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这些没收的财产是入了禁军的府库，事实上谁都知道，入公账的只是零头，绝大多数则落进了鱼朝恩、刘希暹、王驾鹤等人的私人腰包。
由于禁军不受任何部门管辖，且自设黑牢不必走任何司法程序，所以鱼朝恩等人就这么肆无忌惮地干了好几年，不知有多少富豪死于非命，也不知有多少巨额财产落到了他们手里。
得知这件事后，代宗李豫大为震惊。
天子脚下，皇城根儿，居然发生了这种事，国法何在？朝廷纲纪又何在？
正当代宗为此又惊又怒的同时，鱼朝恩又变本加厉地搞出了一个“紫衣事件”。
鱼朝恩虽是宦官，但养了一大群儿子，最小的养子叫鱼令徽，年方十余岁，在宫中担任内给使，穿绿衣（六、七品官服）。有一天，鱼令徽不知何故与同僚吵了一架，回来就向鱼朝恩告状。第二天一早，鱼朝恩就怒气冲冲地拉着儿子入宫，在朝会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对代宗说：“我儿子官职太低，经常受人欺负，请皇上赐他紫衣（三品以上官服）。”
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儿竟然想穿紫衣？
代宗觉得此事太过荒唐，就闭口不言。
没想到，还没等天子发话，有关官员就慑于鱼朝恩的淫威，忙不迭地捧出了一袭紫袍。鱼朝恩当场命儿子穿上，然后向天子拜谢。
事已至此，代宗只好勉强露出笑容，说：“此儿穿上紫袍，还是挺合适的嘛。”
鱼朝恩得意洋洋，鱼令徽欢天喜地，满朝文武皆垂首不语。
此时此刻，很少有人注意到天子眼中掠过的那道杀机。
但是一个人注意到了。
他就元载。
元载无声一笑。几天后，他找了个机会向代宗密奏——“朝恩专恣不轨，请除之。”（《资治通鉴》卷二二四）
代宗虽然极为宠信鱼朝恩，把他视为三角政治中不可或缺的一角，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以允许鱼朝恩为所欲为。
人都是有底线的，更何况是手中仍然握有生杀之权的天子！而“黑牢事件”和“紫衣事件”，无疑已经突破了天子李豫的底线。
假如任由鱼朝恩的欲望和权力如此膨胀下去，代宗相信，自己苦心维持的这个三角政局迟早会被鱼朝恩打破。
既然这样，那还不如主动打破它，以便再造新局。
于是，代宗采纳了元载的建议，命他设计一个万全之策，务必一举除掉鱼朝恩。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元载发现，要收拾鱼朝恩，最重要的就是先摆平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鱼朝恩的贴身侍卫长周皓，鱼朝恩每次进宫，周皓必率一百名禁军士兵随行；另一个是陕州节度使皇甫温，此人是鱼朝恩的心腹党羽，他手握重兵，是鱼朝恩最主要的外援。
只要摆平这两个人，收拾鱼朝恩易如反掌。而只要鱼朝恩一死，他手下那帮见风使舵的禁军将领根本不足为虑。
但是，要如何摆平周皓和皇甫温呢？
元载的方法很简单，一个字：钱。
在这个世界上，所谓的人际关系大多是用钱堆起来的，而要拆解这种关系，最有效的办法当然也是用钱。准确地说，是用钱砸！
元载随即拿出重金，往周皓和皇甫温身上狠砸，果然一下子就把他们砸了过来。此后，鱼朝恩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就都落入了元载和代宗的眼中，而鱼朝恩却对此毫无察觉。
正月末，元载向代宗献计，把时任凤翔节度使的李抱玉调任山南西道节度使，再把皇甫温从陕州调到凤翔。元载此计有两个目的：一，麻痹鱼朝恩，让他以为心腹皇甫温靠他更近了，因而更觉安全；二，万一计划进展不顺，还可以让皇甫温突然倒戈，杀鱼朝恩一个措手不及。此外，元载又建议代宗把兴平、武功、天兴、扶风等地划归神策军管辖，以便进一步稳住鱼朝恩。
代宗依计而行。
鱼朝恩凭空多出一块地盘，顿时大喜过望。
但他并不知道，一条无形的绞索已经悄悄套上了他的脖子。
二月初，鱼朝恩的心腹刘希暹忽然嗅出了危险的气息。
在他看来，“无功受禄”非但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反而有可能是灾祸降临的前兆。因为天上从来不会掉馅饼。鱼朝恩新近并未建功，天子怎么会无缘无故多划出一块地盘给他？
这其中必有蹊跷！
刘希暹把自己的顾虑告诉了鱼朝恩。至此，鱼朝恩才开始生出一丝疑惧。然而他每次进宫，代宗总是一副和颜悦色的样子，而且对他的恩宠和礼遇丝毫不减于往日，实在看不出有什么问题，所以，鱼朝恩慢慢也就释怀了。
三月初，皇甫温入朝奏事，元载顺势把他留了下来，然后密召周皓，三个人一起制定了一个诛杀鱼朝恩的计划。随后，元载密奏代宗，表示计划已定，随时可以动手。代宗郑重其事地叮嘱说：“小心一点，不要打蛇不死反被蛇咬！”
三月十日，寒食节，代宗在宫中摆设宴席，邀请一些亲贵和近臣赴宴，其中当然也包括鱼朝恩。为了预防万一，元载没有出席这一天的宴会，而是坐镇中书省，以便随时调兵遣将。
宴会结束后，代宗把鱼朝恩留了下来，说有要事跟他谈。
鱼朝恩刚刚走进内殿，代宗就一改平日的和颜悦色，厉声斥责他恃宠而骄、心怀异图。鱼朝恩虽然察觉势头不妙，但还是坚信天子不敢拿他怎么样，所以仍旧一脸倨傲，极力抗辩，并口出悖逆之言。
代宗李豫盯着鱼朝恩看了很长时间，最后冷然一笑，轻轻地挥了一个手势。
周皓随即带着一帮禁军冲了进来。
然后，一条绳索就死死勒住了鱼朝恩的脖颈……
缢杀鱼朝恩当天，代宗就下诏罢免了他的观军容使、神策军使、左监门卫大将军等职，仅保留内侍监一职，然后对外宣称——鱼朝恩受诏当日便自缢身亡了。
代宗如此处理，当然是希望稳住鱼朝恩手下的那帮禁军将领。数日后，代宗又加授刘希暹、王驾鹤为御史中丞，紧接着又宣布对鱼朝恩的所有党羽（有一部分已经被逮捕入狱）实行大赦，并说：“禁军将士，都是朕的子弟兵，从今往后，朕亲自统领禁军，所有人的官爵待遇一仍其旧，都不要有什么担忧和疑虑。”
经过这样一番明智而审慎的善后处理，代宗终于成功地安抚了禁军。尽管相当一部分禁军将领对鱼朝恩的暴亡真相心知肚明，对天子李豫也不免有一些怨恨，但事已至此，他们也只能用“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来安慰自己，老老实实地夹起尾巴做人了。
唯一没有把尾巴夹紧的人，就是神策军都虞侯刘希暹。
他是鱼朝恩的头号心腹，也是第一个察觉到天子有可能对鱼朝恩动手的人。如今事实果然被他料中，刘希暹自然比任何人都更为恐惧。事后，他心里一直在担心天子会秋后算账，所以惶惶不可终日，经常在私底下跟王驾鹤诉说心中的疑惧，并发泄对天子的不满。
刘希暹万万没想到，他的哥们王驾鹤居然把这些话一五一十都记在了心里，然后又无一遗漏地报告给了天子。
代宗本来是没打算秋后算账的，可刘希暹如此不识时务，代宗也就没必要跟他客气了。
大历五年九月，亦即鱼朝恩被诛半年后，代宗便下令赐死了刘希暹。从此，有关鱼朝恩之死的话题就在禁军将士中成了一种禁忌。
除非你活得不耐烦了，否则就必须把“鱼朝恩”这三个字从记忆中抹去，彻底抹去！
在诛杀鱼朝恩的行动中，宰相元载表现得实在是很出色，可谓足智多谋，胆大心细。代宗极为满意，从此对他“宠任益厚”。
然而，诛杀鱼朝恩固然解决了宦官乱政的问题，可同时却难以避免一个新的问题。
什么问题？
宰相专权的问题。
随着鱼朝恩之死，原本那个相对平衡的三角政局被打破了，因而朝政大权势必会过多地集中到锄奸功成的元载手上。也就是说，在代宗培植起新的制衡力量之前，李唐朝廷就会面临宰相专权的危险。
那么，元载会专权吗？
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元载本来就不是什么好鸟。一旦没有了制约，他不仅会专权，还会弄权！
【元载：弄权者的下场】
从成功翦除鱼朝恩的那一天起，元载就开始得意忘形了。他经常在大庭广众中口出狂言，称自己文可安邦，武可定国，腹有经纶，胸怀韬略，古往今来，无人可及！
每当这种时候，听众就会阵阵反胃、恶心不已，可元载却总是洋洋得意、乐此不疲。
没有人会否认，元载这个人确实有才；可与此同时，满朝文武也没有人不知道——元载这家伙无德！帝国朝政一旦被这样一个有才无德的人把持，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史称鱼朝恩死后，元载“弄权舞智，政以贿成，僭侈无度”，其小人得志的丑恶嘴脸比鱼朝恩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这种人的手底下干活，正直的人肯定没什么好果子吃。当时，有个叫杨绾的吏部侍郎，为人正直，性情耿介，从不依附元载，而且在遴选官员时总是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这对“政以贿成”、卖官鬻爵的元载自然是一大阻碍。元载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总想找机会把他拿掉。
大历五年三月底，一个叫徐浩的岭南节度使盯上了吏部侍郎这个肥缺，遂“倾尽南方珍货”贿赂元载。据说这个徐浩在地方上声名极臭，以“贪而佞”着称，可元载才不管他臭不臭，他唯独关心的就是一车一车拉到他府上的那些“南方珍货”。几天后，元载就把杨绾调到了清水衙门国子监，让他担任国子祭酒，同时把徐浩调入朝中，取代杨绾成为新的吏部侍郎。
毫无疑问，这种只会花钱买官的烂人一旦掌握了中央的人事大权，以后想要升职或补缺的所有帝国官员肯定都要被“雁过拔毛”了；而被“拔毛”的官员到了任上，也肯定要千方百计从老百姓身上加倍搜刮回来。所以，无论什么时代，“买官卖官”与“官员腐败”必定是一对孪生子，有其一必有其二！
对于元载的所作所为，代宗李豫当然不会不知道。可元载毕竟当了好几年的宰相了，经验丰富，能力突出，而且又有诛除鱼朝恩之功，所以代宗还是不舍得拿掉他。
大历五年年底，代宗找了个机会单独召见元载，对他进行了一番深刻的批评教育，希望他能有所收敛，不要重蹈鱼朝恩之覆辙。
然而，元载却把代宗苦口婆心的劝导当成了耳旁风，仍旧我行我素，毫无半点悔悟的迹象。
通过大半年的等待和观察，代宗终于失去耐心、彻底失望了。
没想到这家伙跟鱼朝恩完全是一个德性、一路货色！
随后，代宗不得不开始考虑收回元载手中的权柄。
然而，代宗也很清楚，这个事情急不得，只能一步一步来。因为元载久任宰相，朝中党羽众多，比如宰相王缙、京兆尹杜济、吏部侍郎徐浩、薛邕等人都是他的死党，其他还有很多公卿大臣也惟其马首是瞻。在此情况下，要想从朝廷的文武百官中找到一个真正忠于朝廷、而且有能力对付元载的人，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大历六年（公元771年）八月，代宗经过一番谨慎的考察，终于把目光锁定在一个地方官员身上。
此人名叫李栖筠，时任浙西观察使。
为了避免元载等人的阻挠，代宗索性绕开中书省，直接颁布了一道诏令，召李栖筠回朝担任御史大夫。
代宗交给李栖筠的主要任务就是——寻找元载等人贪赃枉法、营私舞弊的证据，然后发起弹劾。
大历八年（公元773年）三月，李栖筠不负代宗所望，果然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这个突破口就是从那个花钱买官的吏部侍郎徐浩身上找到的。
徐浩有一个小舅子，姓侯莫陈（三字姓），原任美原（今陕西富平县）县尉。徐浩想把他搞到京师来，就让京兆尹杜济捏造了一份政绩，声称侯莫陈在主管驿站驿马的工作中表现优异，成绩突出，特此向朝廷推荐。然后，徐浩又让他的同僚、吏部侍郎薛邕出面，将侯莫陈调任长安县尉。
依照规定，长安县尉赴任前必须先到御史台报到。结果侯莫陈一到御史台，李栖筠就不由分说地把他扣下了。
本来这也算不上多大的事，但是李栖筠自从到任之后，就一直睁大眼睛在找元载一党的毛病，如今侯莫陈自己撞上门来，李栖筠当然不会轻易放过。他稍微一调查，侯莫陈伪造政绩的行迹就败露了。李栖筠当即发起弹劾，把奏章递到了代宗手上。
代宗即命礼部侍郎于邵负责审理此案。
这个于邵也是元载的党羽，他压根没有意识到代宗就是想利用侯莫陈的案子引蛇出洞的，于是还傻乎乎地替侯莫陈辩解，声称此人虽然政绩造假，但他造假的时间却是在去年的大赦之前（大历七年五月，代宗朝廷曾有过一次大赦），既然“罪在赦前”，自然不该受到处罚。
代宗一听，顿时勃然大怒。
好你个于邵，如此牵强的借口你也想得出来？也好，既然你们都是一伙的，那朕就把你们这帮狐朋狗党一锅端了！
是年五月，代宗断然下诏，将徐浩贬为明州别驾，薛邕贬为歙州刺史，杜济贬为杭州刺史，于邵贬为桂州长史，一下子把元载一党的四个核心成员逐出了朝廷。
自此，元载的势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朝廷的风气也终于有所好转。
但是，这只是代宗收拾元载的第一步而已。
他真正想要的，是元载的命！
大历九年（公元774年），河北爆发了田承嗣之乱，代宗忙于平叛，无暇顾及朝廷内部斗争。一直到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河北好不容易尘埃落定，代宗才终于得以腾出手来对付元载。
这几年来，元载、王缙一党不仅没有因“侯莫陈案”而有所醒悟，反而在结党营私、贪赃枉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连他们的家人、幕僚、手下低级官吏，甚至是出入他们家中的尼姑，也全部加入了招权纳贿的行列。史称，“载妻王氏及子伯和、仲武，缙弟、妹及尼出入者，争纳贿赂。又以政事委群吏，士之求进者，不结其子弟及主书（幕僚）卓英倩等，无由自达……”（《资治通鉴》卷二二五）
是可忍，孰不可忍！
是到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当然，代宗是一贯小心谨慎的。由于不知道自己身边是否安插了元载的耳目，所以代宗从来不敢跟左右提起诛除元载的计划。满朝文武中，他也唯独只敢跟自己的母舅、时任左金吾大将军的吴凑商议。
这年三月末的一天，元载和王缙在夜晚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