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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晏掌管财政之前，李唐朝廷每年的财政收入只有四百万缗，刘晏上任后，一年的财政收入就高达一千余万缗。“后来言财利者皆莫能及之”。（《资治通鉴》卷二二六）
如果没有刘晏，从肃宗时代起便已千疮百孔的帝国财政也许早就轰然崩溃了。换言之，假如没有微观层面上点点滴滴的改善和集腋成裘的积累，杨炎后来创设的两税法就没有了施行的基础和成功的条件，最多也只能是个画饼充饥的东西。
因此，像刘晏这种“任事十余年，权势之重，邻于宰相”的人，随时都有可能一步跨到相位上来，分享杨炎的权力。
面对如此强势的威胁，杨炎不能不感到极大的忧虑和恐慌。
所以，就算不提当年那笔旧账，杨炎也必须对刘晏下手。
就在两税法颁布的几天后，德宗召两位宰相议事。杨炎奏事完毕，忽然涕泗横流地对德宗说：“陛下可知道，刘晏此人，很早就与黎干、刘忠翼同谋，臣身为宰相，没有尽到讨逆之责，罪当万死啊！”
客观地说，杨炎指控刘晏与黎、刘二人同谋，并不能算是诬告。因为京城早有传言，说当年黎干和刘忠翼怂恿代宗立独孤贵妃为皇后之事，刘晏也曾参与其中。至于这个传言是否属实，那就没人知道了。
对此传言，德宗实际上也早有耳闻，只是当朝宰相如此煞有其事地向他提出来，这还是第一次。
德宗没有说话，脸上是一种若有所思的表情。
这时候，崔佑甫发话了。他说：“像这种暧昧不明的传言，不可随便采信，况且陛下刚刚颁布了大赦令（朝廷于正月初一改元，同时大赦天下），更不应该追究这种风言风语。”
杨炎一看皇帝的脸色，又听了崔佑甫的话，知道凭这则谣言八成是搞不定刘晏的，随即转移方向，说：“尚书省及其六部，是国家的政治中枢，这些年来增设了很多使职，大大分割了尚书省的行政权力，臣建议最好是裁撤诸使，恢复旧制。”
裁撤诸使，首当其冲者当然就是刘晏。
对德宗来说，关于刘晏参与阴谋的传言是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所以，仅凭传言将刘晏定罪固然不妥，但完全不理会谣言似乎又让人不太放心。毕竟这则谣言传得这么凶，不会纯属空穴来风。德宗想来想去，觉得最妥当的处理方式还是像杨炎暗示的那样——可以不杀，但不能不贬。
这一年正月底，德宗下诏，宣布自即日起，将国家财税的管辖权（天下钱谷）收归户部的财务司（金部）和粮食司（仓部），同时罢免刘晏兼任的转运、租庸、青苗、盐铁等使。
二月，杨炎又怂恿德宗将刘晏贬出朝廷，理由是刘晏不久前呈上的一道奏章中有许多虚假不实之词，隐然有欺君之嫌。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德宗最害怕的事情就是大臣对他的欺瞒，而杨炎的话则一下子触痛了这根敏感神经。于是德宗不分青红皂白，马上将刘晏贬为忠州（今四川忠县）刺史。
事情到这里并没有结束。
因为杨炎的目的绝不仅仅是将刘晏贬官，而是将他置于死地！
这年六月，宰相崔佑甫病逝。杨炎顿时心中窃喜。因为崔佑甫一死，就再也没人替刘晏说话了。
不久，杨炎就暗中授意自己的死党、时任荆南节度使的庾准上疏指控刘晏，说他自从被贬到忠州后就满腹牢骚，经常埋怨天子，而且还与附近藩镇暗通款曲，此外又在本州大肆招兵买马，颇有起兵反抗朝廷的迹象。
庾准是刘晏的顶头上司，德宗很容易就采信了他的控辞，加上杨炎又在他耳边拼命煽风点火，德宗遂痛下决心，于这年七月派遣宦官前往忠州，秘密将刘晏缢杀，并将其妻儿老小全部流放岭南。事后，为了掩人耳目，杨炎又建议德宗发布了一道赐刘晏自尽的诏书。
然而，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杨炎疯狂复仇的行径还是被天下人看在了眼里。
刘晏无辜被诛后，朝野舆论一片哗然，纷纷替他鸣冤叫屈。
最先作出反应的是淄青节度使李正己。
去年，他卑躬屈膝地向朝廷献钱三十万缗，不料却热脸贴上了冷屁股，心里一直愤愤不平，总想找机会出出这口恶气。如今，朝廷在刘晏这件事上做得这么不地道，李正己当然要挺身而出，充当一回路见不平一声吼的正义之士了。
他旋即上疏德宗，对朝廷的做法提出了严正的抗议和强烈的谴责，同时要求德宗公布事实真相，严惩杀人凶手。
对李正己这一声吼，德宗置若罔闻，可做贼心虚的杨炎却吓得差点尿了裤子。
这就好比某梁上君子夜入暗室，盗得宝贝在手，转身欲走之际，忽然灯火大亮，满屋子站满了围观群众，这贼不活活吓死才怪。
杨炎自以为整死一个刘晏，不关别人鸟事，没想到却一下子触犯了众怒。
怪只怪他太低估刘晏的影响力了——这些年刘晏兢兢业业为国理财，其成绩实在引人注目，所以积累了相当高的威望。
现在，朝野舆论的矛头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杨炎，不管他走到哪里都有人在背后戳脊梁骨，这滋味实在是不太好受。
怎么办？
事情都做下了，人也已经杀了，难不成叫杨炎公开忏悔主动辞官，或者挥刀自刎以谢天下？
不，这是不可能的。
唯一推卸责任的办法，就是找个人来背这口黑锅。
但是，人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杨炎情急之下抓来消灾避祸的这块挡箭牌，居然是当今圣上李适！
建中二年（公元781年）二月，为了转移舆论的矛头，杨炎派遣了一批心腹前往各地，向诸镇的头头脑脑们解释说：“刘晏之所以获罪被诛，完全是因为他当年依附奸臣、谋立独孤氏为后的结果，皇上对他深恶痛绝，才会把他除掉，实在没有别的原因。”毫无疑问，杨炎在这里犯了一个低级错误，一个绝对不可饶恕的错误！
普天之下，他找谁来背这口黑锅都没问题，可他偏偏脑子进水，把皇帝拉出来挡枪子儿，这不是在找死吗？
马上就有人向德宗密奏，说：“炎遣五使往诸镇者，恐天下以杀刘晏之罪归己，推过于上耳。”（《旧唐书·杨炎传》）杨炎之所以派遣五路使者前往诸镇，就是担心天下人把杀刘晏的罪名归到他头上，所以才把罪过全推给了皇上。
这下麻烦大了。
德宗刚开始还不太相信，赶紧派宦官到淄青找李正己求证，结果很遗憾——反馈回来的消息和密奏内容一模一样。
德宗李适勃然大怒。
自古以来，只有皇帝抓人来当替罪羊，哪有臣子抓皇帝来当挡箭牌的？这该死的杨炎真是活腻了！
皇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从这一刻开始，德宗就已经下定了除掉杨炎的决心。只是由于这一年春，河北诸镇因继承人问题屡屡跟朝廷叫板，德宗分身乏术，才不得不暂时搁置了这件事。
虽然暂时还留着杨炎，但必须马上找一个人来制约他的权力。
德宗随后找到的这个人，就是中唐时期赫赫有名的奸相——卢杞。
建中二年二月六日，德宗改任杨炎为中书侍郎，同时任命卢杞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从此，德宗日渐倚重卢杞，基本上把杨炎给冷冻了。
此时的德宗当然不会知道，重用卢杞将成为他帝王生涯中最大的一道分水岭。
——在过去的两年中，德宗李适凭借自己盛年即位的一腔热情赢得了一个漂亮的开局，但是自从卢杞上台以后，那些令人鼓舞、令人欣慰的大好局面就一去不复返了，取而代之的，将是一连串令他刻骨铭心的痛苦和失败。
【杨炎之死】
说起这个卢杞，还是颇有些来头的。
他的祖父就是开元初年与姚崇搭档的宰相卢怀慎，一生清廉，家无余财，据说死后连个棺材都买不起；他父亲卢奕也官至御史中丞，在东都任职，安禄山叛军攻入洛阳时，其他官吏纷纷逃跑，唯独卢奕坚守岗位，遂被叛军所杀。
由于父祖两代皆有令名，卢杞便凭借门荫（唐朝给予功臣后代的一种政治待遇，不经科举考试便可授予官职）直接入仕，历任监察御史、刑部员外郎、忠州刺史、虢州刺史等职，建中元年擢任御史中丞。
据说，卢杞此人有一个非常着名的特点，就是长得奇丑无比——“貌陋而色如蓝，人皆鬼视之。”（《旧唐书·卢杞传》）
世界上有黄、白、黑、棕四色人种，唯独没听说过还有蓝色人种，可卢大人偏偏就是蓝色的，怪不得人家都把他当成鬼。
关于卢杞大人的容貌，在长安坊间还流传着一则逸闻：说是郭子仪晚年接待客人时，姬妾侍女总是环绕在侧，有一次听说卢杞来访，郭子仪赶紧将侍妾全部屏退。卢杞走后，家人问他何故如此，郭子仪苦笑着说：“卢杞貌陋而心险，我是怕妇道人家一见卢杞尊容，忍不住非议讪笑。日后此人若是得势，郭氏岂能逃过灭顶之灾？”
这则逸闻起码可以说明三件事：一，卢杞的容貌的确已经丑到撼人心魄的地步；二，郭子仪的谨小慎微实在是无人能及；三，郭子仪阅人无数，他认定卢杞不仅貌丑，而且必定是一个心性阴险、睚眦必报之人。后来的事实证明，郭子仪的判断是对的。
其实，长得丑并不是卢杞的错，但是心地阴险就肯定是他的不对了。德宗派了这么一个既貌丑又心险的人来跟杨炎搭档，杨炎的日子当然不会好过。
自从卢杞来到政事堂上班，杨炎就不得不和他一块办公，而且每天还要和他面对面共进午餐，于是杨炎便时常有恶心欲吐之感。后来，每到中午用餐时，杨炎总是借口身体不适，跑到别的地方吃饭，才算解决了食欲不振、吃不下饭的问题。
卢杞一看杨炎连吃饭都躲着他，气得一张蓝脸都变绿了。
为了给杨炎一点颜色瞧瞧，同时树立自己的权威，卢杞入相不久，就借故炒了一个中书主书的鱿鱼。要知道，中书主书可是杨炎的部下，卢杞这么干，摆明了就是要挑衅滋事。杨炎气得在背后直跺脚：“主书是我的人，有什么过错我自会管教，哪轮得到你这个丑八怪来狗拿耗子？”
不过气归气，此时的杨炎也知道自己已经失势、风光不再了，所以除了跺跺脚、骂骂娘之外，实在也没别的办法。
建中二年六月，山南东道（治所襄阳，今湖北襄樊市）节度使梁崇义一再违抗天子诏命，大有割据反叛之势，德宗遂命淮宁（原淮西，治所蔡州，今河南汝南县）节度使李希烈率诸道兵马讨伐。可是，杨炎却力劝德宗不要任用李希烈。他说：“李希烈是李忠臣的养子，深受李忠臣宠信，而李希烈却恩将仇报，驱逐李忠臣，夺其权位。此人狠戾无情，身无寸功之时尚且如此嚣张不法，一旦讨平梁崇义，朝廷何以制之？”
应该说，杨炎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可德宗正对李希烈寄予厚望，根本听不进他的话。杨炎一再坚持，令德宗大为恼怒。
七月，因淮宁地区阴雨连绵，故李希烈迟迟没有出兵。生性多疑的德宗不免七想八想，卢杞趁机向德宗密奏，说：“李希烈之所以迁延逗留，正是因为对杨炎不满。陛下何必为了顾惜杨炎而坏了国家大事？依臣之见，不如暂时罢免杨炎，让李希烈高兴一下，等到平定梁崇义后，再恢复杨炎的职务也无妨啊。”
德宗颇以为然，遂罢免杨炎的宰相职务，改任左仆射（自玄宗时代起，尚书省的左、右仆射已经变成没有实权的虚职），同时在卢杞的举荐下，擢升前永平节度使张镒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稍后，卢杞又提拔了一个叫严郢的人担任御史大夫。毫无疑问，张镒和严郢都是卢杞的死党。随着卢杞一党全面把持朝政，杨炎的末日就到了。
这年八月，李希烈轻而易举地讨平了梁崇义。与此同时，卢杞也展开了对杨炎的绞杀行动。
卢杞是从杨炎的儿子杨弘业身上入手的。
按照“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官场铁律，老子贵为首席宰相，儿子通常不会是什么好鸟。这位杨公子就仗着他老爸的权势，干了一大堆贪赃枉法、受贿请托的事情。严郢被卢杞提拔为御史大夫不久，就在其授意下对杨弘业实施了立案审查。
杨公子被纪检部门“双规”后，吓得六神无主，不但把他自己干过的丑事儿一股脑儿全都抖了出来，而且还把他老爸不久前刚做的一件事也坦白交代了。
这件事的关键词是：家庙。
所谓家庙，就是宗族祠堂。在古代，凡是混得有头有脸的人都很重视宗族祠堂的建设，因为它不仅可以光宗耀祖，还能借此彰显自己的身份、地位和权势。所以，普通人盖家庙也就是一间两间，达官贵人一盖可就是一大片了。杨炎贵为首席宰相，他的家庙当然更要盖得傲视群雄，不仅要占地广阔、富丽堂皇，还必须建在一块风水宝地上。
杨炎物色的这块风水宝地，位于长安城东南角的曲江江畔。这里花红柳绿，景色宜人，在长安城里绝对算得上是一等一的宝地，因此，土地的价格自然就不会便宜了。
为了筹足资金搞到这块地，杨炎决定卖掉他在东都的一座宅子。
照理说，不管是卖宅子还是盖家庙，都是杨炎的私事，只要他不强买强卖、仗势欺人，也就没什么问题。但是，杨炎还是在这件事上出了问题，而且是大问题。
首先，杨炎并不是把东都的宅子卖给私人，而是卖给了公家。
为什么要卖给公家？
这里头当然就有猫腻了。当时，在东都洛阳说话算数的是河南尹赵惠伯，此人是杨炎的心腹。杨炎就建议他动用公款购买这座宅子，至于公家买这个宅子能干什么用，那就不在杨炎的考虑范围之内了。
杨炎关心的，只是价格。
当然，赵惠伯没有让杨炎失望，很快就用了一个让杨炎很舒服的价格购买了宅子。
后来，从杨公子的口供中，御史大夫严郢查明，这座宅子的成交价比当时的市场价高出非常多。
这回好了，围绕着家庙问题，杨炎的第一桩罪行浮出水面了。严郢立刻上奏卢杞。卢杞随即找来最高法院院长（大理寺卿）田晋，问他杨炎该当何罪。田晋答：“依照法律，主管官员在公物交易中获利，视同索贿论处，应当撤职。”
“撤职”当然不是卢杞想要的答案。卢杞阴沉着脸对田晋进行了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