定，颉利急忙派遣心腹执失思力前往长安，向唐太宗李世民谢罪，愿意举国投降，并承诺由颉利可汗亲自入朝。
李世民很清楚，这只是颉利的缓兵之计，此时如果不乘胜将东突厥一举击溃，颉利就会逃亡漠北，日后也必定会死灰复燃，卷土重来。
于是李世民一边命鸿胪卿唐俭前去与颉利谈判，实际上是稳住他；一边密令李靖继续进兵，不让颉利有丝毫喘息之机。
李靖与李世积会师之后，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商讨下一步的作战方案。
他们很快就得出了一致结论：“颉利虽然兵败，但残部仍有数万之众。如果他们穿越大漠，与漠北的铁勒九姓会合，到时路途遥远，又为大漠所阻，唐军势必无法深入追击。现在唐朝特使唐俭正在碛口与颉利谈判，突厥人肯定会放松警戒。如果我们出动一万名精锐骑兵，携带二十日口粮，从白道出发，奇袭突厥牙帐，必然可以生擒颉利。”
副帅张公谨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皇上已经下诏接受了突厥人的投降，特使唐俭仍在突厥大营中，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发动攻击？”
李靖斩钉截铁地答道：“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机不可失。当年韩信大破齐国，便是抓住了战机。如果能以此一战击破突厥，唐俭之辈何足惜哉？”
这就是名将之所以是名将的一个重要原因。
他不但要比普通将领更有谋略、更有胆识、更有决断力，而且绝对要比普通将领更为冷酷无情。
在李靖看来，牺牲一颗唐俭的人头，换取对突战争的最终胜利，这绝对值得。
是日深夜，李靖率部先行，李世积随后跟进。大军进入阴山，遇到东突厥的殿后部队一千余帐，唐军不费吹灰之力便将其悉数擒获。李靖命这些人当向导，大军继续向纵深挺进。
东突厥的丧钟已经敲响，可颉利可汗依旧没有听见。
他再次犯了麻痹轻敌的大错。
当唐朝特使唐俭一行来到碛口时，颉利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
他一阵窃喜，同时暗暗打定了主意——权且跟唐朝虚与委蛇，诈降称臣，伺机返回漠北，养精蓄锐，等到来年秋高马肥之时，再南下报仇。以牙还牙，以血还血。
颉利的如意算盘打得哗哗响。
可令人遗憾的是，他这辈子再也没这机会了。此时，唐军前锋苏定方率领的二百轻骑，已经在大雾的掩护下悄悄逼近了突厥大营。
直到唐军摸到了距离颉利大帐只有七里地的时候，突厥哨兵才侦察到敌情，慌忙发出了警报。
可是，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颉利根本来不及组织有效的抵抗，只好再一次脚底抹油，骑上早已准备好的一匹千里马，带着骑兵一万余人继续向漠北逃亡。
李靖大军杀入突厥军营后，与其说是在进行一场战斗，不如说是在实施一次大规模屠宰。
因为颉利一溜，突厥部众彻底丧失斗志，人人争相逃命，只能任唐军宰割。
片刻之间，一万多颗突厥人的脑袋就被砍了下来，剩下的十几万男女全部投降。唐军擒获各种牲畜数十万头。同时，东突厥历任可汗的夫人、隋朝的义成公主也被斩于乱兵之中（按照突厥“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风俗，义成公主曾先后成为启民可汗、始毕可汗、处罗可汗、颉利可汗父子四人的妻子，在东突厥整整生活了三十年），其子阿史那叠罗施被唐军俘虏。
特使唐俭趁乱逃出，捡了一条命。
就在李靖进攻突厥大营之际，李世积故伎重施，火速北进截断了颉利向北逃窜的退路。颉利麾下的几大酋长纷纷率部向李世积投降，唐军共俘获五万余人。
面对唐军给他布下的天罗地网，颉利可汗傻眼了。
前无去路，后有追兵；数十万部众死的死、降的降；短短几天之间，他就从一个堂堂的可汗变成了一无所有的丧家之犬，眼下甚至濒临灭亡的边缘。
流亡漠北、重整旗鼓已经变得不可能了，颉利现在唯一焦虑的只是——如何保住自己的性命。
近乎绝望之下，颉利想起了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他的叔父阿史那苏尼失。
苏尼失是启民可汗的弟弟，管辖部落五万家，牙帐位于灵州（今宁夏宁武市）西北。在颉利国势日衰、众叛亲离的这几年，苏尼失是少数忠于他的人之一。突利亡奔唐朝后，颉利就把小可汗的位子给了苏尼失，算是对他一腔忠诚的报答。此时此刻，颉利唯一可以信任的人只有他了。
思虑及此，颉利迅速掉转马头，带着少数亲兵往灵州方向奔去。
莽莽的黄尘中，颉利落荒而去的背影仿佛一只断翅的苍鹰，充满了孤独、恐惧和无望。
此次出征，唐朝大获全胜，斩杀突厥骑兵数万人，收降部众数十万人。北起阴山、南抵大漠的广袤土地，全部落入大唐帝国的掌控之中。
二月十八日，李靖大破东突厥的捷报传至长安，李世民感到无比地自豪和喜悦，当即下诏大赦天下。
经过四年的忍辱负重和养精蓄锐，唐帝国终于一举平定了东突厥，洗雪了当年的称臣之辱和渭水之耻。自北朝以来数百年间一直对中原王朝构成强大威胁的边患，至此也宣告终结。
贞观四年三月三日，大唐帝国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刻。
四方各部族的酋长和首领纷纷来到长安，齐集在太极宫前，共同向唐太宗李世民敬献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尊号——天可汗。
李世民说：“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资治通鉴》卷一九三）这一刻，文武百官和四夷君长皆山呼万岁。自此，唐太宗李世民对四夷君长颁发诏书时，一律自称“天可汗”。
一个彪炳千秋、光芒万丈的天可汗时代从此拉开序幕。
天可汗不仅是一种尊严和权力的象征，更是一种实质性的国际政治体系。这个体系的确立，意味着唐太宗李世民不仅是大唐皇帝，更成为四夷诸番共尊的万王之王；同时也意味着大唐帝国从此取得了国际联盟的首脑地位，不但是维护国际秩序的主导力量，也是处理国际争端的唯一仲裁者。
唐太宗以大唐天子身份“下行可汗事”，其成员国既保持原有的制度，又可以接受唐帝国任命，出任大唐官员。日本学者谷川道雄称其为“胡、汉二元体制”，陈寅恪先生称其为“胡、汉分治”，也有一些当代学者称之为“双轨政制”或“一国两制”。
唐朝的天可汗制度，可以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国际性质的组织和制度。四夷诸番自愿结成联盟，共推大唐天子为联盟首脑，以唐帝国的国力和声威作为一种稳定国际秩序、维护国际和平的力量。在唐帝国的主导下，体系内全体成员有权利和义务对破坏和平的成员国实施制裁。唐帝国也有权力和义务保障各国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维护各国独立，仲裁国际争端。各成员国必须绝对服从天可汗；各国嗣君即位，必由天可汗下诏册封；各国军队必须统一接受天可汗的征调，可以联合起来，对破坏和平的成员国发动制裁性的战争，必要时也要接受征调到中国平叛。
在这种以天可汗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和战略格局之下，唐帝国可以利用各成员国之间的相互制衡维护自身的国家安全，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防务开支和战争成本；而广大的成员国则能享有一种和平共处的国际环境，尤其对于那些弱小的国家而言，更能在相当程度上避免受到强大邻国的侵略。所以，这种天可汗体系既有现代国际安全组织的性质，又有类似于今天联合国的作用。
如果没有一种强大的国力为依托、没有一个强盛的文明为背景，唐太宗李世民绝不可能成为号令四方的天下共主，而大唐帝国也绝不可能在公元7世纪初就创造出如此震撼人心的历史功绩。
后世史家对此也做出了很高的评价：“唐之德大矣！际天所覆，悉臣而属之；薄海内外，无不州县，遂尊天子曰‘天可汗’。三王以来，未有以过之。至荒区君长，待唐玺纛乃能国；一为不宾，随辄夷缚……”（《新唐书·北狄列传》）
颉利狼狈投奔苏尼失之后，虽然已经是一个输得精光的赌徒，可他心里依旧残存着一丝翻本的希望。
因为苏尼失麾下仍有五万帐的部众，其中作战部队绝对不少于五万人。此外，另一个心腹将领阿史那思结麾下也还有四万铁骑。
颉利想，凭着这些筹码，自己完全有可能东山再起。
然而，无情的现实很快就粉碎了颉利残存的希望——三月五日，东突厥最后一支劲旅阿史那思结率部投降了唐朝。
消息传来，颉利目瞪口呆，如遭电击。
在这种树倒猢狲散的时刻，颉利心里顿时产生了一个更大的怀疑和恐惧——苏尼失会不会把自己卖了？
东突厥老老少少、大大小小的人都降了，他苏尼失能忠贞不渝，誓与可汗共存亡吗？
这种可能性太小了。
在此刻的颉利看来，眼下整个东突厥已经没有一个人值得他信任了。与其坐在这里束手就擒，还不如继续逃亡，投奔吐谷浑。
现在任何异族人都比本族人更让颉利感到放心。
就在颉利准备再度逃亡的同时，唐大同道行军总管李道宗的军队已经向苏尼失的大营迅速逼近。李道宗还先行遣使警告苏尼失，让他即刻逮捕颉利，向唐朝投降。
疑心满腹的颉利嗅出了危险的气息，随即不辞而别，带着几个亲信连夜出逃，进入人迹罕至的荒山野岭中，抄小路往吐谷浑方向狂奔。
接到李道宗的信后，苏尼失大为忧惧。尽管他很不情愿背叛颉利，可眼下的东突厥就快死翘翘了。大厦将倾，独木难支；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假如不按李道宗说的办，他苏尼失只能陪着颉利一块完蛋。
现在颉利从他的眼皮底下溜了，唐军一定会认为是他故意放跑的，这份罪责他无论如何也承担不起。思虑及此，苏尼失不得不痛下决心，火速派人进入山区追捕，最后硬是把颉利给抓了回来。
贞观四年三月十五日，唐大同道副总管张宝相率部进抵苏尼失大营，苏尼失连忙把五花大绑的颉利交了出去，随后率麾下的五万帐全部降唐。
至此，“漠南之地遂空”，唐朝平定东突厥的战争终于画上圆满的句号。
东突厥亡国后，其残余部众一部分归降薛延陀，一部分投奔西突厥，另有十万余人归附唐朝。太宗李世民在广泛听取群臣的意见后，采纳了中书令温彦博“全其部落，顺其土俗，授以生业，教之礼义”的意见，将突厥降众安置于东起幽州、西至灵州的各个州县内，希望以中华礼仪之邦的文明力量，逐步将其同化。
原东突厥的疆域，颉利辖境被分置为六个州，设立定襄都督府与云中都督府；突利辖境分置为顺、佑、化、长四州。
颉利被擒至长安后，李世民先是把他的家人和他一起软禁在太仆寺。颉利终日抑郁寡欢，与家人悲歌而泣。李世民遂安排他出任虢州刺史，因为其地“多獐鹿”，可以让他纵情打猎。但颉利辞谢，李世民只好授予他右卫大将军之职，并赐以田宅。
对于一个自即位之后便屡屡侵犯唐朝的亡国之君来说，李世民的做法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了。贞观八年（公元634年），颉利在无尽的悔恨和哀伤中郁郁而终。李世民命其族人以突厥礼仪葬之，赠其“归义王”，谥号“荒”。
对于东突厥的突利小可汗及一干降将，李世民更是展示出了一个天可汗的非凡气度和博大胸襟。他说：“凡有功于我者，必不能忘；有恶于我者，终亦不记！”（《旧唐书·突厥传》）
突利先是被封为北平郡王、右卫大将军，后又出任顺州都督；苏尼失封怀德郡王；阿史那思摩封怀化郡王、右武侯大将军，后出任北开州都督，统领颉利旧部。其他突厥降将官居五品以上者共有一百余人，占朝廷高阶官员的一半；原东突厥的贵族政要进入长安定居的将近一万家。
【高原之战：平定吐谷浑】
在唐朝与西域诸国之间，有一条地形狭长的交通要道，称为河西走廊。从长安往西北方向出发，经过河西走廊，出玉门关，可到达西域；再穿过西域，可直抵中亚、西亚诸国，甚至远抵欧洲大陆。
这条贯穿欧亚大陆的重要交通线和贸易通道，就是着名的“丝绸之路”。
而吐谷浑汗国就位于河西走廊的南侧，扼守着丝绸之路的咽喉。
很显然，吐谷浑与唐朝的双边关系如果良好，就能保障这条贸易生命线的安全与畅通。
不过可惜的是，从李世民上台执政起，双方的关系就一直显得不太良好。尽管太宗李世民努力与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可吐谷浑却屡屡入寇河西走廊，严重威胁着唐朝边境与丝绸之路的安全。
吐谷浑是鲜卑族慕容部的一支，西晋末年从东北的白山黑水迁徙至水草丰沃的青海、甘肃一带，“有地数千里”。6世纪中叶，其王慕容夸吕自立为可汗，建都伏俟城（今青海湖西岸布哈河河口）。隋末唐初，慕容伏允在位，曾一度被隋炀帝杨广击败，逃奔党项。大业末年，趁中原战乱之际，慕容伏允收复失地，重建其国。其长子慕容顺曾入隋为人质，唐朝建立之后，高祖李渊以送还慕容顺为条件，与吐谷浑相约共击河西李轨。平定李轨后，李渊履约将慕容顺遣送回国。
贞观初年，慕容伏允年事已高，遂将朝政大权委于宰相天柱王，对其言听计从。天柱王是一个鹰派人物，倾向于对外扩张。在他的影响下，吐谷浑采取了阳奉阴违的做法，表面上经常遣使朝贡，背地里又频频入侵唐朝的西北边境，曾先后纵兵大掠兰州、鄯州（今青海乐都县）、廓州（今青海化隆县西）等地。
贞观八年（公元634年）五月，吐谷浑又一次故伎重演，一边“遣使入贡”，一边又“大掠鄯州而去”（《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唐太宗李世民终于忍无可忍，遣使对慕容伏允大加责备，并命他亲自到长安朝见。
慕容伏允谎称有病，拒绝入朝；同时又为其子尊王请婚，要求迎娶唐朝公主。
吐谷浑的这种做法看上去好像颇为自相矛盾，不可理喻，其实也不难理解——他们这么做，无非是一方面想多劫掠一些财帛，捞一些实惠，一方面又不想与唐朝彻底决裂，怕唐朝大动干戈，所以才会屡屡玩这种既当强盗又抛媚眼的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