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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投意合、你侬我侬的大好局面下，不少人都缴械投降或改弦更张。比如像黄兴。本来在北上之前，他对袁世凯极为抵触排斥。结果到北京和袁世凯见面之后，不知是被灌了迷魂汤还是被喂了蒙汗药，态度竟然发生一百八十度大转变，数次对媒体表示：“黄某此次来京，亲见大总统为国家宣劳之苦心及一切规划，尤为感佩！凡我中华民国之人民，无论在政界、在社会，皆应出真实爱国心。以赞助大总统建设之伟业。”简直是被迷得神魂颠倒，比孙中山所中的毒还深！
孙元起作为后来人、旁观者，知道历史的大致走向，故而还能保持基本清醒，依旧对袁世凯提高警惕。至于其他人能保持几分理智，那就很难说了。所以他在会议间隙，经常会偷眼打量会场中各人的神态和微表情。想看看他们心底的真实想法。
这一观察，真还让孙元起收获颇多。
记得9月中旬的一次会谈中，孙中山突然兴致勃发，开始大谈他的铁路梦想：他准备先修三大铁路干线，一条由广州出发，经广西、云南、四川。通入西藏，绕至天山之南；一条由长江入海口出发，经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甘肃以至新疆伊犁；一条由秦皇岛出发，绕辽东折入蒙古，直穿外蒙。以达乌梁海。资本定为六十亿元，里程计划为二十万里。期限十年。筹款方法是借款修路，允许外人承办，但限期若干年收归国有，条件不能有碍中国的主权。
孙元起边听边有些忍俊不禁：能提出这样设想的人该有多天真啊！据自己所知，西藏在整个二十世纪是一直不通铁路的，除了资金短缺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技术方面困难，比如多年冻土、高原缺氧、天气恶劣等。就凭二十世纪初的科技水准，估计集合全世界最优秀的科学家、工程师，都难以修通横贯西藏的铁路，何况根本就不可能汇集那么多优秀的人才？
放开技术放方面的难题不讲，且说修路的资本问题。六十亿元是什么概念？1911年中国的财政收入是白银3亿两，折合成银元有5亿多元；同期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美国的财政收入是7。02亿美元，约合银元也就14亿多；而老牌列强大英帝国财政收入是1。04亿英镑，约合银元不到10亿。也就是说，孙中山准备在十年之内借用美国的四年全部岁入，或者是英国的六年全部岁入！这可能么？
然而孙中山目光坚定，态度诚恳，神态自若，看上去信心十足。眼光掠过袁世凯，只见他嘴角一侧微微上翘，眼角的鱼尾纹更加明显，眼睛里不时浮现几分讥讽的神情。但孙中山话音刚落，他却马上鼓掌欢呼道：“好！中山先生在十年内修筑二十万里铁路，克强先生建立十万家大企业，宋卿培养五十万国家文职人员，百熙建立三十万所各类学堂，袁某愿在此期间训练一百万精兵。我们同心协力，何愁中华不兴？”
“大总统万岁！”孙中山也跟着欢呼道。
看来作为成功的政治家或革命家，首先必须得是一名善于言辞、表情丰富而又动作自然的优秀演员，有时候不仅要骗得大家相信，甚至连自己也要深陷其中。
孙元起观察最多的人，还是和自己同属跑龙套角色的黎元洪，毕竟自己抢了他半个湖北，还摆了他一道，自然要知己知彼。这位“首义都督”长得胖乎乎的，一脸圆脸尽是敦憨之色，看上去确实像是位忠厚长者。每次袁世凯征询他的意见，答案都是“好好好”、“是是是”，其他时候则像锯了嘴的葫芦，一言不发。怪不得被人称为“黎菩萨”。
如果你要真的以为他是好好先生，那就大错特错了。虽然他嘴上不说，但孙元起从他的细微表情和小动作可以看出，他对所有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只不过没有表现出来罢了。当然，他现在只是个无权无势的副总统，也不敢胡乱表现。但黎元洪越是隐忍，孙元起越是对他提高防备，因为能够这样隐忍的一般都是狠角色，何况这个老胖子还是两任大总统、三任副总统的牛人呢？
真因为孙中山滔滔不绝、黄克强神魂颠倒、袁世凯刻意逢迎、黎元洪皮里阳秋、孙元起冷眼旁观，所以眼下“你好我好大家伙”的团结局面一直得以维持和延续。
不过孙中山北上，并不只是为了在大总统府过过嘴瘾，忽悠忽悠袁世凯，他此行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出席同盟会的改组大会。
同盟会之所以要改组，有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时代因素，也是当时客观历史条件下的必然趋势。但无论怎么说，都离不开一个关键人物的推动：宋教仁。
宋教仁在政治上可谓天纵奇才，他的辉煌经历还得从结识黄兴说起。宋教仁二十一岁时在武昌普通中学堂学习，课余时间喜欢讨论革命，机缘凑巧结识了黄兴。因为革命志趣相同，两人很快成为至交好友。光绪三十年（1904），两人在长沙成立华兴会，黄兴任会长，宋教仁任副会长。
随后宋教仁来到日本，联合多家革命团体成立了同盟会，他在会内担任司法部检事长，还曾代理同盟会庶务，主持同盟会日常工作，成为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可谓一时风云人物。但他也仅限于是风云人物，因为人们提及革命党的时候只会提及孙、黄二人。至于宋教仁，不过是其中一员干将，影响力甚至不及直呼光绪名讳的章炳麟、刺杀慈禧太后的陶成章、满清翰林出身的蔡元培等人。这也是宋教仁苦恼之处。
很快武昌起义爆发，这是主要由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主导的起义，同盟会只是一个边缘化的角色，而且这场起义造就了黎元洪、孙武、吴兆麟等一批元勋，让孙中山、黄兴等人倍感压力，遑论宋教仁之辈！故而同盟会不得不抢先成立民国临时政府。
在临时政府中，宋教仁作为湖南参议员，在修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时极力主张采用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制，别人由此窥见宋教仁的野心，知道他想做内阁总理。同盟会元老、立宪派领袖以及清政府反正官员都大为不忿：你宋教仁算老几？也配做总理？结果不仅临时参议院通过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不设总理，甚至孙中山提名宋教仁担任内务总长也未获参议院通过。
好在不久南北议和达成，民国政府北迁，宋教仁终于可以在内阁中露脸，但也只是排名靠后的农林总长。而且在地方上，有北洋系、湖北系、川陕系等名目的地方豪强；在内阁中，赵秉钧、孙元起、张謇等名声也都远在自己之上，自己要当总理似乎遥遥无期。恰值此时，以民族主义为号召的同盟会因为革命成功、目的达到而面临分崩离析的局面。
革命成功后，对于同盟会未来走向，孙中山、黄兴等人都没有个明确规划，甚至不少人认为解散也无不可，宋教仁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在他看来，孙中山、黄兴等人都是功成名就，甚至可以相约放弃参加总统竞选，担保袁世凯必然当选，当选后十年不换总统。而自己呢？一旦失去同盟会这个凭仗，还有什么资本和赵秉钧、孙元起、张謇等去拼斗？
所以同盟会不能倒！不仅不能倒，还要争取成为国会第一大党！
第三七八章我是西州熟魏三
可眼下的事实却是，自北迁之后同盟会就已经失去对临时参议院的控制，沦落为和新中国党抢夺第二大党的配角；而且临时参议院的席位已经被瓜分殆尽，很难找到同盟会扩编的空间。
怎么办？
这个问题自然难不倒宋教仁。他马上就想到了解决办法：联合其他政治力量，尤其是在参议院中占有相当席位的统一共和党。而且与其他政党联合，还可以降低那些同盟会元老对党派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增强自己的实力与地位。
可同盟会的那些元老哪个不是人老成精、奸猾似鬼？一眼就看穿了宋教仁“掺沙子”的伎俩，对于改组强烈反对。他们的理由是，同盟会系革命同志数十年留学所成，如今应当以生命维护这一伟大的名号，让它与民国共享荣光，怎么能随便改组呢？大多数普通会员也认为“同盟会”三个字是老字号、金招牌，不应当随便改组。
宋教仁对此予以严词驳斥，认为眼下同盟会流品猥杂、泥沙俱下，内部意见分歧、思想混乱，导致整个党派四分五裂、涣散无力，在临时参议院中影响力甚至不及新成立的共和党、新中国党，其根源就在于同盟会组织庞杂、思想陈旧、革命目标模糊。为淘汰流品、融合新旧，重新振作，并力争在国会大选中获胜，同盟会就必须要改组，而且要尽快改组！
同盟会的元老则反唇相讥，同盟会之前又不是没有改组过。结果怎么样呢？结果越改越乱，越改越差。所谓“流品猥杂。泥沙俱下”、“意见分歧，思想混乱”、“四分五裂，涣散无力”等弊端，其实都是彼时改组所造成的。谁知道这次改组会不会雪上加霜？在结果不可预知的情况下，最好“一动不如一静”！
元老的意见也不是没有道理。事实上，在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时，同盟会确实已经改组过一回，当时改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由地下转为公开，二是由革命团体变为政党。改组后的同盟会《总章》规定，只要是具有一定知识的成年中国人，赞同同盟会宗旨，由两名会员介绍，经过评议部认可，就可以成为同盟会会员。
那时候革命刚刚取得成功。同盟会员内则是临时政府的总长、次长，外则是各省都督、司长，可谓声势烜赫。热心革命的自然蜂拥参加，趋炎附势、投机倒把的人也想捷足先登，加上入会条件如此宽松，很快会员人数就突破了十万大关。在会员人数骤增的情况下。难免会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就像《阿Q正传》里的赵秀才，用四块洋钱便换到了“柿油党的顶子”。
见大多数会员反对，宋教仁并没有退缩。他一方面宣称改组后的同盟会与之前所持的态度、手段并无二致，牺牲的进取的精神将会一以贯之，不会更改；一方面到处演讲积极游说。争取获得更多支持。尽管宋教仁苦口婆心舌灿莲花，依然有很多人不买宋教仁的账。对改组的认可也仅仅局限于宋教仁所在的同盟会北京本部。而且从整个过程来看，也是宋教仁推动北京本部对改组的认可，北京本部代表整个同盟会表示赞同。
孙中山、黄兴二人作为同盟会的领袖人物，似乎打定功成身退的念头，在此过程中一直没有明确表态，完全置身事外，所有的改组事务完全由宋教仁负责，包括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会等党派的谈判。故而外间有传言说宋教仁此举纯粹是效法宋江，意图架空孙中山、黄兴，然后甩开膀子单干。
在孙黄二人没有出面反对，而且一再表示不愿多过问党事的情况下，这种传言愈演愈烈，甚至部分同盟会会员也相信了。万般无奈之下，宋教仁只好邀请孙中山、黄兴出席改组大会，以此澄清事实，还自己一个清白。
孙中山对此倒没有拒绝，很爽快地答应了宋教仁的请求。在参加五巨头会议期间，专程拨冗参加了在湖广会馆举行的改组大会。这个大会酝酿已久，与会者达两千多人。孙中山在会上发表演讲道：“孙某浪迹海外数十年，所游历的国家不可胜计，然而不管政府是民主的或是君主的，政党总是存在的，而且政府的指导权也总是从这一党转移到另一党的。而我中国在革命以前，有专制而无法治，有臣仆而无国民，一切政务都是遵奉君主意志而行事，臣僚之间只有朋党，并无政党。如今革命成功，民国初建，中国才开始有了自己的政党！
“我同盟会成立于前清，因为彼时我国民受人奴役有如牛马，生活困苦不堪，故而孙某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之三民主义，汲汲于推翻与破坏事业。如今民国已经成立，民族、民权二主义大体实现，眼下要务在于巩固共和，实行民生主义。然而建设之事较破坏尤难，必须要联合所有赞同共和的人才共同奋斗，目标才能实现。
“所谓政党者，即国民立党所以巩固国家、代表人民者也。而今我们五党联合，共同为民生主义努力，正符合立党之本意。联合之后的新政党无论将来处于行政地位，还是处于监督地位，总要以利国利民、富国强民为前提。与其他政党之间若是存在政见、行为上的分歧，也要以是否有利于巩固共和、实行民生为出发点，不分敌我，只辨是非。如此，则我中华民国的富强昌盛指日可待！”
虽然改组大会上说是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等五党合并，其实随后“全国联合进行会”也加入其中，实际上算是“六党合并”。改组后的新党派取“共和之制，国民为国主体”之意，定名为国民党。
“国民党”这个名字对于国人并不陌生，一提到它，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想到孙中山、蒋介石所在的那个党派。其实“国民党”在民国初年是很时髦的政党名称，所以在新中国党成立之初，沈翔云才会提出定名“国民党”的建议。除了众所周知的那个国民党外，至少还有两个党派以此命名：第一个是由清末康有为、梁启超组织的帝国宪政会改头换面而成的“国民党”，于1912年2月27日在上海正式发起，同年5月并入共和党。
第二个是1912年5月共和建设讨论会、国民协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等党派在北京举行会议，准备合并成“国民党”，草拟的《章程》第一条就是“定党名为国民党”。但这个“国民党”还没有组成，即宣告流程，可谓是胎死腹中。
而我们熟知的那个国民党成立时间最晚，而且它的成立完全是北京同盟会本部（或者说是宋教仁）的自作主张，并未征求国内外广大同盟会会员的同意，很多老同盟会员在接到同盟会本部改名国民党的通告后甚至失声痛哭。不少同盟会支部对此次改组予以抵制，像广东的同盟会，直到1913年初才改名为国民党。
在这次会议上，众人选举孙中山为国民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