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刘伯温的悲惨下场
除了教育百姓外，朱元璋还要抓官员队伍的思想建设。
朱元璋做事的特点是考虑极为长远。在与元朝作战之时，他已经想到了未来王朝的巩固问题。所以，遇到那些宁死不屈的元朝官员，他权衡利弊后，挑出几个，大加表彰，借此在自己的大臣中树立“忠”的观念。
元太平路总管靳义在太平城破时投水自杀，朱元璋称之为“义士”，下令“具棺敛葬之”。元将领福寿死于集庆，石抹宜孙死于处州，余阙死于安庆，他也一一加以礼葬和祠祀，以彰其“忠”。他夸奖福寿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其福寿之谓乎？为人臣者当如是也。”
蔡子英为元至正中进士，累官至行省参政。元亡被明兵捕获，押至京师。朱元璋久闻其名，以礼遇之，但蔡子英不为所动，在羁所大哭不止。
“人问其故，曰：‘无他，思旧君耳！’”朱元璋闻听，十分感动，“洪武九年十二月命有司送出塞，令从故主于和林。”命人给了车马路费，送他到北方草原去找北元皇帝去了。这一出人意料的举动，有力地向天下人宣示了他对“忠诚”这一品质的推崇。
朱元璋善于招揽人才，许多故元的将领文臣投奔到他的麾下，为他的事业作出巨大贡献。在奔向帝位的途中，他对这些人毕恭毕敬，遵礼有加，比如刘基因为做过元朝臣子，不想出山，朱元璋绞尽脑汁，想尽了各种办法劝他出来，又对刘基非常尊重，每次都“称老先生而不名”。
然而，开国之后，当这些人的重要性降低之后，朱元璋的态度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刘基为朱元璋的事业，可以说尽了肱股之力。没有刘基，也许就没有朱元璋的天下。因此，当元顺帝北逃、皇子买的里八剌被送到南京时，他和其他开国元勋一样，欢欣鼓舞，文思泉涌，写了一封祝捷文章，正要给朱元璋送上时，朱元璋却下了这样一道诏书：
“因命礼部榜示：凡北方捷至，尝仕元者不许称贺。”做过元朝官员的人，不要参与庆贺。
这对以刘基为首的在元朝当过官的人的精神打击可想而知。朱元璋的意思表达得很清楚，以“忠臣不事二主”的标准，刘基易主求名，是“大节有亏”，犯了原则性错误，是不可饶恕的。因此在大封功臣之时，只封他一个伯爵，不久就把他赶回家里，最后还听任其政敌将他害死。
元翰林学士危素在元亡之际曾投井自杀，却被救出。朱元璋听说此事，认为其人忠义可用，把他招来安排在自己身边做侍从文官，十分信任。危素也卖命尽职，为朱元璋做了许多工作。可是天下大定之后，朱元璋看他就有些不顺眼了。有一天，朱元璋坐在东阁侧室的屏风后面，危素从屏风外慢步走来，履声橐橐（tuó）。
朱元璋问：“谁？”
危素答道：“老臣危素。”
朱元璋嫌他自称老臣，就嘲笑说：“我只道是文天祥来！”
元顺帝有头大象，能在宴会上起舞助兴。明军攻入大都后，把它运到南京。有一次朱元璋宴请群臣，叫人把大象牵来，要它起舞，这头大象却趴在地上不动。朱元璋一气之下，下令把大象宰了。第二天，便借这件事，叫人制作两块木牌，一块写着“危不如象”，一块写着“素不如象”，挂在危素的左右肩，把他羞辱一通。
后来，御史王著等人上书，弹劾危素是亡国之臣，“不宜列侍从”，朱元璋下诏把他贬到和州去看守余阙庙。不到一年，危素便郁闷而死。
这样的例子不止危素一个。许多元朝降臣都是“始虽荣遇，终必摒辱”。
第十一章 任意摧残：对知识分子的软硬两种手段
第一节 “胡萝卜加大棒”
如前所述，在打天下的过程当中，朱元璋十分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善于任用读书人，是他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开国之前，他对知识分子毕恭毕敬，十分热情。
开国之后，朱元璋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前后发生过很大变化。
开国初年，他仍然十分重视人才工作。
开国之初，百废待兴，各条战线都急需人才。朱元璋掀起了一次访求知识分子高潮，来充实自己的官僚队伍。
他继续打天下时的老办法，命人携带大量金钱分赴各地寻找人才。对知识分子还是坚持“给足面子”，嘱咐使臣们“求贤之道，非礼不行……有司尽心询访，必求真材，以礼敦遣”。洪武元年徐达北伐，朱元璋命他一边作战，一边注意访取人才。徐达毕竟是武人，只要是读书人，不管本人是否愿意，都强迫他们赴京，不动身就动武。朱元璋得知，即发布公告，进行安抚，说：“所征人材，有不愿行者，有司不得驱迫，听其自便。”
不过，这时的知识分子政策已经由一手变成了两手。天下未定之际，读书人不出山他不硬逼。因为逼急了，这些人有可能跑到他的对手那里去。他只能摆出宽怀大度的样子，置之不问。如今天下已经姓朱，形势不可逆转，读书人无处可逃，所以对那些太不给他面子的知识分子，朱元璋也时常不自觉地失去耐心，露出自己的獠牙。
江西贵溪县的夏伯启叔侄想做元遗民，不愿当官，把自己左手的大拇指砍掉了。朱元璋闻知大怒，夏伯启叔侄被枭首示众，全家都被籍没。和夏伯启叔侄一样被朱元璋杀死的还有苏州文人姚润、王谟，他们也是“被征不仕”，结果是“皆诛而籍其家”。
《明朝小史》更记载：
帝既得天下，恶胜国顽民，窜入淄流，乃聚数十人，掘一泥坑，特露其顶，而用大斧削之。一削去头数颗，名曰“铲头会”。
朱元璋痛恨那些托身寺庙的遗民，将他们埋入地中，只露其头，用大斧削去，称为“铲头会”。
在朱元璋以前，虽然君权严重，士大夫阶层还享有一定程度的人格独立。“山林隐逸”不但被宽容，甚至被尊崇，这是传统社会留给人们的最后一块自由呼吸的空间。朱元璋却毫不犹豫地封杀了这块空间，他认为，这些拒绝与他的政权合作的人必定是看不起他这个前乞丐。他发布命令：“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这就是所谓的“寰中士夫不为君用”罪。
天下是他朱元璋的天下，所有读书人都是仰他朱家的阳光雨露而活，不为他朱家服务，这本就是滔天大罪。后来他还专门写了一篇《严光论》来继续阐述他的“不为君用即为罪”的理论。严光是汉光武帝刘秀故人，刘秀登基后他隐姓埋名，不愿出山，刘秀只好让他潇洒自在地在富春江垂钓消遣，这本是中国历史上一桩著名美谈，不想在一千三百年后，却遭到了朱元璋的严厉批判。朱元璋说，假使是赤眉、王郎、刘盆子等辈混乱未定之时，严光到哪儿钓鱼？现在他之所以有地方钓鱼，是因为皇帝平定了天下。既受皇帝之恩，理当出山服务。
胡萝卜加大棒政策效果十分明显。天下知识分子再也不敢东躲西藏，都老老实实出来为新政权服务。由于大批知识分子加盟，大明王朝的官僚体系迅速建立，国家机器按计划有效运转起来了。
第二节 大明第一文学家
第二阶段是渐起轻视之心，言辞不再卑逊。
朱元璋原本大字不识几筐，随着身边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在他们的熏陶下开始有计划地读书，博览经史，学做文章，渐渐地登堂入室。他发现，原来知识并不那么高不可攀，只要下功夫，他朱元璋一样可以通古博今，甚至写出像模像样的文章。
随着自己文化水平越来越高，了解了知识的堂奥，朱元璋对知识分子的迷信之心渐淡。他发现，知识分子们既有突出的长处，也有明显的短处。长处是知识广博，足智多谋，弱点是多谋寡断，缺乏行动力。朱元璋明白了为什么人家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他们做事畏手畏脚，条条框框太多，缺乏胆气魄力，只会做君子，不敢当小人。所以他们难以独立成大事，只能追随自己寻找功名富贵。真正的英雄，还得数他和刘邦这样的大老粗。明白了这一点，朱元璋渐起对文人的轻视之心。
开国之后，他在给宋濂的诰命中，这样坦率地谈到对宋濂的真实看法：
尔濂虽博通今古，惜乎临事无为，每事牵制弗决。若使尔检阅则有余，用之于施行则甚有不足。（《明太祖集》卷三）他认为宋濂虽然博古通今，学识出众，但缺乏决断力和执行力，办不了什么实际的事情。
这样的话，朱元璋在开国前是绝对不会说的。对开国文臣之首宋濂尚如此评价，别的文臣在朱元璋心目中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事业的顺利，使朱元璋不可避免地自我膨胀起来。
随着政权越来越稳定，大家都认识到天下姓朱已经没有任何疑问。朱元璋不用再像以前那样费力地去寻访、邀请，多如牛毛的知识分子就主动满怀热情地依附到朱家政权这张皮上。朱元璋广泛兴建的学校系统已经开始培养车载斗量的文化人，一时间知识分子极大丰富，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他们在朱元璋眼中的价值也越来越低，他对他们的整体态度也越来越轻慢。
洪武七年，朱元璋的一位贵妃去世。贵妃相对皇后，是小老婆。按古礼，庶母死，子孙不需服丧。朱元璋十分喜欢这位妃子，要求孩子给她服丧。文臣们纷纷上书，反对他更改古礼，朱元璋因此写了篇《孝慈录·序》，大骂这些知识分子“迂儒”。说他们只知道死读书，读死书，以古非今，而不知道审时度势，现实灵活地处理问题：
今之迂儒，止知其一，不知其二，是古非今，昭然矣。
又说，这些人其实不过是一群废物，做不出什么好事来，警告后世君主不要过于听信他们：
朕观宫生之君，好内山林之士，任为股肱爪牙，暴贵其身，致君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国之危亡，非迂儒者谁？其丧礼之论，时文之变态，儒乃不能审势而制宜，是古非今，灼见其情，甚不难矣。
通过这些痛快淋漓的斥骂，朱元璋将那些“山林之士”贬低成一群废物，警告后世君主不要过于听信他们，以防“牵制文义，优游不断”。这里面，有对知识分子弱点的灼见，更多的是一竿子打死的偏见。
不但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能力不屑一顾，对于文人学士们的文字本行，朱元璋也越来越敢于评头品足，挥斥方遒。朱元璋虽然中年之后才开始学习写文章，但因天分不错，常有出色之作。他的一些文字虽粗头乱服，却风格独特豪迈，气势吞吐千古，在古今帝王中独树一帜，他也颇以此自矜。洪武七年，朱元璋举行诗文大会，命文臣们作《阅江楼记》。读完之后无一当意者，于是亲自动手，写了两篇，给文臣们做示范。
大臣们当然赞颂佩服不已，朱元璋照单全收，洋洋自得地登上了大明第一文学家的宝座。不久之后，对当代文坛第一人的地位也不满意了，写了《驳韩愈颂伯夷文》、《辨韩愈讼风伯文》等文章，开始对中国文学史的显赫人物韩愈、柳宗元大加批驳，说韩愈对于“格物致知，尚未审其情”，说这些文人只会讲究词藻，不通人情物理。俨然以帝王之尊，指导天下文人如何写作，文章强词夺理，满纸咄咄逼人的霸气，高己卑人、予智予雄于此达到了极点。
第三节 洪武朝的敏感词
第三个阶段，则是一边任用，一边残杀。
在统治前期，朱元璋极少杀文臣。到了洪武中期，天下已如磐石之安，朱元璋对自己的流氓本性不再刻意压制。他对文臣，一方面要任用他们安邦治国；另一方面，因为知识分子到处都是，用不过来，稍不高兴，就随手杀掉，毫不可惜。
洪武九年十二月，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万言书直陈时务，朱元璋叫中书郎王敏将万言书读给他听，一开头茹太素说了一大堆套话，让朱元璋十分讨厌，把茹太素叫进宫，按在地上痛打了一顿。第二天晚上，又叫人接着念茹太素的万言书，听到后面有四件事可行，这才把茹太素放了，说你的错误在于文章写得太长，其实五百个字就足够了。
过了几年，茹太素当到户部尚书，仍然爱提意见，因而“屡濒于罪”。
一天，朱元璋在便殿宴请茹太素，给茹太素倒了一杯酒，吟诗说：“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茹太素磕头致谢，续韵吟道：“丹诚图报国，不避圣心焦。”朱元璋听了，不禁为之恻然。但不久，还是找借口把茹太素处死了。
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四月，朱元璋设置僧司机构，大力崇佛。大理寺卿李仕鲁是颇著声名的程朱理学家，对皇上崇佛的举措颇不以为然，劝朱元璋崇儒辟佛，朱元璋不从，他一气之下，把手中的朝笏扔到地上。朱元璋大怒，叫武士当场把他摔死在台阶下面。
同州进士王朴性格耿直，最爱直言极谏，有时见自己的谏言未被接受，还当面和朱元璋展开辩论。朱元璋开始几次对他的敢言劲头表示欣赏，后来次数多了不胜其烦，把他杀头了事。王朴根本不了解自己这类知识分子在皇帝心中无足轻重的地位，路过史馆，还高声呼喊：“学士刘三吾志之：某年月日，皇帝杀无罪御史朴也！”
除了这类因为顶撞进谏而死者外，更多的知识分子死于朱元璋的文字狱。虽然朱元璋越来越看不起知识分子，但他对知识分子的防范戒备心理却丝毫没有放松，起因是“士诚小人”这个典故。
洪武初年，因为不满朱元璋重文轻武，有一位武臣对朱元璋大讲知识分子的坏处。他说这些人心胸狭窄，嘴巴刻薄，经常变着法地骂人：“读书人用心歹毒，特擅讥讪，如不警觉，即受其愚弄。如张九四（张士诚原名）优礼文人，请他们给自己改名，哪成想他们竟给他取名为‘士诚’。”
朱元璋说，这名字很好啊？有什么毛病？
武臣说：毛病大了去了。我的幕僚跟我讲，《孟子》上说了，士，诚小人也。这是骂张士诚小人啊！
朱元璋听后，立即找了本《孟子》来查，果然发现有这句话。他不禁竦然而惊：张士诚也算半个君王，给人叫了半辈子小人，到死都不知道，真是可怜。这无非读书人欺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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