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他只能信任武后。
如果说，李弘和李贤其中任何一个现在还是太子的话，高宗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武后的势力，同时加强太子那一头的权力比重。只可惜，眼下的帝国储君既不是李弘，也不是李贤，而是一直让他深感失望的李哲。
早在服食丹药期间，高宗就首度命太子李哲监国。离开长安之前，高宗还特意安排了三个宰相给他辅政，并且对其中的薛元超（其时兼任太子左庶子）作出了郑重的嘱咐：“吾子未闲庶务，关西之事悉以委卿。所寄既深，不得不讲！”（《旧唐书·薛收传》）
就像当年不遗余力地培养李弘和李贤一样，如今高宗也是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李哲培养成一个合格的储君。
然而，令高宗大失所望的是，李哲和他的大哥、二哥根本没的比！
从小，李哲就沉湎于斗鸡走马，喜好射猎宴游，既无出众的品行，又无过人的才学，属于皇族中那种典型的纨绔子弟。其实对于一个普通的亲王而言，这本来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没有人能料到，高宗和武后最终竟然会三易太子，把储君的桂冠戴到李哲头上。所以，从小到大不曾受过严格的储君教育的李哲，身上的纨绔习气难免就会浓厚一些。
但是不管以前怎样，至少在当上太子之后，李哲就应该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已经今非昔比了。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储君，就必须主动减少一些玩乐，多学习一些治国理政的经验。
只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就在高宗和武后东幸洛阳期间，留守京师的太子李哲还是照样飞鹰走马、射猎宴游。深受高宗重托的薛元超一再劝谏，可李哲却依然故我。最后薛元超只好一状告到了东都，高宗赶紧遣使慰劳薛元超。
李哲这副烂泥扶不上墙的德性，自然是让高宗极度失望。
在这种情况下，高宗当然只能希望在自己宾天之后，武后能够继续把握大局、全力辅佐太子。
虽然这是一个无奈的选择，但是除此之外，高宗又能作何选择呢？
【高宗驾崩：终结与开始】
永淳二年（公元683年），帝国的宰相班子里头又出现了一些人事变动。
首先是在三月初，李义琰因改葬父母之事有违礼制，武后趁机对高宗大吹枕头风，使得高宗对李义琰大为不悦。李义琰自忖再恋栈禄位必定是凶多吉少，于是主动以足疾为由提出辞职，随即获准致仕。紧接着在三月末，崔知温又因病亡故。至此，整个宰相班子中除了一个年逾八旬的刘仁轨，其他人都已经是清一色的后党。
一切都在按照武后的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与此同时，高宗李治的病情也在无可挽回地恶化着。
这一年七月，原定将于十月举行的嵩山封禅，因为天子的健康原因不得不推迟到下一年正月。
八月，高宗紧急下诏，命留守京师的太子李哲赶赴东都。表面上的理由说是为明年的封禅大典作准备，实际上是高宗的病情已经不容乐观，所以必须让太子守候在皇帝身边，以便随时接班。
趁着太子离开京师的机会，武后又以高宗名义下令，由李哲的儿子、年仅两岁的皇太孙李重照留守京师，同时命老臣刘仁轨为副留守，辅佐皇太孙。
让一个八十多岁的宰相辅佐一个两岁的婴儿，如此绝妙的组合恐怕也只有武后想得出来！一位是已经老态龙钟、行将就木，一位却还在蹒跚学步、牙牙学语，假如在此期间京师真出了什么乱子，真不知道这两位留守长官该如何应付。
其实，武后之所以这么做，目的无非就是把刘仁轨钉死在长安，以便她能够在东都大展拳脚。
十月，高宗和武后从东都起程，前往嵩山脚下的奉天宫（今河南登封县境），看上去似乎是为了筹备两个月后的封禅大典，可实际上一到奉天宫，高宗就因病势沉重而下诏取消了嵩山封禅的计划。
十一月初，高宗的病情再度恶化，眩晕越来越严重，到最后甚至出现了失明的症状。御医秦鸣鹤立刻被召来诊治天子的病情。据有关学者考证，这个秦鸣鹤是来自大秦（东罗马帝国）的景教徒。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其教徒在初唐时期大量涌入长安。他们除了传播基督教义之外，也带来了西方的外科医术。据说，为失明的患者实施开颅手术，就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秦鸣鹤仔细观察了高宗的症状后，马上作出诊断：“风毒上攻，若刺头出少血，则愈矣。”所谓风毒上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脑部血管堵塞，压迫到视觉神经。所以，只要适当释放脑部淤血，便能恢复视力。
但是秦鸣鹤话音刚落，珠帘后立刻传出一声怒叱：“此可斩！天子头上，岂是试出血处耶？”
毫无疑问，珠帘后的人就是武后。
秦鸣鹤当即吓得面无人色，不住地叩头谢罪。
还好这时候高宗发话了。他说：“医之议病，理不加罪。且我头重闷，殆不能忍，出血未必不佳。”（《大唐新语》）
武后闻言，只好悻悻地闭上了嘴。
秦鸣鹤战战兢兢地针刺高宗头部的百会、脑户二穴。片刻后，高宗果然发出一声惊喜的呼喊：“吾眼明矣！”秦鸣鹤顿时如释重负，赶紧擦了擦额头上不断冒出的冷汗。
武后在帘后，立刻作出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向秦鸣鹤顶礼致谢，说：“这是苍天赐我神医啊！”
据说为了表示对这位神医的感谢，武后还“自负彩百匹以赐鸣鹤”（《资治通鉴》卷二○三），也就是亲自背了一百匹彩帛赏赐给秦鸣鹤。
武后这个举动实在是有够夸张。就算她确实对秦鸣鹤充满了感激之情，似乎也没必要亲自动手。要知道，背一百匹帛是需要相当体力的，尤其对武后这么一个年届六旬的老妇来说，更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可见武后此举，摆明了就是要拍高宗的马屁，而且还拍得相当肉麻。也许正因为如此，中唐人刘肃才会在他编撰的《大唐新语》中，把这个故事归入了《谀佞篇》。
根据常识，一个人越是对另一个人大献殷勤、猛拍马屁，越是表明这个人心里有企图。
而且，很可能还是不可告人的企图。
武后有不可告人的企图吗？
据刘肃记载，高宗的病情之所以极度恶化，就是因为武后“幸灾逞己志，潜遏绝医术，不欲其愈”，武后希望高宗的病情加重，以便早日实现她的个人意志，所以暗中阻止良医诊治，不希望高宗病愈。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作了类似的表述：“（武后）不欲上（高宗）疾愈。”
尽管大秦医生秦鸣鹤的医术确实高超，可令人遗憾的是，短暂的复明对此刻的高宗来讲只能是一次回光返照。
十一月末，高宗下诏命太子监国，数日后返回东都。
十二月初四，高宗李治在病势垂危的情况下，宣布改元弘道、大赦天下。
本来高宗还想登上则天门楼亲自宣布赦令，可是严重的气喘已经让他无法骑马，只好召集百姓代表在殿前听宣。大赦典礼结束后，躺在病榻上的李治轻声问侍臣：“百姓们都高兴吗？”
侍臣答：“百姓蒙赦，无不感悦。”
李治苍白的脸上缓缓露出一个笑容，可最后凝结在他嘴角的竟然是一丝凄怆。他微微地叹了口气，说：“苍生虽喜，吾命危笃。天地神只，若延吾一两月之命，得还长安，死亦无恨！”（《旧唐书·高宗本纪》）
这是史书记载的高宗李治的最后一句话，也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个心愿。
然而，他已经回不去了。
弥留之际的李治只能在美丽而忧伤的回忆中静静地遥望自己的故乡长安。当半个多世纪的岁月烟云和人世沧桑从他的眼前倏忽飘过，李治无力地伸出了手，想抓住什么，然而他终究什么也没有抓住。
最后他无力地垂下了手。
同时垂下的，还有他噙满思乡之泪的疲惫的眼帘。
弘道元年（公元683年）十二月初四深夜，唐高宗李治崩于东都洛阳的贞观殿，享年五十六岁。
高宗留下遗命，由宰相裴炎辅佐朝政，同时留下了一份政治遗嘱，史称《大帝遗诏》。
〖天下至大，宗社至重，执契承祧，不可暂旷。皇太子可于柩前即皇帝位，其服纪轻重，宜依汉制。以日易月，于事为宜。园陵制度，务从节俭。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唐大诏令集》卷一一）〗
一个时代就这样终结了。
在这个时代里，唐高宗秉承贞观时代之余烈，将帝国的文治和武功都推向了一个新的巅峰，并且将大唐的疆域拓展得比太宗时代都更加广袤而辽远。然而也是在这个时代里，帝国的命运出现了重大的转折——外交和军事频频受挫，内忧和外患纷至沓来，李唐的江山社稷也面临着从内部被颠覆的危险。
随着高宗时代的终结，一个新的时代就此拉开了帷幕。
此时的大唐臣民并不知道，这是一个终将令天地变色、令历史改辙的时代。
这个时代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个女皇。
她的名字就叫武曌。
【不流血的政变：废黜中宗】
高宗留下的那道遗诏是耐人寻味的。
除了一些政治上的惯用说辞之外，诏书中最值得人们关注的就是最后一句——“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嗣皇帝对军国大事有不能裁决的，应该听取天后的意见。
这一方面固然是授权，可同时也对武后形成了双重限制：一，普通的行政权仍然在李哲和宰相手中，只有特殊的军国大事，武后才有发言权；二，只有当李哲碰到难以定夺的军国大事时，武后才有最终裁决权。
面对这份授权与限制并存的遗诏，武后的心情自然是喜忧参半。
不过，宰相裴炎很快就出面替武后打破了这个限制。十二月初七，也就是高宗驾崩的三天之后，裴炎就奏称：“由于太子尚未即位，所以没有资格发布诏敕，若遇紧急情况，应由天后发布政令，交与中书、门下两省施行。”
武后笑了。
如此一来她就大大突破了遗诏的限制，拥有单独处理政务的权力。
十二月十一日，二十八岁的太子李哲正式登基，是为唐中宗；同时尊天后为皇太后。李哲虽然在名义上成了皇帝，可仍然处于服丧期间，因此朝政大权自然还是掌握在武后手中。
然而，按照遗诏“以日易月”的规定，民间服丧一月，李哲只须服丧一天，所以，最迟在新年到来之际，武后就必须归政于皇帝。
除非武后真有“还政于君”的心思，否则她就必须在这短短二十天的时间里，利用手中短暂的过渡性权力，全面控制局势，以便在新君李哲脱下丧服之后，仍然能够把帝国的最高权柄牢牢抓在自己手里！
时间异常紧迫，可武后还是以一副胸有成竹、举重若轻的姿态，不慌不忙地出手了。
在短短二十天之间，武后一共完成了四项意义重大的政治举措：
第一，安抚李唐宗室。十二月十七日，武后下令，将李唐宗室中一批“地尊望重”的亲王加封为一品大员：高祖诸子韩王李元嘉为太尉，霍王李元轨为司徒，舒王李元名为司空，滕王李元婴为开府仪同三司，鲁王李灵夔为太子太师；另封太宗诸子越王李贞为太子太傅，纪王李慎为太子太保。此举有效地安抚并拉拢了李唐皇族的大部分重要成员，让他们成了武后临朝的利益共享者，从而彻底麻痹了他们的心志，让他们不但对随后的废黜中宗之举视若无睹，而且对即将降临他们头上的灭顶之灾也毫无察觉。
第二，调整宰相班子。首先，把资深望重的老臣刘仁轨提升为从二品的左仆射，借此笼络其心；而在外示尊崇的同时，又任命他为西京留守，实际上就是把他闲置在长安，让他无法插手东都的政务。其次，将不久前提拔上来的几个新宰相转正，把“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改成“同中书门下三品”。最后，同意裴炎的要求，把他从门下省的侍中调任中书省的中书令，同时对宰相制度进行了一次配套改革，将政事堂从门下省迁到了中书省。
这项改革看似不经意，实际上却是唐朝政治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众所周知，从贞观时代开始，唐朝的宰相制度就实行三省合议制，亦即中书省起草政令、门下省审核驳议、尚书省颁布施行。也就是说，唐朝所实行的是一种集体宰相制。然而就是从这次改革之后，门下省的驳议之权就被大大削弱了，掌握出旨权的中书省取得了一种独尊地位，原本属于“三省宰相联席会议”的政事堂，逐渐变成了中书令一人独大的“一言堂”，裴炎成了唯我独尊的首席宰相，不但每次会议都由他主持，而且各台省官员要进入政事堂也必须经过他的批准。从此，唐朝三省合议的集体宰相制就名存实亡了。
裴炎通过这次改革独揽了相权，这无疑是他前不久出面替武后打破权力限制的回报。说白了，这就是裴炎和武后之间的一场政治交易。而这笔政治买卖对武后来说显然是非常合算的，因为三省合议的宰相制度不仅是对相权的分化和制衡，同时也是对君权的监督和制约，如今武后借裴炎之手削弱了门下省的驳议之权，这自然为她日后畅通无阻地行使最高权力打开了方便之门。
第三，控制禁军。高宗去世前，在武后苦心经营的权力之网中，军队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武后当然知道，倘若没有军队的拥戴，任何执政者的地位都将是不稳固的。所以这一次，武后特意提拔了两名将领，让他们分别掌管左右羽林军。这两个人就是程务挺和张虔勖。当初裴炎为了排挤裴行俭，就把平定东突厥的功劳归给了他们。而这一次，武后又让他们掌管了禁军，程、张二将无不对此感恩戴德，从此成为武后的铁杆拥趸。正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武后接下来废黜中宗的行动中，程务挺和张虔勖的禁军就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四，镇抚地方。弘道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也就是中宗李哲即将除丧的最后日子，武后派遣了四名心腹将领：王果、令狐智通、杨玄俭和郭齐宗，分别前往并州（今山西太原市）、益州（今四川成都市）、荆州（今湖北江陵县）、扬州（今江苏扬州市），与当地的府司共同镇守。这四大都督府是唐朝地方上的军事和经济重镇，其中，并州是李唐的龙兴之地，又是防御东突厥的桥头堡，其重要性自不待言；益州素称天府之国，历来享有“沃野千里”“民殷国富”的盛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