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超越于现实权力而对社会秩序和国民道德发生实质性作用的“孔教”。
在辛亥革命后。全国各地相继出现“孔道会”、“孔社”、“尊孔会”、“孔圣会”等提倡尊孔读经的儒学社团，但这些都是自发成立，不成规模。就在此时，此前一直有创立孔教会的康有为授意他的学生陈焕章模拟基督教建制，联络前清遗老沈曾植、朱祖谋、梁鼎芬等人于1912年孔子诞辰日（即10月7日）在上海成立了孔教会。
孔教会之所以刚一成立便产生巨大影响，迅速超过孔社、孔道维持会、孔道会、宗圣社等团体，不仅因为沈、朱、梁等人都是前清副部级高官（比如像沈曾植曾任安徽布政使，梁鼎芬曾署湖北布政使。朱祖谋则是礼部侍郎），而且这些人都是闻名全国的大学者、大词人（比如沈曾植硕学通儒蜚振中外，被誉为“中国大儒”；朱祖谋是晚清四大词家之一，编有著名的《宋词三百首》），即便是年近三十出头的陈焕章也蜚声内外。
陈焕章15岁便进入广州万木草堂师从康有为，23岁乡试中举，24岁联捷甲辰恩科（1904）进士。25岁赴美留学，经过两年语言学习后，入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31岁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所著《孔门理财学》由哥伦比亚大学收入“历史、经济和公共法律研究”丛书付梓问世，并先后得到宏观经济学鼻祖凯恩斯、社会学宗师韦伯等大牛的点评与肯定，于是他暴得大名。然后回国组建了孔教会。
而孔教会成功的另一方面原因便是陈焕章积极采用了西方组建社团的某些方法，不仅向教育部人员寄送自己所著的《孔教论》一书，以谋求教育部上下的支持，而且还组建事务所作为全国孔教总会机关，并在上海创办出版了《孔教会杂志》。孔教会的影响随杂志的发行日益扩大。直至遍及全国。
随着孔教会在北方影响渐大，一场定孔教为国教的运动如火如荼开展起来。那时候正值国会召开。陈焕章便说动了几位国会议员，请他们在参众两院提出定孔教为国教的议案。消息传出，南北函电交驰，各种社会力量纷纷请愿或反对在宪法中规定孔教为国教，尤其是蒙、藏、维边区代表反应尤甚激烈。尽管袁世凯心中颇为赞同该项提案，不过当时面临着南方革命党的巨大压力，又唯恐蒙藏维代表因此会在大总统选举中投他的反对票，只好使用一个“拖”字诀，拖到最后不了了之。
哥伦比亚大学不仅盛产同妻，其经济学同样远近闻名。作为哥大经济学博士，陈焕章绝对明白投入产出之间的关系，所以他创办孔教会自然不会满足于只推广孔孟之道。与他抱有同样心思的是全国孔教会长、有“孔教之马丁路得”（梁启超评价）“孔教巨子”（陈焕章评价）美誉的南海圣人康有为。
康有为这么些年一直鼓吹孔教，广为国人所知，但他为什么要鼓吹孔教并且自任教主呢？在他给陈焕章的信中清晰地勾勒出他设想中的曲线救国道路，并且对此信心满满：首先创建孔教会并积极宣传，争取遍及全国各地各阶层；其次向国会渗透，国会都是三四十岁以上的士绅，对孔孟之道都抱有一定的好感，只要公关得法，“则国会议员十九吾党”；再次掌控国会后，则向组阁发起总攻，争取建立孔教内阁；最后是以把持国会、内阁之势救国平天下。到了这一步才算大功告成，康有为走笔至此忍不住豪情满怀地写道：以之救国，庶几全权，又谁与我争乎？
说到底康有为就是想借壳上市，即借孔教会之名而在政治上有一番大作为，以期实现当年维新变法时未能实现的伟大事业。孙元起最初通过情报系统得知康有为如此宏伟的抱负时，用手指蘸着茶水不知在书桌上写了多少个“妄人”！
汤寿潜此时捋须答道：“正是孔教会！东瀛日本在江户幕府末期，随着欧美列强入侵，幕府威望不断下降，国内形势岌岌可危，为恢复王权、统一国家，政府宣布政教合一，积极扶持神社神道，将神社神道定为国教，凌驾于其他各宗教之上，在国民之间强制推行。就实际效果来看，国家神道这些年在增强日本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方面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
孙元起微微蹙眉道：“难道蛰翁也赞成孔教会？”
汤寿潜却不置可否：“老夫赞不赞成倒是无关紧要，关键要看孔教会能否起到凝聚我国民心、提升我国民气的作用！”
杨度哂笑道：“蛰翁此言差矣。孔教会是什么？它不仅仅是宣扬‘昌明孔教，救济社会’理念的孔教团体，更是康长素（康有为）实现他个人野心的私党，其意图无非是吹捧南海圣人、复辟君主制度，难不成他们还能改弦更张，拥戴不解四书五经、但知声光化电的百熙么？若是咱们没有创立新中国党，倒还可以进去搀和搀和。如今咱们坐拥国会第一大党，犯得着舍近求远去捧那个狂妄之辈的臭脚么？”
汤寿潜面皮微微发红，犹自说道：“前些日子老夫在沪上的时候，孔教会总干事陈重远（陈焕章）曾登门拜访，谈话间谈及《孟子》中‘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之语。他以为自王阳明（王守仁）至今正好五百年，于经世性理之学则有南海夫子，于格物致知之学则有百熙总理。百熙天生圣哲，如有宿惠，稍有涉猎，便能发洋人数百年未发之覆。对于细则物质粒子，巨则洪荒宇宙，无不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令东西洋学者为之五体投地。现在全国各地很多学校都只悬挂两幅画像，一幅为大成至圣先师，另一幅便是百熙总理。
“而康南海自幼便有澄清天下之大志，长大后于学无所不窥，目光炯远，思想锐入，气魄宏雄，能于数千年后以一人而发先圣久坠之精神，为我中国儒学放一大光明，亦不负‘圣人’之名。两人一南一北、一内一外交相辉映，有如穹宇之有日月、神州之有江河，诚可谓珠联璧合！若是二人携手并进，必可使民心早日得以凝聚、国家早日得以复兴。
“虽然陈重远有为其师康南海粉饰之处，但我国现在教育确实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其中数、理、化、生等科目皆经百熙亲手修订，自然尽善尽美。然而伦理纲常、思想修身方面却有很大缺失，一方面有意借鉴西方各种理念，但碍于取法基督教教义，结果画皮画骨难画神；另一方面又对本国传承数千年的孔孟之道不屑一顾，恨不得赶尽杀绝。最后弄得有如邯郸学步，连路都不会走了！”
杨度奇道：“那蛰翁的意思是？”
汤寿潜道：“老夫的意思是学校里科学当然要大学特学，否则如何振兴工商实业、实现国家富强？但是国民教育方面应当以孔子之道为修身根本，如果可以的话尽可能定孔教为国教，然后国家大力阐扬孔学，融会百家，讲求实用，巩固国基。百熙你以为如何？”
第四八八章长安近甸巡游遍
孙元起缓缓答道：“孙某早年专注于声光化电，对四书五经孔孟之道知之甚少，甚至间或还能听到一些诋毁之辞，说要打倒孔老二、砸烂孔家店。后来到京师大学堂任教，才在叔祖父孙文正公（孙家鼐）教诲下尝试着读了一些《四书章句集注》、《十三经注疏》，然而拘囿于古文根柢太差，只能勉强看懂十之一二。仅凭这些粗浅的理解，孙某有几点粗浅的看法。
“首先，儒家经典可以学，但要有选择地学。儒家经典无论是《四书》还是《十三经》，虽然已经写定有两三千年的时间，但其间大部分观点论断即便放在今天依然具有积极意义，作为国民的修身根本完全没有问题。但我们也要注意到这些书中或多或少都一些过时的、乃至错误的东西，比如部分礼仪制度、井田制度、贱工轻商思想、视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观点等等，就必须要加以剔除。若是像天方教之于《古兰经》、像基督教之于《圣经》一样奉为圭臬，不敢稍有逾越，恐怕未免刻舟求剑！
“其次，儒学是教化之教，但非宗教之教。蛰翁、皙子你们都通读过《十三经》，也都在前清参加过科举，平心而论，你们觉得儒学是宗教么？在过去两千年里，儒学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学术思想和道德伦理，然后逐步进入政治范畴，影响法律、制度、选举等等。直到晚近唐宋元明以来受禅宗影响，才逐渐开始讲究道统、静坐、法门等等，但直至今日尚未完成宗教化。姑且儒学是否有灵魂救赎、前世往生的功效，单说现在的教义距离先师孔子本来的思想何啻千里万里？
“第三，孔教可以存在。但不宜定为国教。就我本人来说，对于孔夫子是非常景仰的，愿意遵守并积极践行他在《论语》中提出的一系列为人处世准则，也乐意在他画像前鞠躬行礼以示崇敬。同时我也知道推行孔孟之道对于咱们抵抗外国文化侵略、塑造民族文化特性、凝聚国家文化向心力等具有重要作用。但是我却强烈反对把孔子定为国教，这不仅仅是妨碍信仰自由的问题。而且还会造成蒙藏新等边疆地区剧烈动荡！”
杨度点点头道：“日本之所以能定国家神道为国教，不仅因为神道教在全国各地拥有强大影响力，还在于他们国家民族结构相对单一、军队训练有素、民众对于天皇非常崇拜，故而不用担心有人趁机作乱。可咱们呢？民族成分复杂，地方割据依旧，革命党、北洋余部心怀鬼胎蠢蠢欲动。西藏、新疆各地反叛此起彼伏，外蒙已经处于半独立状态，日本又虎视眈眈。眼下平息纠纷尚且不暇，岂能自己挑起矛盾惹火烧身？”
汤寿潜却大不以为然：“皙子这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纵览《二十四史》就能明白，推行儒教可以有效化解民族矛盾、消除军阀割据，虽然短时间或许有些动荡。但却是以小损而换大益、先有损而后受益！”
杨度反唇相讥道：“诚然史书中记载了很多以儒学教化天下、怀柔外夷的事例，可是古今国家实力悬殊，岂能放在一起相比？那时候我中华是天朝上国，信义著于四海，边荒蛮夷心怀景仰，对于中华文化闻风拜服，自然乐意接受儒学。而现在呢？自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以来。我中华先后被英、法、俄、日、德等国蹂躏，赔款钜万，割地无数，外藩琉球、朝鲜、安南等地也被强占，边疆各省都心存观望。国家颓败如斯，儒学斯文扫地，还想用它来化育四方？蛰翁未免太过相信史书了吧！”
孙元起说道：“皙子有一点说到了点子上，那就是文化传播终究要以强大的国力作为保障。只有咱们国家强盛起来，儒学才能流播四海，各地民众翕然来学。若是咱们国家四分五裂或者覆亡。只怕儒学也会变成历史陈迹！所以咱们现在的首要任务还是内平割据、外抗列强，维持国家完整稳定。我还是那句话，国家可以适当支持儒学发展，但绝不会把孔教定为国教！”
在接下的两个月里，孙元起会在处理完政务之后突然奔赴某地进行所谓的走访调研。北至塞上的外蒙陆军第一师、驻扎在口外的第四十七混成旅及蔡成勋的中央陆军第一师，南至湖南长沙拜访湘督谭延辏В剿毡焙Ｖ菔硬旌翟智榭觯鞯嚼贾萦敫识匠套右⑶喽叫焓黠！⑿露窖钤鲂碌然嵛钌桃樽榻ㄍ饷陕骄诙Ρ副呤乱恕Ｖ劣谔鼙叩奈靼病⒀影病⑵窖舻鹊馗浅＠闯Ｍ�
总体来说，看到内阁总理突然大驾光临，除了年青士兵们能在惊愕拘谨之余很快放开顾忌畅所欲言外，无论是师旅长还是府道州县都战战兢兢，生怕出现什么纰漏，随时被总理身边膀大腰圆的警卫拖出去狗头铡伺候。甚至湘督谭延辏А⑿露窖钤鲂铝饺硕疾焕猓ǹ炙镌鹗乔鬃猿雒媲胨侨ゲ渭雍杳叛纭Ｈ欢嗍焙颍镌鸹故呛脱赵蒙赜敫鞯毓僭苯惶负眩呐掠惺裁创砦笠彩堑愕轿梗晃焉酢Ｖ挥猩偈裘阎奶肮俣癜裕镌鸩挪患俅巧侠鞒庠穑嵩蛎庵懊钡匮纤嗖榘欤卦虼厝ソ桓端痉ú恐苯哟怼�
尽管各地官员最初对孙元起的突然袭击感到不知所措，心中反感厌烦可以想见，但随即发现孙元起视察是以奖励为主，随时可能给予各种优惠，比如对苏北旱灾增拨40万银元，迅速缓解了灾民的缺粮问题；蠲免延安府所属各府县两年田赋钱粮，用于各地植树种草防风固沙。大家心中转而又多了几分期待。尤其是经过中华广播的宣传后，全国民众反响异常强烈，很多府县的士绅居然联名给内阁发电，请求孙百熙亲临指导。
就在孙元起频繁四处走访的同时，甘、陕、晋、川、鄂、湘等六省十余万兵力已经陆续开赴徐州、兖州、归德一带准备进行军事演习，刘明昭、蒋百里、陈宧以及留学德国柏林军事学院归来的杨杰等人组成的司令部也从太原移师到山东济南，一方面方面搜罗山东地面的各种情报，一方面也可以就近观看各部演习情况。他们这一走，顿时使得太原府衙冷清许多。
就在孙元起筹划什么时候也搬回北京的时候，门房突然来报：“北洋王聘卿、曹仲珊来访！”
在穿越之前孙元起根本不知道王士珍是何方神圣，但在穿越之后，尤其是在稀里糊涂踏进政坛之后，却对王士珍的大名如雷贯耳：在清末政坛能不知道北洋系么？知道北洋系，能不知道那条声名遐迩的“北洋之龙”么？而且在清末很长一段时间里，王士珍比孙元起更位高权重。
光绪三十一年（1905），孙元起在叔祖父孙家鼐的操作下刚刚署理湖北省提学使，而此时王士珍已经是北洋第六镇统制（类似于民国初年的师长）。
光绪三十二年孙元起还在提学使位置上苦苦煎熬的时候，人家王士珍已经是陆军部右侍郎。
等到光绪三十三年孙元起终于回到中枢担任学部左侍郎，王士珍已经以陆军部右侍郎衔外放江北提督，是堂堂正正的从一品大员。
不过王士珍很快就走了霉运，先是其生母去世，回家治丧三个月；不久光绪帝、西太后先后驾崩，袁世凯被勒令回原籍养病，王士珍也只好请假回家陪着袁世凯钓鱼。等到袁世凯东山再起出来组阁的时候，孙元起已经与王士珍并列为内阁大臣了。再过两三年，孙元起已经蹦到内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