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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历史，客观地说，这谥的作用起先还有那么一些。而且似乎越在上古，皇帝的权力越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圣旨下去，臣下也可以不买帐，毫不客气地提出异议驳回，那叫“封还诏书”。而关于谥号，新即位的皇帝也改动不了，这可能有迷信的因素在支撑。老的皇帝死了，群臣就要到南郊去祷告上天，为崩殂的皇帝制定谥号，有不敢欺骗上天的意思，新的皇帝虽然对老爸的谥号很反感，但慑于天的威力，只好知趣地闭嘴。所以象周朝的？“厉王”？和“幽王”，他们的儿子宣王和平王看着不舒服，也只有干瞪眼。
在先秦，这谥号制度还是发挥了一定作用的，诸侯王确实比较在乎这个，比如春秋时楚共王临死的时候，很惭愧地对大夫们说：“我幼年即位，水平很低，国家治理得很一般，还去跟晋国打仗，鄢之战败得一塌糊涂，辱没祖宗，给诸位大夫带来忧虑。如果我死了，能和先王同受祭祀于太庙，给我的谥号就叫‘灵’或者‘厉’吧，你们斟酌斟酌，哪个更适合我。”床边的大夫都愣了，不答应。因为“乱而不损曰灵”、“戮杀不辜曰厉”，都是很恶劣的谥号。只是这临死的王很执拗，群臣劝说了五次，都不管用，只好答应了。不过到安葬，真的制定谥号的时候，令尹（宰相）子囊又一本正经地说：“该为王制定谥号了。”众大夫又一愣，说：“王临死前不是说好了，让我们在‘灵’和‘厉’之间选一个吗？”子囊说：“你们这帮猪脑子，也不想想，我们的王有这么差劲吗？赫赫楚国，君王临之，蛮夷宾服，诸夏敬畏。他老人家竟然还觉得自己有过错，这不是一个很恭敬的君主吗？我看谥为‘共’比较合适（“恭”和“共”音近同源）。”于是众大夫皆称好。因为“既过能改为共”，也确实符合楚共王一生的经历。谥号的制定这么严格，也可见当时的君王很在乎身后之名，这样说来，有神论对社会还是有一点积极意义的，他相信死后有灵，就不会无耻到说“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相比之下，无神论的思想更为可怕。
暴君秦始皇是看到了这一层的，他讨厌谥号，所以一并天下，自我膨胀得要命。改了王称“皇帝”还不够，还下诏要废除谥号制度。理由是“朕闻上古有号无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以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看他多有野心，想子孙帝王万世之业，结果只落得二世而亡。这“二世”虽不算谥号，可比所有的恶谥还臭。后世说起灭亡的例子，必定以这厮为首，说他是“人头畜鸣”，这不是没起到封杀谥号的效果吗。
汉代建立，又开始搞谥号这套了。可是也慢慢变了味，再差的王也可以得美谥了。综观西汉一朝，就没有被冠上恶谥的皇帝，诸侯得恶谥的倒不少，比如谋反的淮南王刘长，全称为“淮南厉王”。这当然是诸侯王的权威不够，无法阻止中央对自己褒贬的缘故。所以，在谥号之外，就必须搞出一个更高的荣誉，这就是庙号。
庙号同样是一个盖棺论定的程序，对王起着褒贬，也就是称祖称宗，永享太庙，而没有庙号资格的皇帝过一定时期牌位要被撤掉。起先谥号是每个王都有的，可是庙号只有牛比的王才配享用。刘邦的谥号是“高”，而庙号是“太祖”，合起来就是“太祖高皇帝”，文帝的庙号是“太宗”，武帝的庙号是“世宗”，宣帝号称中兴，庙号是“中宗”，元帝其实很孱弱，他在位的时候，汉朝开始衰落了，可是他也很幸运地分到一个庙号，称为“高宗”，可能是王莽别有用心的缘故，因为他的姑姑是元帝的皇后，又活得特别长，到他篡位的时候还在呢，看在姑母的面子上，总得给那早死的姑父一个面子。总之，整个西汉，虽然不无舞弊的嫌疑，但有资格称庙号的也就这么五位，享有“文景之治”盛名的景帝和聪明得不得了的昭帝都没有资格横插一腿，可见入选的严格。但是，和谥号一样，这庙号很快变了味，到了唐代，已经是无帝不可以称宗了，包括被太监掐死的那个十八岁的短命皇帝也煞有介事地叫什么“敬宗”呢。
从谥号到庙号，我们可以饶有兴趣地看到“新闻自由”是怎样被建立，又怎样变味的过程。即使有再多的类似程序，在专制的制度下都不能幸免的。
小章：第三集
为老爸制定完谥号后，刘启的其他政策也是按照老爸的既定方针实行。比如给百姓减轻赋税，跟匈奴和亲。但也有一项没有妥协，就是和诸侯王的关系。
那个在文帝时代已经崭露头角的晁错开始要真正迈上他的历史舞台。
在文帝时代，晁错再强，也不过做到了千石的中大夫。刘启一即位，晁错的职称风生水起，先是拜为内史，也就是后来的京兆尹，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长，秩级为中二千石。由于晁错出身太子家，所以刘启对他的宠幸超过了九卿，他提出的建议，刘启无不采纳，很多法律条文的修改，也都是晁错的建议。晁错的专权，引起了丞相申屠嘉的极大反感。
申屠嘉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早年因为有些膂力，擅长发射强弩，在刘邦统一战争的过程中当过队率也就是小队长，不断积累功劳，汉朝建立后，当上了淮阳太守。在后元元年，因为那些跟随刘邦打天下的功臣都将近死光了，申屠嘉因此被拜为丞相，封为故安侯。这家伙生性刚直清廉，却是个大老粗，当年看邓通受文帝宠幸不惯，差点把邓通擅自抓来杀了。现在见晁错这个只会写几篇文章耍耍嘴皮子的人如此受宠，当然也不开心，对晁错恨得牙齿都痒，做梦都想杀他，只是暂时拿他没办法。
晁错办公的内史府位于太上皇庙的内墙外游乐的区域，大门朝东，很不方便。于是他命令在内室府开了个南门，把太上皇庙的外墙也凿破了。申屠嘉大怒，想劾奏晁错擅自凿破宗庙外墙，下廷尉诛杀晁错，可是他低估了晁错的能量。
晁错一听到申屠嘉想劾奏自己，马上一溜烟跑去见刘启，叩头求情。刘启一听，抓住这么点小事，申屠嘉就想杀自己的宠臣，哪有那么容易？于是等到申屠嘉把请求诛杀晁错的奏折一上，刘启轻描淡写地说：“哦，你说的是那件事啊？这是我叫他做的。那块地又不是真的宗庙墙，只是一个外墙，好多官吏都曾在那里住的。你回去罢，晁错没有罪。”
申屠嘉一听，简直信不过自己的耳朵。可是皇帝说了话，自己哪敢不听，只好连连谢罪，说自己乱告状。罢朝后出了宫殿，他气鼓鼓地对自己的长史说：“妈的，我本来应该先宰了晁错那小子再禀告皇帝的，现在却先向皇帝请示，简直吃错了药。”他回去后，肚子里的气一直憋着，没多久竟气死在家里。晁错听到后哈哈大笑：“活该，这个死大老粗，跟我玩，看我不玩死你。”
从此之后，朝中无人再敢惹晁错，晁错升官像现在北京的房价一样：腾踊，一年半之后，也就是景帝二年的八月，晁错升任万石的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不过好景不长，他很快就把自己送上了绝路。因为，他之后干的事，正像他的名字一样，真是“错”的。
小章：第四集
晁错提出的建议，和以前的贾谊如出一辙，就是“削藩”。
在刘恒时代，晁错还是太子家令，就屡次向刘恒上书，应该惩治吴王刘濞，削夺吴国的郡县。刘恒没有采纳。现在他当了御史大夫，立即又上书刘启，说：“以前高皇帝定天下，因为自己儿子年幼，所以封了很多同姓为王，连私生子刘肥都封了齐国七十二个城池，同父异母弟刘交封为楚王，也握有四十个城池，侄子刘濞则掌管吴国五十多个城池，这三家的封地几乎达到了天下面积的一半，这不是正常现象。吴王因为太子被您杀了，心里不爽，一直诈病不朝，应该诛杀。先帝心地良善，不忍加诛，反而赐他几杖，哪知他不知报恩，反而越发骄傲，公然铸造钱币，煮海制盐，还收留天下罪犯。今天削除他的封地，他也会反；不削除他的封地，他也会反。削了，他很快就会反，祸患还小一些；不削，他积蓄更多的实力再反，祸患更大。不如立刻削除。”
晁错的话很有些夸张的地方，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政客本性，为达到目的不计手段，可谓狡诈。其实这时候的齐国早就不是汉初的齐国，早已分裂为齐、济北、菑川、胶东、胶西、济南六个国家，所辖国土比当年的齐国小多了，六国各自为政，实力大减。楚国只有三十六个城邑，这还不包括那些位于楚国境内的列侯封邑，实际上也远不到晁错所说的四十个城邑。而且更重要的是，就算当时天下所有诸侯王的土地加起来，按照胶西王群臣的分析，也不过仅占汉朝面积的五分之一，不可三家就能占到二分之一。可以说，晁错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采取了夸张的修辞手法。至于晁错为什么要这么做，一则有向皇帝表忠心的因素，二则有博取政治资本的因素。三则，当然，也有可能他觉得废除诸侯王制度，确实有益于天下苍生。
说起来，这世上专制制度的发展，都和奴才们自觉的忠心有关。有时独裁者根本想不到的统治绝招，往往有奴才们主动想好了，给独裁者奉上。商鞅不是奴才吗，吴起不是奴才吗，韩非不是奴才吗？呕心沥血给主子献策，最后却死在主子刀下。奴才们必须清楚，等到他们忠心爱戴的独裁者主子把异己分子消灭光之后，也就轮到了他自己，但那时已经没有人能救他了。这就叫“作法自毙”。秦国的商鞅，首先建立了残酷的法家政治，后来他自己被秦王通缉出逃，逃到一个旅馆，欲歇宿一夜再跑，不想旅馆问他要身份证，理由是：“商君之法，没有身份证的，各旅店一律不许留宿，发现可疑人立刻报警，否则连坐。”商鞅只能哀叹：“老子制定的法律，竟然害死了老子自己。”文革时，一些文痞的表演和害人伎俩，估计也很多是他们的主子所想不到的，都是类似于商鞅和晁错的表演。
《汉书》的作者班固对于晁错的表演，是持认可态度的，因为他是东汉人，大一统的专制君主制已经建立，他没有表示异议的权力。而成熟的专制君主制，也是一直伴随着他成长的，就像人入了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他不可能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可悲。但《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对晁错的表演却颇有微辞，在赞语里评价说：“晁错擅权，对政事多所变更。七国举兵的时候，晁错不好好谋划退兵之策，反而想因此杀袁盎以报私仇，弄得自己被杀。谚语里说‘变古乱常，不死则亡’，这就是说晁错的罢。”而班固的评语却是：“晁错一心想着为国家的长远谋划，从来不考虑自己。最后遭到族诛的待遇，真是忠心耿耿，可惜啊！”
很显然，作为去古未远的司马迁对君主专制的大一统政体并不欣赏，他欣赏的是以前的封建制度，因为封建制度下，皇帝受到诸侯王势力的掣肘，而不能为所欲为，个人不需要直接赤裸裸地面对专制朝廷的挤压，也因此能保留更大的自由空间，这和西方国家的联邦制大国是有着相似之处的，层累的宗法制度构成了级级的分权，君主之下的大夫和公族有不可小觑的私家武装，所以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封建制度是民主的重要保证。”司马迁曾经深刻感受到专制对自己的戕害，所以对晁错的行为不能不抱着批判态度。
总之，因为晁错一向以善辩闻名，死的也能说成活的，刘启觉得他都言之有理，刘濞的儿子是被自己打死的，自己作为皇储，打死他一个儿子，算得了什么？他竟然因此怀恨在心，这他妈的算什么？他决定立刻解决这件事，晁错说得对啊，诸侯王坐大，是汉朝的心腹大患，将来必定会造反。这场风波迟早要来，是汉朝的大气候和诸侯王自己的小气候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晚来不如早来。是彻底解决这件事的时候了。
三年的十月冬天，新年。楚王刘戊到长安朝拜新年，晁错立刻劾奏楚王刘戊在为自己母亲薄太后（楚王太后）服丧期间，在服丧的居室和婢女性交，违背礼制，应当斩首。刘启装作宽宏大量，赦免了刘戊的死罪，但是削除了楚国的东海郡和薛郡以为惩罚。楚国本来就只辖有东海、薛、彭城三个郡，这么一来，等于削除了三分之二，大国立刻变成了撮尔小国，反正够狠的。
这次新年朝会上，不单楚王，赵王和胶西王也因为被晁错挑出过错而削除了郡县。前者被削除了常山郡，后者被削除了六个县邑，都搞得血本无归。
这些削除郡县的提案被刘启拿到朝廷上，让大家讨论，朝中群臣知道晁错的厉害，没有人敢于提出异议。只有一个叫窦婴的宗室坚决反对，晁错冷眼看着他，把他深深记在脑海里。如果不是很快晁错遭自己倒了霉，我敢说，窦婴的下场一定好不了哪里去。
晁错的建议在朝中顺利通过，楚王、赵王、胶西王灰溜溜的，肉疼得要命，在场的其他诸侯王也都惊骇万分，等他们回到自己国家，整个东方顿时炸开了锅，诸侯王恨不能生吃了晁错的肉才能解恨。
吴王刘濞首先坐不住了，他虽然没去长安朝会，但也听到了汉朝正在紧锣密鼓地策划削除自己的封地，于是派自己的中大夫应高去见胶西王刘卬，首先表达了慰问，然后问：“我们吴王鄙陋不肖，心里有些忧虑，不敢瞒着你老人家，特意派我来转达他的肺腑之言。”
刘卬客气地说：“敬闻教诲！”
应高说：“现在主上任用奸臣晁错，变更律令，侵削诸侯，征求无厌，诛罚甚重，而且似乎这种趋势越来越厉害。有一句谚语不是说吗：‘狗先吃糠，后欲食米。’他们是永远不会满足的。吴国和胶西国，都是知名的诸侯，被他们这么吹毛求疵，哪里还能安稳？我们吴王身体不好，二十多年没有去过长安朝请，非常害怕被主上疑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