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尔雅》、《广雅疏证》、《汉书》、《文心雕龙》、《毛诗》、《文史通义》。受业弟子也多是一时俊杰，著名的有钱玄同、黄侃、沈兼士、周树人（鲁迅）、周作人、朱希祖、许寿裳、沈尹默、马裕藻、吴承仕、刘文典，以后都成为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教授学者。
这一日，章太炎正给弟子讲授文字音韵之学，门房来报：“先生，湘潭杨皙子前来拜访。”
章太炎微微皱眉，旋即说道：“让他进来听听吧。”
随后，杨度被领进屋里，在最后面的空位上落座，听章太炎讲课。总也有两三个小时，章太炎才结束本日的课程。学生们整理完笔墨纸砚，陆续散去，屋中只剩下章、杨二人。
不待杨度上前问安，章太炎先问道：“皙子，你觉得我刚才说的可有道理？”
杨度拱手答道：“适才听先生说，文字先有声音而后有字形，文字的创造和演变都与声音有莫大关系。这真是想前人之不敢想，言前人之未能言，而且鞭辟入里，诚为千古不刊之论，直令在下茅塞顿开！”
对于清代读书人来说，文字音韵这类的“小学”，就如同今天大学里的英语四六级，学不好，出门都不好意思和人打招呼。杨度本来就聪颖过人，再加上名师指导，尽管不是专门研究文字音韵的学者，也知道什么好什么坏。
章太炎满意地点点头：这确实是他的创论，能被人准确地发现并加以赞誉，如何能不开心呢？
这时他才招手把杨度唤至自己的身边，一边喝茶一边解释道：“近些年，中国衰惫极了，却总也找不到出路，于是有一种人总说中国人与西洋人相差甚远，所以自暴自弃，认为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要想崛起，就应该全面欧美化。因为他们不知道中国的长处，便觉得华夏旧土没有一丝可爱，爱国爱种之心也开始淡薄衰微。长此以往，亡国灭种就不远了。
“华夏旧土真没有可爱之处么？我想不是的。在曰本生活了三四年，我始终觉得只有中国的饮食、中国的语言、中国的风俗、中国的文化、中国的环境，才最适合中国人，即便是近邻的曰本也不能替代。只要我国国民意识到中国的长处，那么他们的爱国爱种之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这也是我在东京开办国学讲习会，宣讲国学的原因。因为古事古迹，都可以动人爱国的心思。”
杨度插话道：“经世大学在建校之初便设立国学院，想来是和先生出于同一目的。”
章太炎仰着脸，颇为傲然地说道：“当今在世之人，能让章某佩服的只有两个。虽然佩服，但并不赞同。他们都姓孙，其中一个便是孙百熙。”
“哦？”杨度有些好奇，“还望章先生赐教！”
章太炎也不拿乔：“孙百熙年纪轻轻，便学究天人，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誉，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据说他的理论非常深邃，全世界只有少数几位最聪明的科学家才能看懂，看懂之后都齐声赞誉；其他人则视如天书，不知所云，毁也无从毁，誉也无从誉。这是让章某最为佩服的。
“他编写的教材很多都被翻译到曰本，成为学校里的教科书。甲午以来，曰本普通民众是非常看不起中国人的。只有提到‘孙元起’这个名字，他们才一脸景仰，认为孙百熙非常了不起，在西方人的学问上打败了西方人，替亚洲人争了光。
“再者，孙百熙除了在职期间，利用公帑兴办不少学校外，还凭一己之力在大江南北兴办数十所大中小学。这些学校或是免费，或是只收很少的费用，让贫寒子弟有学可上、有书可读。天下有钱人那么多，比孙百熙有钱的也不在少数，谁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宁肯把钱挥霍在青楼、赌场，也不愿扔给穷人一个铜圆。如此大力兴学，怎能不让章某佩服？”
“那你为何又不赞同呢？”杨度问道。
章太炎道：“我最不赞同的是孙百熙对于时局的态度。他的态度就是没有态度，尽管可以看出他对时局不满，却不允许学生起来抗议请愿，只要求大家关起门来好好读书，认真做学问。国家都有亡了，读书做学问还有什么意义？
“他创办的大学美其名曰‘经世’，经世致用、经世致用，可他把‘经世’用在了哪里？是替满清鞑子续命，还是给满清鞑子培养奴才？孙百熙在国内外有巨大的影响力，他要是登高一呼，全国局势必然为之震动，何愁革命不成功？”
杨度听到这里，脸上虽然含笑不语，心中对章太炎的评价却调低了一级。
章太炎又道：“孙百熙对国学的态度，我也非常不赞同。所谓国学，乃是一国固有之学问，由无数典籍、无数哲人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酝酿而成的文化，里面浑浑沌沌、浩浩荡荡，有如江河湖海，澄之不清，淆之不浊。研究国学，应该先从小学和目录入手，泛览四部，等有了整体认识，再深入某一类；此类精通，则可以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最终领会国学的精髓。
“而孙百熙呢，则从里面舀一勺水出来，放在显微镜下仔细分析，把里面的东西一样一样挑出来研究，于是就有了文学史、文学理论、文献学、历史地理学、史学史、经济史、政治制度史……就好比有个美人，你把她皮肉筋骨血、心肝脾肺肾都分别掏出来研究，研究得再精熟又有什么用？她还是那个明媚照人、活蹦乱跳的女子么？”
章太炎对孙元起的批判，涉及到传统学问与现代学科之间的消耗性转换，别说杨度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世界上也没人能给出十全十美的解决方案。
章太炎接着说道：“在我看来，经世大学对国学的研究已经走入了歧途，不仅方法不对，取材也大有问题。他们视如珍宝的安阳甲骨、敦煌遗书都是些什么东西啊？
“安阳甲骨，显然是无良古董商人故意作伪，欺骗世人的！道理很简单：首先，历朝经史典籍都没有记载甲骨刻文的事情；其次，在甲骨上刻字容易作伪，最值得怀疑；第三，龟甲是速朽之物，不能长久，怎么可能埋在地下三千多年不腐烂？既然甲骨是假的，研究还有什么意义？
“至于敦煌遗书，我在曰本倒是见过几卷，确为两宋以前的遗物。但这些纸片都是当时人污损丢弃的无用之物，多半为佛经、道藏，没什么值得稀奇的。放着存世的煌煌巨著不研究，反而钻到故纸堆里，这不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吗？”
杨度怕他长篇大论，连忙打断：“如果在下没猜错的话，先生佩服却不赞同的另外一个人应该是孙中山吧？”
章太炎点点头：“不错！孙中山少有大志，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奔波海内外近二十年，数次为清廷所通缉捉拿，依然不改初衷。现在能有如此局面，半数为孙中山宣传、联络所致。如此大丈夫，章某自然佩服得紧！”
杨度问到：“那你不赞同他什么？”
章太炎喝了口茶，才慢慢说道：“首先，孙中山有些言过其实。当然，革命之初需要先行者大力鼓动，形势所迫，说些大话自然没有问题。现在革命已成星火燎原之势，同志之间应该坦诚相待，才能和衷共济万众一心，以期早日成功。如果还是大言炎炎，空发议论，却不相宜了。”
杨度点点头：不分场合乱放嘴炮，确实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所为。
“章某认为，优于私德者亦必优于公德，薄于私德者亦必薄于公德。革命者应当重然诺，轻死生；重节气，轻财色。没有道德之人，不配参与到革命中来。但孙中山在小节上也有很多可以商榷之处，比如公私财物不分、男女关系不检点等。这些虽然是小事、私德，却很影响同志之间的团结，乃至影响革命团体的声誉，怎么能知错不改呢？”章太炎说到这里有些愤愤然。
杨度对此大不以为然，所谓成大事者不拘小节，这些细节都是无关大局的。孙中山虽然萝莉控，这又怎么了？曹操、曹丕父子还是人妻控呢！汉高祖刘邦更是男女通吃。人家不是照样登基做皇帝？于是在脑海里给章太炎贴上三个大大的标签：名士！学者！文人！
这种人用来做招牌撑门面还行，指望他们造反成功，猴子早过火焰山了！
想到这里，杨度从怀里掏出支票夹，给章太炎写了张一万美金的支票递过去：“章先生，孙百熙很景仰你在国学方面的成就，知道革命即将成功，所以委托在下前来邀请，希望您以后有空一定到经世大学讲学，也好纠正经世大学在国学认识方面的诸多过错，免得谬种流传。”
章太炎倒没有意外：“孙百熙倒是够诚心的。七八年前经世大学刚成立的时候，他就写信邀请我到学校任教，只是当时我正和保皇派笔战，不想去死气沉沉的京师。没想到过了那么长时间，他居然一直没有忘了章某。呵呵，章某不是诸葛亮，不用三顾茅庐，这份邀请我记下了，等革命成功，章某一定会去经世大学拜访诸位高贤！”
杨度长吁一口气：只要把剩下的四万美金直接捐给孙中山，这趟行程就完满了。
在1910年初，尽管距离辛亥革命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在后世看来，已经是胜利在望。但对内外交困的同盟会来说，却仿佛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
从外部环境来说，清政府不甘心就此沉沦，在各种势力推动下开始了立宪进程。首先是1906年宣布实行预备立宪，在那之后又采取了很多改革措施，比如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制定九年筹备清单；1909年成立各省咨议局，选举议长等等，都让人以为朝廷开始励精图治。国内外很多华人也认为，清政府尚未完全，完全可以通过改革，使得中国向君主立宪转变。
这些都给同盟会带来很大的压力：如果清政府预备立宪获得成功，那同盟会的民主共和理想就再也无法实现了。而且这些年来同盟会会员发动的一系列武装起义，无一例外都以失败告终，再给损失大量革命精英的同时，也让革命士气大为低落，不少同盟会成员开始有些三心二意。受此鼓舞，一定消停下来的保皇派也甚嚣尘上，在报纸对革命派展开了激烈的攻击。
外部环境恶化，同盟会内部也不消停。以陶成章为首的原光复会系统成员，因为财务和人事问题，在同盟会内外散发攻击孙中山的言论，说孙中山贪污公款、不救济《民报》等等，先后发起两次“倒孙风潮”。这种攻击使革命派内部人心更加涣散。
很多华侨看到陶成章等人散发的传单后，也不再愿意捐款给同盟会，让同盟会的状况进一步恶化。杨度捐给孙中山的四万美金，不啻于久旱后的及时雨，给苦苦挣扎中的同盟会扎了一剂强心针。
但同盟会沉疴太深，一剂强心针显然不足以让它振作起来。在这万马齐喑的时刻，一位美男子毅然站了出来，自告奋勇要给同盟会下一服猛药：暗杀大清政要！
第二三二章此头须向国门悬
二三二、此头须向国门悬
不错，这位美男子就是鼎鼎大名的汪兆铭。
所谓美男子，可不单是生得一副好皮囊。说句实在话，谁在年轻时没帅过？没准儿蹬三轮板车的猥琐大叔、挤公交的秃顶中年人，十多二十岁时也是眉清目秀的好小伙。可是岁月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曾经拥有的美好，只留下衰老和丑陋。美男子则不然，他们除了姣好的容貌，还有优雅的气质和深厚的底蕴，岁月在他们身下留下的印记，只会为他们增添成熟的魅力。
汪兆铭便是这样的美男子。他21岁赴曰本留学，进入东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第2期学习，毕业后考入法政大学。在1905年7月曰本东京召开同盟会筹备成立会议时，汪兆铭是同盟会章程起草人之一。同盟会成立后，他又出任评议部评议长，同时担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要撰稿人。
这位帅哥笔头子非常厉害，理论功夫也非常扎实，在批驳满清和保皇党改良主张的同时，迅速丰富和完善了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成为同盟会中少有的理论家，很快获得孙中山的青睐。
虽然孙中山没有龙阳之好，但身边有位美男子总是件赏心悦目的事。所以在1907年之后，他便带着汪兆铭来往于新加坡、吉隆坡、苏门答腊等地，进行革命宣传，鼓动华侨捐款，协助发起武装起义。
可到了1909年底，形势急转直下。在南洋华侨中，似乎君主立宪那一套更有市场，同盟会捐款随之锐减，在国内发动的一系列起义也先后以失败告终。汪兆铭骨子里是个悲观主义者，因为看不到革命成功的希望，情绪日渐消沉。
此时的汪兆铭还没有沦落为汉奸，而是位志行高洁的革命青年，苦思良久之后，决定以一死来激励革命。他想到的招数就是到北京暗杀满清重臣，振奋天下人心。暗杀虽然简单、粗暴，但不可否认，它确实非常有效。所以汪兆铭不顾孙中山和黄兴的劝阻，组织了一个暗杀团队，陆续来到北京，准备干一番大事业。
暗杀小组有七个人，汪兆铭、黄复生、黎仲实、喻培伦、胥醒、方君英、陈璧君，其中汪兆铭是领导者。尽管是热血青年，但脑袋还没有被热血烧糊涂。来到京城并不是立马动手，而是先开了一家照相馆作为掩护，展开暗杀前的调查工作。就这样，1910年初，在北京前门外开张了一家“守真照相馆”。清末的照相馆，就好比今天的私人会所、spa水疗馆、健身中心，是个非常时髦的玩意。开张营业以后，居然很快顾客盈门，生意非常红火。
生意只是捎带，暗杀才是照相馆的主营业务。他们受吴越成功刺杀经验的影响，首先把目标定为海军大臣载洵、军谘府大臣载涛。因为这两位爷刚好结束欧洲考察，要在前门火车站下车，而当年吴越正是在火车站暗杀得手的。
那个年代的火车站可没有严格的安检，汪兆铭和黄复生迅速携带炸弹，很轻松潜入了车站。一进车站，汪兆铭就觉得选对了地方：这里人流密集，人声喧腾，事前易于乘机接近目标，事后又可以混进人群安全撤退，最是适合刺杀。
这是汪兆铭等人第一次下手，也有可能是最后一次，难免有些紧张，心跳明显加速，手心开始出汗，再三检查炸弹的起爆装置，确保一击必�