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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日本对于中国领土的觊觎，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区别只在于它们有没有能力动手、敢不敢动手而已。之前它们还顾忌俄、英、美等国的施压，不敢太过放肆，一旦这些列强把注意力转移到欧洲。日本必然趁机跳出来扩大地盘。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咱们不事先做好万全准备，到时候吃亏的还是咱们自己！”
蒋百里补充道：“日本之所以对中国领土觊觎不已，关键是想以战争红利维持国内经济快速发展，提升军备实力，然后以军备实力再次掠夺战争红利，进而形成良性循环。可以这么说，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能取得成功、能有今天这般富强，十之七八依赖于侵略所得战争红利。但随着日本国内工业实力的日渐增强，它对于战争红利需求也越来越高，胃口也越来越大。
“前清同治十三年（1874）入侵台湾。迫使清政府签订《北京专条》，承认琉球为日本保护国，并赔偿日本兵费50万两白银。仅此些许赔偿，便让日本人惊喜若狂，足以让他们享用十多二十年。等到光绪二十年（1894）。日本所欠欧美列强的外债达到惊人数目，在凭自身能力很难偿还的情况，它们悍然发动甲午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除了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与辽东半岛外，赔偿金额也猛增到2亿两白银！
“之后日本的侵略行为更是愈演愈烈，庚子国变期间它参与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在中国烧杀淫掠，之后又迫使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赔偿海关银三千余万两；甲辰日俄战争期间，日军再度占领旅顺、奉天等地，迫使清政府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获得在我国东北南部的特权；趁着清末国势颓败、忙于内政，它们又在宣统二年（1910）与傀儡的大韩帝国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朝鲜半岛。
“从这些事件可以看出，日本索要的标的越来越高，中间间隔的时间也越来越短。从吞并朝鲜距今也有三年时间了，是时候再次张开血盆大口了。一旦欧洲有事，它们绝不会放过这等天赐良机！”
梁启超愤懑地斥责道：“日本不过东瀛弹丸小国，它们如此鲸吞不已，就不怕变成蝜蝂之虫么？”
第四四八章倭儿休想肆鲸吞
蝜蝂得名于柳宗元所撰写的《蝜蝂传》。根据柳宗元的描述，蝜蝂这种小昆虫最喜欢背东西，在爬行时遇到东西就放到自己背上，自己被压得爬不动也不放弃，直到被活活压死为止。
蒋百里摇头道：“日本会不会变成蝜蝂之虫，学生难以断言。不过日本如果不迷途知返改弦更张的话，它必将成为中国的头号劲敌！”
孙元起也道：“我与百里的判断大致相同。所谓‘长痛不如短痛’，与其让它日日蚕食我国领土，不断汲取战争红利，提升军备实力，将来成为咱们的心腹大患，不如现在集中全国力量，彻底打断它脊梁骨，让它不敢再觊觎染指！”
梁启超道：“毕其功于一役？这倒是个好主意。只是我国积贫积弱，军队战力参差不齐，尤其海军更是虚弱不堪，加上各省又各自为政号令不一，真要与日本全面开战，恐怕是胜少败多。”
孙元起道：“任公说‘胜少败多’，此言甚是。自从道光鸦片战争以来，见识过欧美列强的坚船利炮，全国上下便畏洋如虎。甲午中日大战，装备精良的北洋水师被日军打得全军覆没，这个昔日不放在眼里的弹丸小国也一跃成为咱们畏惧的对象。而且在此之后，日本国势蒸蒸日上，而我国则日渐颓败，如果现在开战确实是‘胜少败多’！
“难道因为胜少败多，咱们就能忍受日本的盘剥欺凌？诚然我军兵员、训练乃至装备都不及日军，但若是连与日军一战的勇气都没有，又怎么可能会有取胜的机会？假如日军来犯，咱们畏惧战败而不敢开战。岂非只有引颈待戮？虽然眼下战胜的几率不大，但并不等于没有，关键就在于我们能否把握住那一线胜机。这也是劳烦百里引领全军进行研究和准备的意义所在！”
蒋百里突然问道：“若依百熙总理之见，如果近期中日开战的话，咱们国家胜算几何？”
孙元起微微叹息道：“在我看来。中日之战的胜负关键其实不在于战场鏖斗本身，而是取决于袁大总统的态度。如果他能与孙某携手同心一致对外，胜算应该在七成以上；若是他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坐观成败的话，胜算只有四成；要是他极力反对处处阻挠的话，那么胜算只有不到一成！”
旋即孙元起话锋一转：“当然。无论袁大总统是否赞成，只要日本胆敢侵犯我国，孙某还位居总理之职，我必领兵与之一战。战胜战败姑且不论，至少要让日本人知道咱们中国人还是有骨气的，以后断不敢发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嚣张言论！”
蒋百里也慷慨答道：“既然百熙总理有如此豪情。方震又岂能袖手旁观？如果百熙总理不弃，方震愿领四川陆军军官学校副校长之职，协助搭建军事科学研究院，专门研究对日作战问题，为内阁、海军以及西部各省陆军拾遗补缺。”
梁启超此时说道：“百熙，只怕袁项城他不同意的话，对日宣战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虽然根据去年颁布的《国务院官制》。宣战、媾和事项需要通过国务会议，但国家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等权力向来归大总统所有，由大总统提交国会审议，国务总理不过是副署而已。若是袁项城不同意，难道百熙你要反客为主？”
蒋百里却道：“袁项城虽然身居总统之位，独柄军事大权，但无论从军事、经济还是政治上的影响力来说，百熙总理都与袁项城难分轩轾；而且百熙总理在参众两院的影响力非同一般，足以掣肘袁项城。若是日本进犯我国，袁项城真不同意宣战的话。那时候全国上下民意汹汹，袁项城未必能独善其身！”
梁启超低声说道：“百熙、百里，你们听说过‘公民党’的名讳么？”
孙元起、蒋百里一齐摇头。
梁启超道：“今天早些时候，大总统府秘书长梁燕孙（梁士诒）曾轻车过访，邀请在下加入他新组建的公民党。按照他的描述。在经历此次南伐之役后，国民党激进派已经凋零殆尽，留在国会的国民党稳健派一则畏惧于袁项城的毒辣手段，二则见新中国党处于优势地位，已经开始组阁，便有心捐弃前嫌，与新中国党相互提携。袁项城见国民党稳健派与新中国党有合流迹象，担心局势不利于己，就命梁燕孙出面组织新政党，准备在国会中一决高下。
“受命之后，梁燕孙便纠合潜社、集益社等小政党组成公民党，主要成员包括参众两院议员李庆芳、梅光远、权量、陆梦熊等人。他们的意图很简单，在短期内就是收买足够的两院议员，尽快选举袁项城为正式大总统；而长远目标就是占领国会多数席位，变国会为袁项城之鹰犬。因为梁燕孙与在下既是同乡（都是广东人），又是同学（都在佛山书院就读），还是同年（都是光绪十五年广东乡试举人），所以这次才屈驾相召。”
孙元起笑道：“外间可一直传闻这位梁燕孙是任公你的弟弟！”
梁启超摆摆手道：“我和梁燕孙虽是同乡同姓，不过却并非出自同一宗族。即便上溯五百年算是同谱兄弟，燕孙生于同治己巳（1869），我生于同治癸酉（1873），也应该他是兄、我是弟。所谓兄弟之说，不过是当年恶意中伤者捏造之言，谣言流布之后竟然人人笃信，乃至积毁销骨，真令人不禁有众口铄金之叹！”
蒋百里解释道：“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政府首开经济特科，传闻梁燕孙首场被点为一等第一，很快就有佞人对西太后谮言，称梁燕孙为任公之弟。虽然辟谣很容易，但西太后对梁燕孙的印象已经大坏，而且他与任公同姓（同姓‘梁’）、与长素先生同名（康有为本名康祖诒，与梁士诒最后一个字相同），是‘梁头康尾’，又都是广东人，难逃乱党嫌疑，心中大为光火，便取消了梁燕孙的名次。所以任公有‘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之叹。”
孙元起道：“在下虽与燕孙秘书长并无太多交往，但这两年他在大总统府、孙某在国务院，免不了时常要打交道。这位秘书长智计过人，深得大总统信任，尤其是在交通系统更是影响深远，素有‘梁财神’之美誉。由他来支持成立新政党，倒是人尽其才！”
梁启超道：“据燕孙兄的意思，他们公民党要在参众两院特设‘国会议员会’，专门拉拢议员入会，为推举袁项城为正式大总统而奔走呼号。但凡加入该党的议员，每个月发给200元的津贴以资奖励。百熙莫要小觑！”
孙元起点头道：“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燕孙秘书长能开出如此价码，国会议员必定趋之若鹜，公民党将不日成为国会中的生力军，孙某又岂敢轻视！只是不知任公对此事怎么看？”
梁启超有些不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梁某然不能事事做到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却也有几分傲骨，岂能为每月数百元出卖自己的人格？所以在下断然拒绝了梁燕孙的邀请！而且当下最紧要的任务不是选出大总统，而是首先制定宪法。倘若宪法未定，而先选出总统，本末倒置，岂非为舆论所不容，且为外国所耻笑？”
民国正式国会自1913年4月召开，为何一直拖延到10月迟迟没有选出大总统，其根源就在于“总统选举”与“宪法制定”孰先孰后的问题。在国民党看来，革命的根本目标就是建立民主共和国，所以强烈要求制定一部较为完备的宪法取代已经稍显过时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借以约束日渐膨胀的袁世凯的政治野心，以便把中国政局纳入民主政治的正轨，故而他们把制定宪法看得比选举大总统更为重要。在他们观念里，正式大总统的选举、性质、地位、权限都根基于宪法，先制宪后选举总统是无可逾越的！
与之针锋相对的是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等议员，他们竭力主张先选举总统、后制定宪法。他们所持的理由同样冠冕堂皇：宪法制定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的，而总统选举却可以一日而定。国家一日没有选举出正式总统，则全国秩序一日难以维持、外国列强一日不予承认，难免遭受瓜分之祸！再者说，既然明知将来要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何不先选出总统以遂其愿呢？
作为国会中数一数二大党的新中国党在“总统选举”、“宪法制定”孰先孰后问题上却态度暧昧，既赞成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同时也赞成尽快制定适合当下国情的宪法，这进一步导致国会在过去半年时间里处于僵持状态。
但现在国民党已经破败，公民党眼看着就要异军突起，新中国党必须尽快旗帜鲜明地拿出态度才能掌控局面，无论是国会的多数席位，还是攻略福建的先手。
第四四九章横拖长袖招人别
当然，表态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要知道袁世凯最看重的就是大总统之位，最不能容忍的则是有人挑战他的权威。而现在要求先制订限制总统权力的宪法、再选举总统，相当于同时触犯他的两大忌讳，其危险程度不亚于捋虎须、批龙鳞。
当初新中国党之所以能迅速壮大，关键一点就在于他在北洋系与国民党之间取折中态度，不激不厉，志气和平。现今要是如此公开表态，等于是当面锣对面鼓地与袁世凯叫板！
孙元起转念一想，又觉得“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自己要做总理，以后与袁世凯这个大总统之间的正面冲突必然不少，反正将来也要开罪与他，现在表表态又有何妨？
虽然在针对国民党“二次革命”的南伐之役中，孙元起和袁世凯心照不宣，一个取江苏、安徽、江西，一个取湖南、广东，最后两家都皆大欢喜，看上去是合作愉快亲密无间。其实双方在私底下的交锋也是刀光剑影，比如袁世凯收买龙济光的济军东下广州、孙元起委派蒋志清的海军攻略苏北等。可以想见，以后双方明里暗里的争端会只多不少！
以前遇到重大决策，前有国民党遮风避雨，后有北洋系挡枪背锅，新中国党可以含糊其辞左右逢源。现在国民党已经大厦将倾，北洋系开始步步紧逼，新中国党作为中国政坛唯一能与北洋系对抗的力量，还能再继续模棱两可么？尤其是宪法制定，更关乎孙元起这个总理的职权大小！
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南京临时政府采取的是总统制，即由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总揽一切政务。对临时参议院负责。待到南北议成，政府北迁，在同盟会主导下临时参议院急匆匆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瞬间变总统制为责任内阁制，目的是限制袁世凯这个大总统的权力。袁世凯当时为尽快登上大总统宝座。对此也就捏着鼻子认了。
但随着时间迁移，袁世凯越来越觉得《临时约法》对于自己的束缚，感觉手中权力根本不够自己施展才华，迫切需要制订一部新宪法来取代《临时约法》。与此同时，国民党也大声疾呼要求制订一部适合时代潮流的新宪法。双方对宪法的制订都十分重视，认为宪法是国家的基础。一字之出入，或关系于国本之安危；一语之增减，或关系于民主之消长。但双发在由谁制订、如何制订、何时制订、内容如何修订等具体细节上却发生了巨大冲突。
比如由谁制订的问题。国民党要求由参众两院选举出专门委员会，参照国外已有宪法，拟定草案后交由国会审阅、修改通过。袁世凯对此则大表反对，他的理由也冠冕堂皇：国内适合起草宪法的学者未必都在国会之中。既然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就应该慎重其事，不可草率。最好是在大总统府内设立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从全国范围内遴选宪法学者专门从事草撰工作，等正式拟定后再交由国会审读表决不迟。
再比如何时制订的问题，这也是眼下国会争论最焦点的问题。袁世凯等人之所以要把宪法制订拖延到总统选举之后，其要害就在于那时候可以利用总统威权对宪法内容进行随心所欲的修改。而国会再无掣肘之处。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