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恒心里又是感动，又是伤悲，在邓通又一次欢快地帮他吸完脓汁之后，刘恒假装随意地问道：“你认为这普天之下，谁最爱我？”邓通老老实实地回答：“我想没人会超过皇太子罢？”刘恒点了点头，后来皇太子刘启进来问疾，刘恒就指着自己的痈说：“过来，帮老爸把这里面的脓汁吸掉。”
皇太子大吃一惊，但皇帝老爸的命令又不敢违抗，否则这个太子估计当不稳，他犹豫了一下，苦着一张脸俯身去吸，但是动作一点不利索，脓汁吸得不够干净，七零八落，汤汤水水洒得到处都是。比起邓通，不仅技术差得太远，态度也极不认真。按理说技术差不要紧，练练就可以了；态度差，这就是立场问题了，说明对皇帝老爸不够热爱。所以刘恒大不高兴，但没办法，总不能因为这种破事废掉太子罢，对着大臣们也说不出口啊！
皇太子总算吮完，一阵风地跑出去刷牙。后来听说邓通曾经屡次给老爸吸吮脓汁，甚至把它当成一种乐趣，心中大怒，对邓通恨之入骨，只是暂时不敢发作。
而刘恒从此对邓通更加宠幸了，自己的亲儿子给自己吮痈很不情愿，而人家邓通却甘之如饴，这该是多大的忠心？有一次，他招来一个相面的，给邓通看相。那相面人说：“陛下，从邓大夫的面相来看，他老人家将来恐怕会因为贫穷饥饿而死啊。”
刘恒哈哈大笑：“有没有搞错？饿死？他对朕这么好，朕怎么会让他饿死。”于是干脆把蜀郡的一座铜山赐予邓通，允许他私人铸钱。从此，“邓通钱”流通天下，成为除了皇帝之外，天下最富有的人。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刘恒死了之后，即位的景帝，也就是当年的皇太子老实不客气，要秋后算帐了，他下诏将邓通免官，接着又指使人告发邓通偷偷跑到境外去铸钱。皇帝要找别人的茬，还能有什么办法，于是邓通倒霉了，被关进监狱拷问，将家产全部没收，还不够罚款的数目，总共欠国家数亿的债务。幸好文帝的女儿馆陶长公主刘嫖比较同情邓通，又送了不少钱财给邓通，但每次钱一送去，就被官吏当场接收，说是抵偿债务。邓通因此穷得家徒四壁，两袖清风，连一根发簪都没有。
长公主刘嫖实在无可奈何，只好耍了个花招，再给邓通送钱和衣物的时候，谎称是借给邓通的，如此一来，官吏也没有理由将这些钱抄走了，邓通靠着这些馈赠继续苟延残喘了一阵。这个可怜的人，曾经富甲天下，最后果然落到了不名一钱的下场，郁郁而死。那个相面人看相还真准，当然，我们宁愿相信这是司马迁编造的。
邓通在古代佞幸史上非常有名气，也被现在很多杂文家拿来当作不知廉耻的例子。其实这对邓通来说，非常不公平，因为他不过是皇权下的一个卑微的牺牲品。他为皇帝吮吸痈疮，在那时的情况下，不但是不得已，说不定还是出自一种真诚的报恩心态。他出身贫贱，大字不识几个，不懂得什么宁死不辱的气节，皇帝对他好，他就要对皇帝好。虽然行为有点不堪，却没有什么可值得深责的。皇帝问他天下谁最爱自己，他回答是太子，也是一种朴素的想法。至于为此得罪了太子，并非他的本意。如果他老谋深算，也许就不会遭到那样的下场了。
但我们也不能因为同情邓通就丧失基本的是非观和立场，总得来说，邓通虽然可怜可悲，却并非丝毫不值得谴责。为什么包括丞相申屠嘉在内的士大夫都讨厌邓通呢？《史记》和《汉书》都为什么不约而同地把他写入《佞幸传》呢？因为他破坏了士大夫和皇帝之间的规则。在先秦的封建贵族社会，士大夫也讲究对君主效忠，但这种效忠是遵循一定规则的，所谓“君君臣臣”，它的意思是君主如果像个君主的样子，臣子就应该遵从臣子的职责。如果君主不像君主，那么臣子就可以不遵守臣子的职责。孔子他老人家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就是这个道理。君臣双方之间有一定的规则维系，相互之间有义务，并非下级对上级只能无条件地听从。《左传》里的晋灵公，因为随便杀人，最终被卿大夫击杀，虽然卿大夫的这种行为也被视为弑君，但《左传》叙述此事的第一句却是“晋灵公不君”，可见君主的行为不端，也必须遭到谴责。西汉虽然已经是君主专制社会，卿大夫没有挑战君主的权力，但是君主看见丞相等高官，也必须起立敬礼，这就是传统的遗存。或者可以打个比喻来说，皇帝可以要求卿大夫恪尽职守，如果卿大夫没有做到，可以将他们治罪。但皇帝不能要求卿大夫吃屎，如果这样要求卿大夫，那就是无道昏君，卿大夫也将视之为侮辱。邓通作为一个二千石的高官，虽然是因为佞幸提拔的，但却毫无廉耻到为皇帝吸脓，当然就为正统的士大夫所不容了。这完全是自降尊严和身份，这样的人一多，显然是个危险的征兆，整个卿大夫阶层都有沦落为皇帝真正奴仆的危险。同样，刘启作为皇太子，只要好好履行他本人的职责就行了，如果被逼到要为父亲吸脓，则同样是个危险的征兆，他怎么能不恨邓通呢？
有一个饶有趣味的情况是，史书上说刘恒非常廉洁。有一次想在宫中建造一座露台，都因为要花费百金（百万钱）而放弃了，他的宠姬慎夫人穿的衣服也没有长到拖地的，可见用布料非常节俭，但是他赐给邓通的钱前后多达十几亿，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是什么使一个自奉甚薄，对宠姬也悭吝的皇帝对一个宠臣也变得如此大方呢？这恐怕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小章：第三集
上面被邓通的故事打断了一会，这里继续谈贾谊。他的牢骚主要包括以下两点：
（1） 削藩问题
（2） 良好风俗和士大夫的身份认定问题
先说第一点。他是这么阐述的：
在权力的光芒面前，任何亲情都是靠不住的，所以东方齐国、楚国、吴国等诸侯国，无一不有着谋反的潜在危险。现在我们大汉之所以还能暂时保证安全，完全在于这些诸侯国的国王大多还比较年幼，权力还基本控制在汉朝派去的太傅、国相手里，等到这些王青春期一过，发育成熟，太傅和国相也大多衰老退休了，新派去的太傅、国相又缺乏根基。这些诸侯王就可以为所欲为，将会像济北王和淮南王一样谋反。试问这普天之下，谁人不想当皇帝？
虽然情势危急，但是，阻止这些诸侯王造反的办法还是有的，那就是削藩。因为造反需要实力，诸侯王的国土越大，掌握的赋税和甲兵越多，野心就会越大。只要把诸侯王的国土削小，他们就算想造反，也会有心无力。
关于第二点，他显得更加忧虑重重。凡是秦汉之交的人，没有人不喜欢把秦朝的覆辙来说事的。贾谊对秦朝大加鞭挞，说它灭亡的原因就是商鞅留下来的后遗症。抛弃礼义廉耻，只讲利益：
秦朝人的风俗是儿子大了就必须分家，如果家里太穷没财产可分，也必须离开家庭，去别家入赘，当倒插门女婿。而秦朝的赘婿是毫无家庭地位的，社会上和政府的法律也看他们不起，不是走投无路，谁也不会去走那步。普通百姓分家之后，如果儿子向父亲借把锄头用用，父亲会像赏赐一样，露出高高在上的神色；反过来，如果母亲向儿子借把扫帚，儿媳妇会公然辱骂，这就是家庭之间没有恩情的原因，如果父母子弟中有人犯法，还必须互相告发，否则连坐，弄得一家子骨肉也像防贼，则这个国家确实没救了。另外，现在家庭中最基本的羞耻礼仪也已经全部丧失。儿媳妇给幼子喂奶，可以公然站在公公身边，丝毫不觉得羞愧。而且这种风俗一直保留到现在，实在让人忍无可忍。
这些话说得很有道理，如果一个国家风俗凉薄到连亲人之间也像防贼那样，那这个国家确实变成了垃圾国家。就像我们国家的文革时期，在政府的鼓励下，父子夫妻之间也经常互相揭发，不知闹出了多少凄惨的人间悲剧。而儒家一向赞同父子夫妻之间的“亲亲相隐”制度，从表面上来看，这违背了法律的公正，但比起父子夫妻反目这种对良好社会风俗所造成的危害来讲，那又好得多了。
和儒家相似，西方也有“亲亲相隐”的传统。古希腊的宗教和伦理都对儿子告发父亲这种行径表示禁止，在古罗马法中，有更多的禁止亲属之间互相告发的规定，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他的名著《论法的精神》中明确说到：“妻子怎能告发她的丈夫呢？儿子怎能告发他的父亲呢？为了要对一种罪恶的行为进行报复，法律竞规定出一种更为罪恶的法律……为了保存风纪，反而破坏人性，而人性正是风纪的泉源。”十八世纪的意大利法学家、刑法学之父贝卡利亚在他的《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就明确反对有关出卖、背叛的证词，他认为，出卖和背叛这种极其无耻的行径，连一般犯罪者都看它不起，怎么能用连罪犯都对之鄙夷的行为，反过来对付犯罪呢？在这一论著的影响之下，现在西方很多国家的法律都支持“亲人互相容隐”的规则。总之，法家鼓励告奸的传统确实残害了良好的风俗，违背了人情，秦朝之很快遭到灭亡的命运，这也是原因之一。试问，作为有理想的士大夫，贾谊怎么能不对之切齿痛恨？
除此之外，最让贾谊忍受不了的，是他发现这个国家根本就没有贵族。所有的官员平时看上去高高在上，牛皮烘烘，可以作威作福，而一旦犯了罪，马上就要被捆成粽子一样塞进监狱，遭受狱吏们的打骂凌辱。除了皇帝之外，任何人都没有保持尊严的可能。因此，他建议刘恒，一定要尽快从根本上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不要只是嘴巴上说说，要拿出实际行动来。如果士大夫们犯了罪，不能采取进监狱让狱吏凌辱的办法，而应该采用“礼不上大夫”的贵族传统：如果是小罪，可以让他们戴着白帽子，上结牦牛的缨子，用一个盘子装上清水，上面搁一把剑，跑到“请室”去请罪（清水表示尊崇像水一样平的法律，加剑表示君王如果愿意，自己愿意服罪自杀）；如果犯了中罪，就让他们引咎辞职，等待判决，皇帝不应当派狱吏用绳子系在他们脖子上，像系狗一样；如果犯了大罪，则听到命令，就向北面跪下，自杀谢罪，皇帝不应该绑住他们斩首，而应该派使者去对他们说：“子大夫你自己有罪，我对待你算是有礼了。”如果皇帝对待士大夫有礼，士大夫也会觉得自己有地位，有尊严，有荣誉，会更加廉节自励。这样一来，朝廷就会政治一清。如果皇帝对士大夫无礼，士大夫自己也就不把自己当人，做起事来就毫无廉耻，什么坏事都敢做。这样一来，天下就会重蹈亡秦的覆辙。
应该说，贾谊的想法都是很好很好的，却迂腐不实用。汉代没有贵族很正常，因为最后一个贵族项羽已经被刘邦五马分尸了，刘邦自己就是一个地痞无赖，他身边那些功臣除了张良之外，也多是小吏和街霸出身，哪里有什么贵族传统？况且秦国宗室虽然是传统的贵族，可是自秦孝公以来就不断削夺贵族阶层的权力和地位，大力提拔有军功的地主和普通百姓，也早已不欣赏贵族。汉承秦制，贾谊这个不识相的家伙却偏偏想在汉朝寻找贵族，岂不荒谬？
再拿“削藩”的建议来说，见解是对的，可实在不合时宜。在政治上，刘恒不是傻瓜，至少比儒生贾谊更有经验。他经历过济北王刘兴居和淮南王刘长的事件，岂会不知道其他大诸侯国是潜在的定时炸弹？可是这个藩暂时不能削啊，要知道，他之所以能当上皇帝，都是因为东方诸侯王虎视眈眈，长安功臣集团不敢轻举妄动，才平白拣了个便宜。从这个角度上说，诸侯王对自己是有功的，而且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内，还会发挥平衡长安功臣势力的作用。这个藩不但暂时不能削，还得好好笼络起来为自己所用。
而且，诸侯王都是既得利益者，哪会甘心让自己削藩。虽说这些王年龄还小，但他们的宗族和外家会甘心吗？贸然削藩，一定会逼得他们义无反顾地造反，内忧外患一起，自己的皇位还能坐得稳吗？这些情况都说明，贾谊是个儒生，只会纸上谈兵，根本不知道政治斗争的险恶，否则就不会被稀里糊涂被贬到外郡了。
再说第二点，那就更是痴心妄想了。先秦时候的儒家，确实很讲气节，但那时有条件讲气节。因为在封建采邑制度下，君主并没有太大的权力，在天子之下，各国诸侯在自己的封地里都可以自行其政，享有绝对的自主权。而诸侯国内，又有众多的卿大夫拥有自己的采邑和甲兵。这些一级一级的贵族，在他们的采邑和甲兵的支持下过着自主的生活，如果君主对他们的要求过分，他们就可以扬起武器，严正地说一声“不”。但到了秦国，在法家的政策下，这些贵族都被剥夺了采邑和权力，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国君手里。国君之下，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一视同仁，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虽然这种说法并不严格，各级官吏仍享有一定的多少不等的豁免特权。但这些特权的施与与否，都在君主的绝对控制之下，君主可以随心所欲，予取予求（这里用予取予求的传统含义）。而不像封建时代的君主，不但不敢随便对贵族卿大夫怎么样，自己还经常被卿大夫弑杀。
但是这种贵族民主的政治在秦朝以后终于一去不返，是人类自己给自己带上的枷锁，是罪有应得。托克维尔曾说：“如果说有的民族曾经任凭异族将文明的火把从手中夺走，那么，有的民族也曾用自己的脚踏灭过文明的火把。”这对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是完全适用的。
法家政策下建立的专制君主制合理吗？从人类本身文明的进程来说，显然不合理，但它恰恰迎合了人类本身的弱点。商鞅曾说，老百姓都有“好利恶害”和“趋利避害”的本性。比如商人风餐露宿，不远千里地四处贩卖，是因为有利可图；渔夫不畏艰险，浪里翻滚，也是因为有利可图。因此，只要用利益去诱惑百姓，就可以把百姓治得服服帖帖。
当年秦国之所有能击灭东方六国，就在于他是法家政策施行得最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