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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月盈则亏，水满则溢，顶点的到来就是下降走势的开始，从灿烂再往前迈一小步就是腐烂。这既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也是人世间的普遍法则，任何人都概莫能外，张说当然也不能幸免。
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四月，玄宗君臣从泰山回到东都还不到半年，山呼万岁的余音还在人们的耳旁萦绕，令人震惊的一幕便发生了——封禅大典的总策划人张说，突然从风光无限的首席宰相，变成了披枷带锁的阶下之囚。
到底出了什么事？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切都要从头说起。
张说这个人有才，可有才的人通常会犯一个毛病——恃才傲物。自从他就任首席宰相以来，凡是百官向他禀报事情不合他意的，轻则被他讽刺挖苦，重则遭他厉声叱骂，总之在他手底下当差，简直是一种精神折磨。那些被他“面折”过的官员，没有人不在背后诅咒他。
假如张说只是让一般官员讨厌，那问题倒也不大，可关键是他太过专横霸道了，一心打压冒尖的人，结果跟皇帝新近宠任的一个大红人也成了死对头。
这个人，就是开元中期着名的财政专家——宇文融。
宇文融，长安万年县人，高门显宦出身，曾祖父官至隋朝礼部尚书，祖父宇文节是唐高宗永徽年间宰相，父亲也官任莱州刺史。有这样的家世背景，注定了宇文融在官场上绝不会无所作为。史称他“明辩有吏干”，入仕没多久，就受到了前后两任京兆尹的赏识（其中一个就是后来的宰相源乾曜）。
宇文融的发迹始于开元九年。当时，民间的逃户现象非常严重，朝廷深以为患，时任监察御史的宇文融就向玄宗上奏，建议对各地的逃亡、迁移和虚假不实的户口进行彻底清查。一向对其才干甚为欣赏的侍中源乾曜也极力赞成此事。玄宗遂任命宇文融为特使，专门负责逃户和“籍外田”（不在当地政府登记注册的农田）的清查工作。
宇文融没有让玄宗失望，很快就查获了大量逃亡人口和私自开垦的农田。玄宗非常满意，立刻擢升宇文融为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让他进一步开展大规模的清理整顿工作。为了在最短时间内获取最大政绩，宇文融又奏请玄宗，专门设置了十个“劝农判官”，让他们以朝廷特使的身份分赴全国各地，负责监督括户①政策的执行。
特使们邀功心切，遂不顾地方上的实际情况，以严厉的督责手段逼迫州县官吏加大括户力度。由于宇文融圣眷正隆，连朝廷公卿都惧他三分，所以各州县的地方官就更是不敢抗命，为了交差，只好弄虚作假，把当地的原住户也当成逃户报了上去，“于是诸道括得客户凡八十余万，田亦称是”。
逃亡人口被查出这么多，所谓的无照农田也查出这么多，各地上缴朝廷的赋税自然就大幅增长了。当年年底，朝廷就额外“征得客户钱数百万”。（《旧唐书·宇文融传》）
对此，玄宗自然是满心欢喜。
即便民间颇受其弊，很多老百姓也被搞得苦不堪言，可玄宗看不见这一切，只看见了宇文融的显着政绩。当时有个地方官曾上疏朝廷，力陈括户政策导致的各种弊端，却旋即遭到贬谪。不久，又有一个户部侍郎据实上奏，称此次括户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补所失”，但奏章一上，又被玄宗贬出了朝廷。此后，满朝文武再也没人敢对此多说一个字，而宇文融也自然而然地成为玄宗最倚重的财政专家。
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八月，宇文融荣升御史中丞，并以“劝农使”的身份前往全国各地考察工作。面对这个天子宠臣，各州县官吏拼命巴结，不管政务大小，一律先禀告宇文融，然后再上奏中书省；朝廷有关部司也都不敢随意批复，总是眼巴巴地等到宇文融拿出处理意见后，才敢作出裁决。
一时间，宇文融俨然成了无冕宰相。
眼看宇文融权势日隆，张说当然是极度不爽，于是处处给宇文融小鞋穿。此后，凡是宇文融提出的议案和建言，无一例外地遭到了张说的推翻和否决。
正在春风得意的宇文融，当然受不了张说的打压，遂将其视为头号政敌，处心积虑想把他搞垮。
就这样，张说和宇文融结下了梁子。
不过，假如张说只是得罪了一个宇文融，恐怕也不至于落到锒铛入狱的下场。他毕竟是首席宰相，无论是资历、威望、贡献，还是天子宠信，哪一点都胜过宇文融。所以，导致张说败落的主要原因，其实也还不是出在宇文融身上。尽管最后出面扳倒张说的人是宇文融，可如果不是张说自己身上出了非常大的纰漏，不管宇文融再怎么使劲，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就把他送进监狱。
那么，张说到底出了什么纰漏呢？
说到底，还是封禅惹的祸。
虽然策划封禅是张说仕宦生涯中最辉煌的一件事，但是，世间万事总是利弊相生。张说虽然通过封禅成就了不世之功，但也恰恰是因为封禅酿成了不虞之祸。
准确地说，是张说在此次封禅中犯了众怒，把不该得罪的人全都得罪光了。
从封禅动议刚一提出来，张说就和另一个宰相源乾曜干上了。
源乾曜本来是很低调的一个人，不管是以前的姚崇，后来的张嘉贞，还是现在的张说，源乾曜都心甘情愿给他们当绿叶，老老实实无怨无悔，什么事都顺着他们，从没和他们急过眼。可这次不一样，这是封禅！事情太大了，他不能不发表自己的意见。
源乾曜的看法是：封禅活动需要耗费大量的人、物、财力，既劳民伤财又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所以能不搞就不要搞。
然而，一贯目中无人的张说根本不把源乾曜当一回事，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甚至在劝请的奏章中，每一次都把源乾曜的名字强行署了上去，简直有点绑架的意味。源乾曜虽然对此无可奈何，但从此对张说极为不满。所以，当后来源乾曜成为张说一案的主审官时，就公事公办，据实上奏，一点情面也不讲，该怎么判就怎么判。
除了触怒源乾曜之外，张说也触怒了朝中的文武百官。
由于封禅是件普天同庆的大事，所以相关的制度规定，凡是陪同天子上泰山的礼官，不管之前的官阶多高，一旦参与了盛典，天子就予以“推恩”，一律超拔为五品官。而满朝文武那么多人，当然不可能都以礼官的身份上去。所以，谁能上谁不能上，就要有一个取舍的标准。
这个标准谁来定？
当然是张说。
如果你是张说的亲信、朋友、亲戚，或是中书门下的官员，平时又很会巴结老大，那么恭喜你，你可以用礼官的身份上去了。就算你原来是九品，爬一回泰山你就“通贵”①了，胜过你奋斗大半辈子。
假如你完全不符合上述条件，是不是就没戏了？
不，你还可以临时抱佛脚，揣上一些黄白之物或者贵重珍玩去拜访一趟张老大。倘若分量不是太轻的话，那也要恭喜你，你也可以“通贵”了。
这就是封禅背后的猫腻。
然而，也正因为如此光鲜亮丽的事情背后藏有如许见不得人的猫腻，满朝文武的眼睛自然就会像探照灯一样，牢牢锁定在张说身上。所以，当随同天子登山的人员名单一公布，百官立刻炸开了锅，纷纷指责张说滥用职权，营私舞弊。
其实，早在张说公布这份名单之前，就已经有一个下属提醒过他了，说这么干太过招摇，恐怕会惹来众怒，力劝张说三思后行。
这个下属就是后来的着名宰相张九龄，其时官任中书舍人，因富有文学才华而深受张说赏识。
可是，一贯专横的张说并没有听从张九龄的劝谏，还是一意孤行地把名单公布了，于是就把满朝文武全给得罪了。
在得罪文武百官的同时，张说还得罪了另外一大拨人。从人数上看，这拨人的数量最大，所以他们形成的舆论力量自然也不可小觑。
这拨人就是护卫天子出行的数万士卒。
整个封禅行动，最辛苦的莫过于这些当兵的。朝廷官员乘车骑马，他们中的大多数只能步行；夜里当官的都睡了，他们还要站岗放哨、巡逻值夜。所以，几乎每个士兵都认为，封禅结束后，他们肯定会得到一笔丰厚的赏赐。
可结果却让他们大失所望。
由于封禅活动耗费甚巨，张说为了节省经费，就只给士兵们“加勋”，而没有发放任何物质上的赏赐。这些当兵的眼巴巴地盼着赏钱，结果只盼来了没有任何鸟用的荣誉称号，一个个肺都气炸了，拼命在心里问候张说的祖宗十八代。
“由是，中外怨之。”（《资治通鉴》卷二一二）
就这样，张说把参与封禅的人几乎都得罪光了。
可纵然如此，也还不是张说败落的最主要原因。
假如张说因策划封禅而进一步受到玄宗宠信的话，那么就算天下人都在背后戳他的脊梁骨，最后也还是奈何不了他。换句话说，只要哄得皇帝开心，把天下人全得罪了又有何妨？就算天塌下来也有皇帝顶着！
然而，张说的不幸在于——就连他竭尽全力要讨好的天子，最后也对他产生了不满。
这才是最要命的。
玄宗之所以对张说不满，就是因为他在拟定登山名单的事情上太过独断专行了。
就在封禅礼毕的几天后，玄宗大宴群臣，席间有一个穿五品大红官服的年轻官员引起了玄宗的注意。
这个年轻人是张说的女婿，名叫郑镒。
玄宗记得很清楚，郑镒本来只是一个九品官，印象中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突出的政绩，为何短短几天就连升四品了呢？
玄宗随即把郑镒叫到跟前，问他突然升官的原因。郑镒面红耳赤，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最后，还是玄宗身边一个叫黄幡绰的优伶帮他作了回答。
黄幡绰不无讥讽地笑着说：“此泰山之力也！”（段成式《酉阳杂俎》）
这句话既是在提醒玄宗，这个郑镒就是前几天在泰山顶上被“推恩”授官的人之一，同时也是在暗讽郑镒，说他纯粹是靠岳父的关系才得以连升四级的。后人之所以称岳父为泰山，其典故正出于此。
玄宗闻言，心里大为不快。
敢情那天跟自己同登泰山的所谓“礼官”，都是张说的亲党啊？这不是明目张胆地以权谋私吗？！
由此，玄宗对张说的倚重和信任之情大打折扣。
自从封禅归来，张说表面上还是那个风光无限的首席宰相，其实明眼人不难发现——张说已经失去天子的信任了。
开元十四年二月发生的一件事，足以证明张说的失宠。
当时，玄宗征召河南尹崔隐甫入朝，准备授予他御史大夫的要职。张说认为此人粗鄙无文，便奏请玄宗改任其为金吾大将军，同时推荐了另一个人选。
这个人就是几年前因贪赃受贿而遭贬谪的崔日知，据说与张说私交甚笃。
张说的奏章呈上后，玄宗愤怒了。
好你个张说！朕看中的人你认为粗鄙，可你自己推荐的又是什么货色？一个品行不端的腐败官员！就因为和你张说是好友，你就敢公然推荐他担任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是什么官？是监察百官的官！一个连自己品行都有问题的官，又如何监察百官？朕把中书令的大权交到你张说手上，难道就是让你这么干的？！
玄宗断然否决了张说的提议，还是依照原计划把崔隐甫调到了中央，担任御史大夫。
崔隐甫走马上任之后，听说自己差一点被张说搞掉，当然对他恨之入骨。
就这样，张说又多了一个仇敌。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张说基本上是自绝于人民了——除了跟他爬上泰山的那一小撮亲党外，他在朝中已经彻底变成了孤家寡人。
眼看张说自己一步步走到了悬崖边上，他的宿敌宇文融心里顿时乐开了花。
此时不出手，更待何时！
宇文融马上去找了两个人。一个是他的新上司、御史大夫崔隐甫，还有一个就是日后大名鼎鼎、权倾朝野的李林甫，不久前因宇文融援引，与他同任御史中丞。
三个人一拍即合，随即分头行动，大力搜集张说违法乱纪的证据。
这一次，张说注定是在劫难逃了。
搜集罪证、弹劾高官历来是御史台的看家本领，何况现在又是纪检部门的三个主要领导联手，加上张说自己的屁股又不干净，皇帝也已不再信任他，如果这样还不能把他扳倒，那简直是没天理了。
敏锐的张九龄觉察出了宇文融的异动，忧心忡忡地告诫张说：“宇文融受皇上宠信，正吃得开，而且头脑精明，工于权术，您不可不防。”
可是，一贯自负的张说根本没有意识到危险的来临。他从鼻孔里发出一声冷哼：“鼠辈何能为！”（《资治通鉴》卷二一三）
开元十四年四月四日，张说眼中的“鼠辈”便正式向他发难了。崔隐甫、宇文融、李林甫联名上疏，以三项罪名弹劾张说：一、私交术士，占卜星象；二、结党营私，腐败奢侈；三、滥用职权，收受贿赂。这三大罪名，随便哪一条都够张说喝一壶的。
此案引起了玄宗的高度重视。他立刻将张说逮捕下狱，随后指定侍中源乾曜、刑部尚书韦抗、大理少卿胡珪，会同御史大夫崔隐甫，组成一个特别法庭审理此案。
由于张说早把朝中的官员都得罪光了，大伙都盼着他早点完蛋，所以审讯结果可想而知。源乾曜等人会审后一致认为：此案证据确凿，张说罪无可赦。
直到此刻，张说才猛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了公卿百官的众矢之的，成了朝野上下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在暗无天日、肮脏潮湿的牢房中呆了几天后，张说仿佛一下子就苍老了。当宦官高力士受玄宗之托前来探监时，看到的不再是那个飞扬跋扈、盛气凌人的首席宰相，而是一个披头散发、目光呆滞的干巴老头。
高力士叹了叹气，回宫向玄宗奏报：“说（张说）蓬首垢面，席藁，食以瓦器，惶惧待罪。”（《资治通鉴》卷二一三）
玄宗闻言，也不禁有些怅惘。回想往日种种，张说还是为国家作了不少贡献，其文学才华也是当世少有，如果就此埋没，实在是可惜。
一向善于揣摩人主之意的高力士见状，赶紧对玄宗说，张说曾在东宫担任侍读，跟随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